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用心良苦，劝陈毅带头作检查。江青顾左右而言他，指挥大家唱《国际歌》。面对混乱，陈老总“压不住火”，几番遇险。周恩来舍身陪斗。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周恩来用心良苦，劝陈毅带头作检查。江青拒绝周恩来的要求，顾左右而言他：“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周恩来说：陈毅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
1967年的1月，政治气候和自然气候把全国的每一撮泥土都冰封在严寒之中。
萧森的北京，更是呵气成冰。
夜幕下的人民大会堂，点点灯火也遮掩不住它的苍凉。
周恩来疲惫地坐在沙发上，端起工作人员送来的一碗鸡蛋炒米饭。一旁坐着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元帅。
这是周恩来的晚饭，时间是晚上9点半。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时期，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场合，这样简单的便饭，对周恩来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周恩来抓住吃饭时间的空隙，找陈毅谈话，谈话主题是要陈毅在国务院带头向造反派作个检讨，以早日摆脱被动的局面，协助他抓好国务院的工作，尤其是外交工作。
对于出生入死的广大老干部，文化大革命是一座炼狱。在这座炼狱中，每一个干部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特殊考验。
周恩来也多次意味深长地对老干部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要经得住这个考验。
为什么说这种考验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考验是什么？是在枪口和屠刀下的视死如归吗？是面对邪恶势力刚直不阿的敢于斗争吗？是面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进攻，不为所累、保持晚节吗？都不是。这些考验对于那一代曾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来说，都没有问题。
这种考验的前所未有就在于：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
阶级斗争之弦越绷越紧的领袖毛泽东，认定“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混进”了大批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是决意要发动“文化大革命”，揪出和批判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反修防修，保证社会主义江山不变颜色。
林彪、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决策失误，打着“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旗号，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迫害、打杀所有与他们不相为谋的老干部，以便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更多的权力。
而恰恰是广大的老干部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有点难以理解和想通，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都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正是林彪、江青一伙为打击迫害老干部所要找的借口。
因此，无论从斗争环境还是从斗争对象来看，都注定了这是一场老一辈革命家们过去所从未经历过的特殊斗争。
从斗争对象看，斗争对象是一群罩着革命的光环、盘踞在党内高层、骗取了毛泽东的信任、在党内军内握有重权、一时不容易被揭露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斗争的环境是，党的领袖的决策严重失误与一些野心家利用这种失误来搞阴谋交织在一起。周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脚下踩着的是布满了若即若离的“连环雷”雷场。对林彪、江青一伙的行动，不单纯是针对他们，如果不审时度势，掌握火候，就有可能触及到毛泽东。
面对这样的斗争对象和斗争环境，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过去在你死我活的敌我冲杀中练就出来的一身是胆、视死如归的革命素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中显得是那么地无所适从。
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刚直不阿，拍案而起，抨击和抵制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和极左做法，往往被他们扣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轻则被罢官免职、受批挨斗，重则被迫害致死，其结局往往是悲剧性的。
