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宣抚王庭凑，不辱使命而归，穆宗十分高兴，“欲大用之”（一说“且欲相之”），遂改任其为吏部侍郎。吏部为中央六部之首，掌管官吏铨选考课，即执掌人事大权。韩愈作为副部长，权势当然颇重。
当时的宰相李逢吉是个十分奸诈阴毒之人，虽和韩愈素有交往，但因韩愈在李逢吉和裴度的相位之争中显然站在裴度一边，亦被李逢吉忌恨。当时还有一位名人，即写《悯农》二首的李绅。李绅当时社会声望很高，“旦夕且相（将做宰相）”，这个人更直接威胁到李逢吉的相位。于是他便利用职权对韩、李进行了一次别有用心的任命，使二人跌入他所设的政治圈套。
据《新唐书》韩愈传云：“时宰相李逢吉恶李绅，欲逐之，遂以愈为京兆尹（长安市市长）兼御史大夫，特诏不台参，而除绅为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一把手，而御史大夫是御史台的二把手，按惯例，御史大夫应按时去参见御史中丞，称“台参”（亦称“台谒”），并且，如京兆尹和御史中丞相遇，理应“避道”（让路）。由于韩愈是由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没有升官，受了点委屈，作为补偿：唐穆宗专为发布诏令：“敕曰：朕屈韩愈公为尹，宜令无参御史，不得为故常（常例），兼御史大夫用优之。”就是说，韩愈当京兆尹，另在御史台兼任御史大夫，故韩愈可以不参拜御史中丞李绅。穆宗以为这样可以平衡各种矛盾，而不明白这样会引起什么样的麻烦，可这正是李逢吉的阴险用心所在。结果，韩愈不去参谒李绅，李绅不高兴；在街上相遇，韩愈不让路，更让李绅恼火。本来，李绅考进士，是由韩愈向陆傪推荐的十人之一，应是有恩于他的。但后来二人关系不那么和谐，现在狭路相逢，李绅认为韩愈不守规矩，冒犯了他的权威，于是上书弹劾韩愈，而韩愈也不示弱，拿出皇帝的诏令替自己解脱。李绅为了给韩愈难堪，故意把本应在御史台受杖责（小杖）的犯人移送到京兆府处理（受大杖责罚），而韩愈则借口京兆府地方小，不予受理，甚至“脱囚械纵去”（将犯人释放），有意和御史台闹对立。李绅对此也无可奈何。李绅有权，韩愈有特权，二人互相争持，各不相让。由于二人“文刺纷然”，惊扰了朝野，也影响了公务，而这一结果正是李逢吉所需要的，于是遂以“台（御史台）、府（京兆府）不协（不协调）”为由两改其官：让韩愈再为兵部侍郎，而将李绅逐出了京城，任命为江西观察使。这一任命，韩愈和李绅均不认可，到穆宗面前申诉，最后，穆宗决定：任命李绅为兵部侍郎，韩愈再为吏部侍郎，而这两次任命之间隔了六天。由李逢吉设计并直接导演的“台参”闹剧亦随之收场。
韩愈被李逢吉算计，中了圈套，卷入了一场政治风波。韩愈一生，宦海浮沉，多次卷入政治斗争漩涡，这是最后一次，因穆宗去世，韩愈因病罢去吏部侍郎之职，结束了自己的仕宦生涯。
韩愈出任京兆尹，从长庆三年（823）的六月到十月共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但他长安市长还是做得有声有色。据李翱《韩吏部行状》云：“改京兆尹，六军将士皆不敢犯，私相告曰：是（这人）尚欲烧佛骨者，安可忤！故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涨）。”韩愈连佛骨都敢烧，他还怕什么？谁还敢惹他？连皇帝的御用军人都不敢惹他，盗贼们当然也销声匿迹了。遇到旱灾，商人们也慑于韩愈的威望，不敢肆意哄抬粮价。物价稳定，社会秩序良好，这也算是韩愈最后的政绩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