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于嘉祐二年（1057）考中进士后，即调任太平州（今安徽省当涂市）司法参军。“岁余，召编校史馆书籍，为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为英宗实录院检讨官。”（曾肇《行状》）所以“编校史馆书籍”，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整理古籍，即对古代的书籍进行校勘和编排。曾巩学识渊博，干这一行对他来说是如鱼得水，而他在这一岗位上一干就是十来年，直到熙宁二年（1069）他被调任越州通判。
在这十来年间，曾巩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对历代图书的聚散以及学术源流多有论述，并写过许多叙录，如《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礼阁新仪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陈书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唐令目录序》《说苑目录序》等，并对一些作家的别集进行了校勘，写下了《徐干中论目录序》《鲍溶诗集目录序》等。
曾巩以严谨的学风对这些古籍进行认真的校勘。如《烈女传》《新序》《说苑》《战国策》等，都是经西汉著名学者刘向著述或编定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著作已多有散佚或错乱，亟需重新整理。像《战国策》，刘向已作了整理和校订。但至北宋，散佚情况已很严重，曾巩又广加访求，补充，正其谬误，整理出今本《战国策》。曾巩不仅对这些书籍进行了整理，还且还殚精竭虑，撰写了这些极有价值的目录序。如在《战国策目录序》中，曾巩用传统的儒家政治主张和伦理观念看待问题，认为儒道是根本的政治准则，是永远不可动摇的，而“法”则是可以因时而异的。他指责战国的游说之士们违背了儒道，靠诈伪手段进行政治活动，以“邪说”惑主害天，最终结果是身死国灭，“为世之大祸”。曾巩不加区别地指斥和否定战国时期的谋臣策士，的确表现了他囿于儒家立场而产生的偏见。曾巩又充分肯定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同时他还认为：禁其“邪说”的最好办法不是将其书废弃或销毁，而是要使当世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后世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这显然是比秦始皇的焚书和清代统治者的禁书要高明得多了。
曾巩这些书目的序文，前人有相当高的评价：明人茅坤认为曾巩的文章中“序记为最”（《唐宋八大家文钞·曾文定公文钞》）；清人方苞认为：“南丰之文长于道古，故序古书尤佳。淳古明洁，所以能与欧、王并驱，而争先于苏氏也。”（引自刘大櫆《唐宋八家文百篇》）这些评说多从儒家立场出发，也不无过实之处，但从文章的文字技巧来说，这些序文都写得简洁严谨，质朴醇厚，风格雍容和平，确能体现曾巩文章的基本特色。
曾巩以其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历十年之久，编校整理了许多古籍，为古代文化典籍的流传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是我们应该永远感谢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