自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已经有许多老干部纷纷落马。进入1967年以来，打击老干部之风更是来势汹汹。元旦刚过，一些造反派就围堵在中南海的几个门前，闹着要揪国务院的几位副总理。1月8日，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不堪陈伯达、江青等的迫害，自杀身亡。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荣辱安危，还在于如果一旦老干部都被打倒失去了发言权，党和国家的权力将更多地落入阴谋家和野心家的手中，党的命运、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安危令人堪忧。
周恩来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老干部打倒得越多，越对林彪、江青一伙有利。林彪、江青一伙越是倒行逆施，越是激起老干部拍案而起，他们借机可以打倒更多的老干部，其结果是他们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恣意横行。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在这样一座特殊的炼狱中，胜利者只能是属于这样的人：首先，要有能看得清当时的斗争形势和环境的政治眼光；其次，要有能够适应这种斗争环境和斗争对象的性格涵养和斗争胆略。二者缺一不可。
硬抗、硬顶、硬拼，对党和国家不利。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该让步的还是要让步，该转弯的还是要转弯，不能计较一时一地的个人荣辱与委屈，不能争一时之胜败。
周恩来之所以先找陈毅谈，要他带头作检查，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以来，陈毅在一系列公众场合的讲话中公开批评了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一伙操纵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所作所为，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处境危险。
当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显露出其危害性和灾难性后，周恩来和陈毅在不理解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态度和斗争方法。周恩来是忧心忡忡地考虑如何把这场“洪水”纳入河道，正像一位外国作家所描述的：“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的马背上并最终制服它。”因而，他所采用的斗争方法更多的是韧性的阴柔、迂回。而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却难以抑制住感情的闸门，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所作所为和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错误的做法直言不讳，打出了排排“重炮”。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大会上，陈毅针对林彪、江青一伙试图乱党乱军的阴谋“开炮”了：今天，我陈老总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有些话讲出来可能不好听哟，但还是要讲。无非是有人到外交部来揪我，贴我的大字报。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
次日，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的外交部红卫兵大会上又响起了陈老总的隆隆“炮声”：
自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我讲了很多话，现在我还要坚持讲下去。我已作好准备，落个被罢官、撤职、坐班房，这都不要紧哟。有人劝我陈老总少讲一点话，他们都是好心哟。我压了又压，可还是压不住，有啥子办法？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张大字报也没写，是个落后分子，你们写了几百张，是“先进分子”哟！现在外交部里大字报的名堂可多哟，什么“罪魁祸首”呀，什么“刽子手”呀，什么“滔天罪行”，……哈哈，就由你一张大字报定了吗？这不是解决问题，是纸老虎，是在追求惊心动魄！
陈毅嘻笑怒骂，台下有人报以阵阵笑声和掌声，有人匆忙记录要当作陈毅的“罪证”材料。陈毅全然不顾，继续加大“火力”：
有人在大字报中说我陈老总的讲话不符合《人民日报》社论，他说他的，但我不改变我的看法。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经常在估计形势，我是靠这个吃饭的，但这场文化大革命，我是完全没有估计到，是很不自觉、很不理解的。
11月29日，还是在工人体育场大会上，陈毅继续“放”了个痛快淋漓：我上次的讲话（指11月13日的讲话），是有意识对准一些人的。我是一个“保守派”。现在我担心，主要是目标不明。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讲话有些刺人，但我讲的是真话，是老实话。
……
陈毅的这一排排“重炮”，把中央文革一伙给打懵了。在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江青挥舞着拳头朝张春桥、王力等人歇斯底里：“反击！反击！”
于是，陈毅的讲话以及这一时期其他老帅的类似讲话被诬为“十一月黑风”。
很快，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狂潮席卷而来。在中央文革一伙的指点下，造反派叫喊着“揪出陈毅”、“要陈毅出来检讨”等，向陈毅发起了冲击。
周恩来挺身而出，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
