宋真宗景德二年（1004）年，辽（契丹）萧太后及辽圣宗率兵二十万南下，直抵宋之澶（chán）州（今河南省濮阳市），宋真宗也亲临澶州作战。辽朝认为难胜北宋十万士气高昂的军队，宋真宗也有意用财帛换取和平，于是双方几经讨价还价，订立了“澶渊之盟”：宋辽约为兄弟之国，辽主称宋真宗为兄，宋真宗称辽主为弟，称萧太后为叔母；宋每年向辽缴纳“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双方沿边州县各守边界，不得侵犯。澶渊之盟是辽宋实力均衡情况下的相互妥协的产物。这一盟约结束了双方持续数十年的战争，使此后辽宋边境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两国关系进入了一种正常状态，经常互派使者往来。
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四月，欧阳修以右正言知制诰的身份，陪伴契丹贺生辰的使者于都亭驿，并宴请使者。这是欧阳修第一次和契丹使者交往。至和二年（1055），即十一年后，欧阳修以右谏议大夫充任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出使契丹，并“将持送仁宗御容（画像）”。此次出使本为给契丹国祝寿，谁知正在此时，契丹主病故，新主即位。于是欧阳修就由贺契丹国母生辰使改为贺登位国信使，于同年十二月到达契丹边界的松山。
时年四十九岁的欧阳修，前此虽遭诬陷，辗转多年任地方知州，但他早已以其道德、政事和文章成为名扬中外的人物，曾经知谏院、任起居舍人知制诰，翰林侍读学士、集贤殿修撰，此时又正得到仁宗信任，所以契丹主对欧阳修是另眼相看，给予非常的礼遇，每次赴宴，必派其贵臣陈留郡王宗愿、惕隐大王宗熙、北宰相萧知足，尚父中书令晋王萧孝友四人陪伴，并对欧阳修说：“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尔。”这几位可不简单：宗愿、宗熙是契丹皇叔；北宰相萧知足是契丹官位最高者，而晋王萧孝友则是太皇太后的弟弟。连契丹的送伴使耶律元宁都说：“自来不曾如此一并差近上亲贵大臣押宴（陪宴）。”别的使者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因欧阳修名气大，所以给予特殊礼遇，可见欧阳修不仅在北宋已享盛誉，而且为契丹君臣所钦服。
欧阳修出使契丹，可谓载誉而归。嘉祐元年（1056）二月回到京城，向朝廷进献“北使语录”（出使的谈话记录），汇报了工作。从此，欧阳修几乎成了接待契丹使者的专家。从嘉祐元年至治平二年（1066）十年间，史有明载的，欧阳修曾多次陪契丹贺正旦人使“御筵于都亭驿”，由此足见他受朝廷的信任和与契丹人往来之密切。
欧阳修不仅多次陪伴契丹使者，而且还多次帮助朝廷妥善处理与契丹的关系。如嘉祐二年，契丹主派使者到宋朝来，专为求宋仁宗的画像。契丹这一要求，仁宗早已答应，但此时有大臣“欲拒而不与”。欧阳修认为不妥，于是上《论契丹求御容札子》，力陈“为国谋事者，必先明信义，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势”，若自食其言以拒之，“甚非中国待夷狄之术”，此事虽小，但后果严重，“臣恐衅隙（两国关系裂痕）之端，自此而始。”因此事“上系国家利害”，故上书建议不可拒之，以免祸患而起。又如，据欧阳修儿子欧阳发等人口述：“契丹降人韩皋谟者，自言太叔（契丹主之叔父）使来（派使者来），言太叔谋取其国（发动政变），乞中国出兵为应。二府会议（在一起议论）其事，时有意主之者（有同意为其作外应者），将议从之。先公（欧阳修）争曰：中国待夷狄，宜以信义为本，奈何欲助其叛乱？使事不成，（契丹）得以为辞（以此为借口闹事）。主议者大笑，曰：迂儒，迂儒。公力争不已，遂止（未同意此事）。继而虏中太叔举事（叛乱）不成而死。”由于欧阳修的极谏力争，使宋朝免于卷进一场国际纠纷。足见欧阳修这个“迂儒”不但不迂腐，而且识大体、顾大局，洞悉事理。
欧阳修堪称一位契丹问题专家，为正确处理宋朝与契丹的关系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