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1032—1059）是北宋仁宗朝颇负盛名的年轻诗人。他比王安石小十多岁，且一生未仕，但却与王安石结下深厚友谊，成为王安石一生中始终如一、无嫌无隙的唯一知己。
王令五岁而孤，由叔父王乙抚养。从十六七岁开始，即离开叔父自谋衣食，在高邮（今江苏省高邮县）一带聚徒授学糊口。仁宗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从舒州通判任上被召入京，路过高邮，王令写《南山之田》一诗投献王安石，希望见到这位勤于民事的父母官。王安石对王令的文采及风范大加赞赏，二人遂结忘年之交。此后几年，王安石声名鹊起，由于王安石的赞扬，王令的诗名也与日俱增。
王安石和王令之间赠答唱和之作甚多，王令虽比王安石年少，且一生未曾入仕，但他始终只把王安石看做朋友和知己。据葛立方《韵语阳秋》载：王令“作荆公书皆称‘介甫’，作诗皆称‘君’，所谓‘行藏愿与君同道，只恐蹉跎我独羞。’”由于他们对社会现实有完全相同的认识，这种“同道”之思想基础使他们之间珍贵的友谊保持始终。王令是一介城市贫民，他广泛接触社会底层，亲身体验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看得更清，认识更深。他曾写过一首《寄王介甫》的七律，对“天下滔滔昔已非”的社会现实表示不满，并劝告王安石，对这个已经无可救药的社会不要再抱任何希望，并表示最好的出路是脱离现实，退处隐居，以求洁身自好。尽管王安石没听王令的劝告，仍然坚持自己的社会改革，但他在给王令的回信中似也表达了这种意愿。
王令十分珍惜和王安石之间真挚的友情，而对当时一些趋炎附势的小人的攀附之风深恶痛绝。王安石显贵之后，不少士子希望通过王令去结识王安石，以达飞黄腾达之目的。王令对此十分厌恶。《王直方诗话》有云：“王令逢原，广陵人。既见知于王荆公，声誉赫然，一时附丽之徒，望风伺候，守牧冠盖，日满其门，进誉献谀，初不及文字间也。逢原厌之，大署其门云：‘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干谒不衰。”王令不但不为别人的干谒牵线搭桥，并且自己始终不靠和王安石的关系去谋求一官半职。他终身白衣，二十八岁即英年早逝。
由于王安石和王令始终保持着纯真的友情，所以王令死后，王安石万分悲痛，此时身为宰相的他写下了《王逢原墓志铭》一文，不但以“无常产而有常心”的“古之所谓士”来称许王令，而且畅谈了他和王令的交往：“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对王令的文章、节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对王令这位忘年交的布衣朋友寄托了无限的哀思。
王令去世后很久，王安石对他仍旧不能忘怀，又写下了多首诗表达对王令的思念之情，如其《思逢原二首》：“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凤羽短，骐麟埋没马群空……想见江南原上墓，树枝零落纸钱风。”不仅表达了失去挚友后自己心境之落寞，而且也深为失去同道知己而深感遗憾。
王安石和王令可谓君子之交，王令也成为王安石心目中唯一一位最完美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