1966年12月3日晚7时，国务院会议厅。周恩来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红卫兵组织代表。红卫兵代表对陈毅提出了种种责难，说：陈毅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他的许多讲话压制了左派学生，没起到好作用。
周恩来对红卫兵进行了耐心的劝导，说：你们说陈毅“和稀泥”，其实他是为了团结大家，是一肚好心肠嘛！就是有时说话“走火”。我们相处几十年，这个老同志的确为党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但红卫兵不听劝告，一味纠缠。周恩来生气了，他严正地告诫说：你们对陈毅说过的话，就要求那么严？这样听起来，你们是对他有偏见，专抓“小辫子”。我今天没有时间专讲陈毅问题，但我要告诉大家，陈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你们不能把他一时失言“走火”，都弄成“黑话”。对陈毅同志问题的认识，你们不能强加于我。你们讲他说过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我也说过不理解嘛！你们不能以任何理由冲外交部，不能揪陈毅。你们要去，我势必出面劝阻。
然而，有恃无恐的造反派不顾周恩来的警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武工队”竟冲进了外交部，要揪陈毅。
12月13日晚8时，周恩来把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个红卫兵组织代表召集到中南海小礼堂，责令冲入外交部揪陈毅的“武工队”立即撤出外交部，否则，就要派卫戍部队去把他们拉出来。
红卫兵还不服，咄咄逼人地与周恩来辩论起来：我们认为，现在外事口问题的关键不在别的，而在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例如，工作组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还有，陈毅到现在还没有作检查，仍然坚持他以前的观点。他给军事院校学生的两次讲话，保守派很欢迎。总之，外事口文化大革命的阻力来自陈毅，因此，必须彻底批判陈毅，否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打不垮！
周恩来不想在陈毅问题上同他们纠缠，说：今天我不准备同你们谈这件事，要谈以后谈。你们不能压我。你们送来一大叠东西（指造反派送来的关于陈毅问题的材料），我还没有看。总得先让我把材料弄清楚吧……
没等周恩来说完，红卫兵就打断说：总理，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
周恩来气愤地说：你讲，我一直在听，耐心地听嘛！但你总不能要我马上回答你的问题。……你们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你们把一切问题归结于一个人，这不是辩证地看问题。运动发展是波浪式的，不能老是如火如荼，天天出大事才痛快。我过去对你们说过，这样大的局面，我做梦也没敢想过，也许你们想到了，算你们有伟大的预见！事物的发展常常超出我们的预计，包括各个行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是犯了错误，认识到了，就要马上承认、改正。我这是对你们讲的老实话。所以，在我理解你们情绪的同时，我们的情绪，也请你们理解。总之，我今天没想回答陈毅同志的问题，还发了这么大的脾气，对不住了！说完，周恩来愤然退场。
1967年元旦刚过，周恩来又连续3次同军队院校和文艺单位的造反派谈话，说服他们取消将在5日召开的、指名要陈毅到场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虽然周恩来挡住了呼啸而来的“揪陈”恶浪，但从1967年元旦过后的形势看，局势将会更加严酷。陈毅不作一个检查表态，这个关不好过。再说，老是被造反派这样纠缠着，工作也不好开展。与其这样硬挡，还不如因势利导。
周恩来多次说过，万马奔腾来了，你根本挡不住，只能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
当然，周恩来找陈毅，直截了当地动员他带头作个应景式的检查，以便过关，这也还有周恩来与陈毅长期以来建立的深厚的情感私交因素在内。
周恩来在当时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斗争方略，包括在一些特殊环境下说一些违心话，并不是所有的老干部都能理解的。明明是自己没有错，还要作检讨，这就意味着要说一些违心的话。要劝别人作检查，如果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很可能被误解为软骨头、两面派。但周恩来相信陈毅能够理解他的一片苦心。
陈毅开始一听要他在造反派面前作检查，内心也想不通。
“我没有错误，为什么要检讨！？大不了撤职罢官……”陈毅在周恩来面前总是直来直去，有一不说二。
“现在不是有没有错误的问题，而是国务院的副总理、部长们大多被缠住不能过关，难以出来开展工作，工交生产都快要瘫痪了。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周恩来用手把掉在桌子上的几颗饭粒捡起放到嘴里，嚼了嚼，继续说：
“昨天，我同各大区负责人及省委书记谈话时也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中，有跟不上的，有思想抵触的，甚至还有对立的。要争取主动，摆脱被动。现在新的高潮开始，我们得做精神准备，过好这一关。如果省市委再这样被动下去，对工作、对个人都不利。”周恩来说这段话的意思也是要各省、市、自治区领导干部对运动不要硬抗、硬顶，要因势利导。
看到周恩来日理万机、心力交瘁的样子，陈毅不忍心眼看周恩来一人在苦撑危局，深感自己应该尽早解脱出来，协助周恩来分担部分工作，特别是外事工作。
再说，陈毅也理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给他一把保护伞，保护他过关。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以各种方式方法保护了大批干部，这也是其中的方式之一。
