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被贬永州，弃置如囚徒，然其文名却越来越大，前来向他请教的人也越来越多。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辞者，悉有法度可观。”可见，他在永州是一位弟子满门的人物，只要是经他指点过的士子，文章都写得像模像样。其实，柳宗元不只是在永州如此，早在长安时期，他已是名副其实的老师了。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惎（jì，启发，教导）之。”但柳子厚却一再表示“避师名”，即不要为师之名，这又是为什么呢？
元和八年（813），潭州刺史韦彪之子韦中立，经韩愈介绍，写信给柳宗元请求拜他为师。为此，柳宗元写下了他的名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阐述了自己对师道的看法。文章开头即谦称自己道、业不足，不敢为人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接着即以韩愈为例，猛烈抨击当时“不闻有师”的社会陋习：“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世风日下，士子耻于从师，世人以师为狂。柳宗元接着说，蜀犬吠日，越犬吠雪，少见多怪。“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乎？”我“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所以自己不愿干这种“独为（众）所不为”之事，而自己的态度是“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就是说，可行为师之实，不取为师之名，以免“衔怪于众目，以招闹取怒。”
这封信清楚地表明，柳宗元之所以力避师名，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不足为”：谦称自己“道不笃，业甚浅近……未见可师者”，故“不敢自谓有可师于人者耳”（《答严原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二是“惧而不为”，他在《师友箴》中已说过：“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在本文中又以韩愈的为师遭遇来强调这一点，再加上自己被贬黜的特殊处境，被攻击诬陷已经无所不至，独欠为师，如若再为人师，势必更加“招闹取怒”。关于这个问题，他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说得更明白：“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也，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还曾说：“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讲他不能像韩愈那样抗颜为师的理由，其实说“才能”不如韩愈，自然是谦辞，韩愈虽自视甚高，但在文墨之事方面，对柳宗元还是十分推崇的；说“勇敢”不如韩退之，倒是实话实说。韩愈锋芒毕露，敢为众人所不为，故能“到人所不到”“道人所不道”，而柳宗元虽然年轻时“勇于敢为”“率常屈其座人”，但政治上受挫后，惧罪内敛，做人相当低调。
那么柳宗元对为师的态度究竟如何呢？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取其实而去其名”。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实也。实不可一日忘……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足当也。内不足为，外不足当众口”，“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柳宗元在为师问题上所取之“实”，就是“言道”“讲古”“穷文辞”，他所忧虑的就是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修养还不够；他所要“去”的，就是为师之名。若有后学者来“言道讲古穷文辞”，他从未怒目而视，闭口不谈，而是谆谆教诲。
韩愈生性豪放，不避诛死，特立独行，又多次在太学任教授和校长，本身就是老师，故他抗颜为师，力倡师道；柳宗元由于特殊的遭遇和地位，行师之实而避师之名，这种但教弟子不为师的做法也应当说是相当明智的。韩柳在“为师”、反世俗方面本质上是大体相同的，但具体的表现方式有差异。韩柳齐名，又是挚友，但二人并不等同，韩愈是韩愈，柳宗元是柳宗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