在那个时候，过了关就可以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造反派的纠缠，就可以不被打倒，就可以出来工作。虽然这种“过关”需要个人受点委屈，但从整个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个人受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多次对老干部们说：当年打仗的时候都过来了，都可以上刀山，下火海，坐牢、下地狱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
换句话说，过去革命战争年代，为了革命可以牺牲生命。现在为了工作，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
因此，陈毅最后答应了周恩来的要求，准备在国务院带头作检查。
周恩来还叮嘱陈毅：检查不必写得太长，写好后先送给我看一看。
违心的检查真难写，对于陈老总来说，为此死掉的脑细胞绝不亚于过去指挥淮海战役。检查稿总共3000来字，经周恩来再三修改后定稿。
1月24日，由周恩来亲自主持和精心安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外事口各群众组织参加的万人大会。参加会议的还有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陈伯达、江青也不情愿地来了。
会上，陈毅照着经周恩来再三推敲定稿的检查稿，向群众作公开检讨，大意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运动是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迅猛，没有思想准备，担心群众运动过猛会打乱正常工作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所以，对派工作组和规定一些条条框框的做法觉得合乎自己的口味，于是，运动一开始就向外事系统各单位派出了15个工作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后来，部分群众要求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我又过多地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组的错误；强调群众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要避免冲突，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搞调和。在各单位的几次讲话，主观愿望是出于好意，想把运动搞好，但这些讲话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起了阻碍作用”。今后，要广泛征求意见，诚恳接受监督，决心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
陈毅作完检查后，周恩来又特意讲了一段很长的话，肯定了陈毅的检查。
周恩来说：陈毅同志的检查我认为是好的。陈毅同志的检讨是经过了一个痛苦的认识过程。这样一个老同志，奋斗了40多年，战斗了40多年，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当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现在晚年还在努力工作，努力改造，努力紧跟主席。这样的同志我们应该帮助他，尤其是我们外事系统方面要帮助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工作。我希望大家以同志的态度、兄弟的态度，以阶级兄弟的态度来帮助他。我相信群众的帮助、大家的帮助比我一个人提醒甚至警告要好得多。现在，陈毅同志已经作了检讨，今后外事口的工作由陈老总出面，减少我在这方面的工作，我就可以把力量转移到别的口子上去，你们大家看好不好呀！
群众鼓掌表示欢迎。
但江青却拉长着脸，很不高兴。
周恩来注意到了。他强调说：外交、外事口的一切重大方针、政策、路线，确实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毛主席关心国内外大事，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情，都逃不过毛主席的眼睛，有时候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毛主席看到了，提醒我们。极其重要的事情，我忙不过来，主席提醒我们。所以说，外交上的重大方针、政策都是毛主席亲自过问的。
周恩来之所以当着江青、陈伯达的面说这番话，是因为他们曾歪曲、攻击建国17年来的外交路线，否定17年的外交成绩，以此来把矛头引向陈毅，最终指向周恩来。
尽管江青不高兴，但她和陈伯达是代表中央文革来的，周恩来讲完后还是请他们两个给大家讲几句，实际上是要他们中央文革表个态。
陈伯达草草地应付了几句，他那本来就难听懂的福建腔此时更加含混难听，大家只听到他喉咙里发出了声音，但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
江青是避而不讲，顾左右而言他，说：“我来指挥，大家唱《国际歌》吧！”
尽管有江青、陈伯达的刁难，但在周恩来的保护下，陈毅毕竟还是顺利地通过万人大会检查，过了关，成为国务院系统第一位被“解放”的副总理。
面对混乱，陈老总“压不住火”：“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揪斗陈毅的狂潮：“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
陈老总“过关”后，按国务院分工，除主管外交工作，抓外事口运动外，还分管西北几省区的运动。
然而，陈老总毕竟是陈老总。
尽管深知陈毅秉性的周恩来劝他少说点话，言多必失，陈老总也认真地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但是，面对种种错误行径，陈老总有时还是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加之在2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对陈伯达、江青等人的一些做法有所批评，陈老总更是想对准倒行逆施的阴谋家们痛快地放上几“炮”。
2月9日，陈毅接见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的造反派，给他们讲政策，劝阻他们的一些过火行为。谈着谈着，陈老总就压不住火了：
“去年7、8月份，我讲了许多话，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讲话可能被说成新反扑，我不怕，还是要讲。我知道，只要我讲话，就会有人说陈毅又跳出来了。对！全国大乱，快要亡党亡国了，此时不跳出来讲话，更待何时？批判和斗争，要分清敌我。搞路线斗争我愿意参加，但动不动就下跪，搞喷气式，发泄私愤，发泄感情，这样的斗争方式我不同意。……我在这里大胆地对你们说，这样的斗争方法要犯方向、路线错误的。”
“在中央会议上我也讲过这样的话。斗争搞左了，伤了很多人，你们怎么能掌好权？对同志，不能动不动就说他是反革命，有证据是反革命，可以报公安部门逮捕法办嘛！”
……
两天之后，陈毅去首都机场欢迎由外交、计划部长比拉尼·马马杜·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也去了。
在机场休息室等候时，造反派头头向陈毅提出，在新闻报道中，造反派头头的名字也要见报。
陈毅一听，联想到最近的新闻报道中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的名字竟然排在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的前面这样一种野心毕露的做法，火就往脑门上撞，当即毫不客气地表示：“我坚决不同意。”
“现在是向你请示。”造反派头头说。
“请示？请示不敢当，不斗我就感谢你们了。”陈毅没好气地说，“革命革了40几年，没想到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前几天，我到外交部去参加大会，要我低头认罪。我有什么罪？有罪还当外交部长？不要太猖狂了，太狂了没有好下场！”
陈老总一发不可收：“现在把外交部搞成什么样子了，动不动就斗，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早晨还不知道晚上怎么样？无组织，无纪律，把外交机密都捅出去了。我就不相信龚澎（龚澎时任外交部长助理兼新闻司司长）会是三反分子，你们还要开除她的党籍。非党员居然要开除党员的党籍，我还没有听说过。”
“章文晋大使一下飞机就抓去批斗，戴高帽子。先让他睡个觉嘛！”
“对外经委斗方毅（方毅时任对外经委主任）斗了7天，还不放出来，工作不能做。”
……
最后，陈老总对坐在一旁的对外文委副主任楚图南说：“楚老啊，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交班不能交给赫鲁晓夫式的人啊！”
陈毅的最后一句话是话里有话。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怀仁堂主持碰头会，陈老总与谭震林、李先念等老同志一起，当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张春桥的面，再次拍案而起，怒斥中央文革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的阴谋。
而且，陈毅脱口而出，无意中把林彪、江青一伙打击迫害老干部与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连在了一块：“这些家伙上台，就要搞修正主义。延安整风的时候，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
也许是觉得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还没有“放”个痛快，会议结束后，陈老总又来到国务院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革命造反联络站”的20几名代表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
陈老总滔滔不绝，慷慨陈词，向文化大革命的种种错误做法打出了一排“重炮”，“放”了个痛快淋漓：
“你们要革命，我不反对。但现在一斗争就是祖宗三代，挖祖坟，动不动就‘炮轰’，戴高帽子游街，把一场严肃的斗争当成儿戏，这不是瞎胡闹吗？”
“我一开始就不同意大字报上街，现在刘少奇的大字报在王府井贴了一百多张，所谓罪状，有的是无中生有，有的是泄密，这是给我们伟大的党脸上抹黑！”
“朱老总今年81岁了，历史上就是朱毛。现在说朱老总是军阀，要打倒大军阀朱德，人家会说你们共产党怎么连81岁的老人也容不下，人家会骂共产党过河拆桥呀！”
“贺龙是政治局委员、元帅、副总理，怎么一下子成了大土匪？！这能服人吗？这不是给毛主席脸上抹黑吗？”
“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嘛，不要踩着别人上嘛！不要拿别人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子！中央的事，现在动不动就捅出来，煽动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在前面冲……”
“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11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人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把我揪出去示众好了！”“今天，我不是乱放炮，我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依我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能交给野心家、两面派。我还要看，还要斗争！大不了罢官嘛！我这个外交部长不当了，我还可以去看大门、扫大街，我还会做担担面嘛！”
……
陈老总的这一排“重炮”所招惹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陈毅在怀仁堂碰头会上联系到延安整风，本意是想提醒要以延安整风期间康生等人大搞整人的那套极左做法为鉴。但毛泽东听了张春桥、王力添油加醋的汇报后，误认为陈毅有否定延安整风之意，因此对陈毅的发言大为震怒。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先后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批评会。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谢富治等对陈毅、谭震林等几位老同志进行批斗和围攻。陈老总的言行以及谭震林等其他老同志的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攻击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二月逆流”。
3月18日政治生活批评会结束后，陈老总回到中南海庆云堂的家，感叹地说：“三·一八真是个黑暗的日子。40年前的3月18日，我参加游行反对北洋军阀，差点被打死，没想到参加革命40年后的今天又挨批斗。”
在政治生活批评会上，细心的周恩来曾宣布会议的内容要保密，并要求与会者作为一条纪律来遵守。周恩来知道，陈毅等老同志受批评的内容一旦传到社会上，对几位副总理和老帅的处境更为不利。
然而，中央文革一伙却通过他们的爪牙，将政治生活批评会内容捅给造反派，借机在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中再次煽起揪斗陈毅的狂潮。
应当说，陈毅射向林彪、江青一伙的这一排排“重炮”，表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大义凛然、刚直不阿的革命品质，可钦可佩。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使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陷入了更加艰难的境地。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周恩来对一大批老干部的保护举措，在许多地方遏止了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为此，他们对周恩来极为不满。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曾肆无忌惮地指责周恩来：“保这个，保那个，这个不让批，那个也不让斗，你的确打击了群众和红卫兵的积极性，不相信群众。”
二月抗争失利后，街上已经出现了“周恩来绝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炮打周恩来绝不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周恩来是当前运动的大方向”等一些大字报和标语，周恩来自己也处于随时可能被打倒的危险境地。
更关键的是，毛泽东对陈毅的有些话产生了误会，有明显怒意，这就更加给了要打倒陈毅的阴谋家们以可乘之机。
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保护了相当一批人”。但是，周恩来对老干部的保护，如果没有取得毛泽东的支持，那也是很困难，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
要保护陈毅，首先要争得毛泽东的认可，以此来压中央文革一伙。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五一节晚上，陈毅和所有因“二月逆流”受批判的老同志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观看了焰火晚会。
毛泽东还与陈毅一起合影留念，并说：“我是保你的。”
虽然毛泽东没有公开对中央文革和群众组织说这句话，但是，对周恩来来说，有毛泽东这句话就够了。它至少表明毛泽东对陈毅一时的说话“走火”表示了谅解。
但中央文革一伙岂肯罢休！他们继续煽动造反派揪斗陈毅，并向周恩来施加压力，要求交出陈毅。造反派们的口号也由原来的“批判”“火烧”上升到“打倒陈毅”、“誓与陈毅血战到底”、“陈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在陈毅的名字上打上××还不过瘾，还要倒着写。
4月，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批陈联络站”，宣称要彻底批判陈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关键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顶住了揪斗陈毅的恶浪。
5月11日，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组织冲击外交部，并在天安门及北京主要街道搞游行示威，公然打出“打倒陈毅”的大标语。
当天晚上至次日凌晨，周恩来把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及外事口的“红旗造反团”、“六·一六”、“井冈山”等造反派组织的代表召集到国务院会议室，与他们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的谈话，严厉批评他们的极端行为。而造反派仗着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有恃无恐，对周恩来进行轮番围攻、起哄。
以下是根据当时红卫兵整理的谈话记录节选的周恩来与造反派们的部分对话：
外交部联络站代表沾沾自喜地说：今天上午的游行是我们联络站发起的，他们其他9个组织都支持我们。
周恩来问：是你们发起的？
联络站代表气狠狠地说：是的。我们发起游行主要是要求陈毅到群众中来。还有外交部其他两个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不能再担任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另外，我们提出，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不能参加对外活动。主要一点是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根据揭发材料，陈毅是外交部和外事口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须要他到群众中来接受批判。但是，从他1月24日检查以后，他没有到群众中去，这是逃避群众的批判揭发。所以，我们要搞示威游行。
周恩来：你叫什么名字？
联络站代表：我叫×××。总起来，我们就是这个要求。今天我们来把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告诉你，陈毅必须马上到群众中来。
周恩来：我跟他们谈过这个问题，本来准备让陈毅去检查。问题是忙五一节耽搁了一下。本来这礼拜排上了，但刚把财贸口的问题处理完。部里和学校不同，要抓革命，又要抓业务。今天你们外交部带头搞这样一个示威游行，还要把陈毅同志抓出去，我不能答应你们，也没法担这个风险，对你们也不利。批判，我赞成，但我上次对业务监督小组谈过，要大中小结合，要彼此打个招呼。
联络站代表：我们在简报上登过。
周恩来：简报我看了。你简报登了，这不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不能这样。
联络站代表：昨天上午我们开大会，给你打过电话，没有打通。
周恩来：我有多少事啊，我哪有这么多时间。昨天我在京西宾馆，天亮才回来。一回来就看到钱嘉栋的电话记录，我在床上睡不着，叫钱嘉栋给你们打个招呼。陈毅的问题你们不能强加于中央。我希望你们冷静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要防止对党、对国家不利的一切行动。
一造反派：总理，你刚才说联络站游行效果不好，我不大懂，请你讲清楚些。周恩来：外交部要揪陈毅的问题，中央不能同意，他现在没有被罢官，他还是外交部长，还参加外事活动嘛！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意见，中央也还要讨论，不能群众大会一通过，中央就批准。
造反派：你不是主张陈毅到群众中来的吗？
周恩来：我们要制造环境。现在你们揪去，群众一起哄，喷气式飞机一坐，这怎么行？！
一同学：我们就是要批判。
周恩来：批判错误可以，但不能揪人。批判错误也还要创造条件。
群众：什么条件？
周恩来：大中小三结合，商量好了，我陪他去。
群众：好几个月了，他也没去。
周恩来：好几个月，有反复嘛！我怎么知道他二月份又出了事。有反复，你也知道，何必问我。
一同学：陈毅不到群众中来，心里有鬼。
周恩来：他心里有想法。你们想想，你们几个队伍游行，把他揪去像什么样？
“六·一六”代表：5月4日，我们就给陈毅去了照会，他到现在也没回答。
周恩来：5月4日他已经患肠炎了。
几个造反派齐声地以命令式的口气说：你把陈毅交给我们，我们不会搞游街，你要相信群众。
周恩来气愤地说：我说过，还要商量具体的方式，还要创造条件。你们在这里不要给我施加压力……
由于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造反派试图从周恩来身上打开揪斗陈毅的突破口的想法难以得逞。这时外国语学院的一造反派用卑劣的手法向周恩来发起突然袭击，妄图捏造既成事实逼周恩来就范。他说：总理，你刚才说把三反分子陈毅交给我们？
周恩来听后气愤至极，愤怒的目光盯住这个造反派，大声责问：什么？我没有讲“三反分子”，你们强加于我，我要抗议。
说着，周恩来转向联络站代表：你们证明，我说了“三反分子”啦？你们提打倒陈毅，不能强加于我。
一学生：我们不强加给总理。
周恩来：我给你们先排个次序，还是先开大会，分几次。陈毅肠炎好了，我马上陪他去。
造反派：是不是把陈毅交给联络站？周恩来：那不行。我不能这样做。陈毅不是商品，他是政治局委员，给“批陈联络站”也不行。
“批陈联络站”：陈毅应先交给我们批判，然后交给（外交部）联络站。周恩来：那你们满场的“打倒”口号。
造反派蛮横地说：我们就是要打倒。我们下定了决心。
周恩来斩钉截铁地：你们下定了决心，也不能强加于我。我现在是跟你们商量具体方式，你们一个人随便就推翻了，还有没有民主啊？
造反派：我们是为了维护主席思想开这个大会。
周恩来：正是主席思想不同意这样做，不赞成用你们这个方式。
造反派有恃无恐：该打倒，就打倒！你可以保留你的观点。
周恩来怒斥说：你这个样子就没法商量了。我说了，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批判陈毅的大会不能开。我本来是与你们来商量，你们却用群众大会的方式来对付我。
众人：我们是对付陈毅，不是对付总理。
周恩来：你们用这样的方式对付我，没法商量事情。
众人：我们同意总理的安排。但是，在这之前，要先开一个外事系统大会。
周恩来：我已经把底交给你们了嘛，中央不能同意。现在才200多人，我说两句话，你们就起哄，陈毅怎么来！……现在还有几个副总理，我要一个一个地保，我们还要做工作。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个样子，你们总希望我为党多做一些工作吧。你们这样压我，吵了一通，达不到目的。
……
造反派：总理为什么还称“陈毅同志”？
周恩来：主席批判刘少奇也称“同志”呢，还是中央常委嘛！你怎么提这样的问题，这是我们党内的事，保密，你不能这样问。难道中央必须跟你走吗？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费了很大力气跟造反派达成了批判陈毅问题的协议。
然而，造反派不守信用。两天之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些造反派强行冲入外交部，要揪斗陈毅。15日凌晨，周恩来紧急召见冲入外交部的造反派。
周恩来严厉批评：你们这件事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冲到楼上，打伤了人，抢夺机密。不管你们有多少条理由，仅这一条就违反了中央的规定。
造反派申辩说：我们去外交部是为了揪陈毅，是为了见总理反映情况。
周恩来责问：揪陈毅到外交部去揪？那中南海你们也去冲吗？我在整个外事系统都讲过，外交部不能冲嘛！
造反派说：“六·一六”、“造反团”的人就冲过。他们一冲，总理就接见。
周恩来说：不是因为冲就接见，而是因为他们9个单位游行，在街上喊“打倒陈毅！”我反对这种做法才接见的。你们不要拿“六一六”的错误来抵消你们的错误。
造反派说：反正我们是下定了决心，要揪出陈毅。
周恩来警告说：下定决心，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嘛！反正我也把政策都交待了，你们不听，将来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以为你们要打倒陈毅，陈毅同志就倒了？有这么简单？滑稽！如果你们执意要召开外事系统的批陈大会，我就要下命令让部队去外交部加强保卫，不管那一派，谁冲就扣留谁。你们首先承认错误，不然就被动。从机要室抄走的机密材料、笔记本要追回。
周恩来还针对有些人对他的攻击，说：对我搞全面材料也行，向我提抗议也行，刷大字报也行，我不怕打倒，干了几十年还怕这个？除非我自己摔跤，走向反面。
在批斗陈毅的问题上，由于周恩来坚持要等条件成熟并商量好后再开批判会，实际上是采取拖的办法，并且态度非常坚决，这样，揪斗陈毅的狂潮暂时得到遏止。
陈老总几番遇险，周恩来舍身陪斗：“你们要揪斗陈毅，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毛泽东笑着对周恩来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7月20日，武汉爆发了广大军民反对中央文革的错误做法的七二○事件。这一原本是反对“左”的错误的群众性抗争却被林彪、江青一伙诬为“反革命兵变”、“反革命暴乱”。
文化大革命就像一只上足了发条的三脚猫，继续向“左”的滑道窜去，极左思潮急剧泛滥，全国局势更加动荡混乱。
造反派公然在中南海揪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外事口揪斗陈毅的恶浪再度泛起，尤其是王力8月7日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权、揪斗陈毅的讲话之后。
外事口的造反派组成了所谓“揪陈大军”，来到正义路4号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声称“不把三反分子陈毅揪出，誓不收兵”。他们在外交部门前架起了高音喇叭，先后召开了“批斗陈毅誓师大会”、“陈毅推行‘三降一灭’外交路线罪行报告会”、“陈毅黑史报告会”等。
造反派组织的一封所谓“贺信”记录了当时外交部门前群魔乱舞的场面：“搭起帐篷当睡地，筑起舞台演影戏。装上喇叭把陈批，大字报画贴满地。”
而造反派这一切行动的背后，都有中央文革一伙的支持。他们故意纵容造反派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压周恩来交出陈毅。
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氛围中，周恩来试图采取拖的办法阻止造反派召开批斗陈毅的大会已难以做到了。周恩来深知，陈老总性情刚烈，如造反派借批判会之名搞那些“低头、弯腰、认罪”之类，势必引起冲突，事情会闹得更糟糕。周恩来还担心的一点是，他怕造反派不守信用，把陈毅揪走，转而秘密关押、迫害。1967年1月，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就是被造反派秘密关押，迫害致死的。
正是出于上述忧虑，在难以阻止造反派要陈毅参加批判会的情况下，周恩来不得不亲自连续参加外事口“批陈”会议，以陪斗的方式来保护陈毅，这样既可以随时制止造反派的一些过激行动，又可确保陈毅不被造反派揪走。有时，如果自己遇事确实脱不开身，他就委派自己的秘书和卫士长前去参加，以随时掌握会场情况。
此情此意，真是感天地，泣鬼神。
8月6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联络站和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造反派，就召开“批陈”会议进行协商。周恩来坚持“批陈”会议以小会为主，并先在外交部召开小型的批判会，然后再安排开中型、大型的。周恩来还对造反派约法三章：会上不许喊“打倒”的口号，不许挂“打倒”的标语，不许有任何侮辱人格的举动，如变相武斗、揪人等。造反派当时答应了。
周恩来还嘱咐陈毅：在会上只听取批判，不要回答问题，以免矛盾激化，事倍功半。
次日下午1时，根据协商安排，在外交部小礼堂召开第一次小型“批陈”会议。
8月的北京，热浪灼人。周恩来顶着正午时刻的炎炎烈日，提前来到外交部小礼堂。
当他来到会场门口时，先入会场的卫士长成元功出来报告：会场内挂有一条“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
周恩来当即止步，质问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昨天已经说得好好的，为什么还这么干？不把标语撤下，会议不能开。
造反派不愿撤下标语。
周恩来抱臂胸前，脸色严肃地站在裸露在烈日之下的水泥台阶上，从脸上淌下的汗水，又顺着胳膊大滴大滴地滚落到水泥台阶上。
僵持了近一个小时后，造反派被迫摘下了标语。周恩来这才步入会场。
造反派并不甘心。8月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万人参加的大型“批陈”会议。
会前，周恩来对造反派重申：不许挂“打倒”、“三反分子”之类的标语，不许有侮辱人格的举动。
会场上，周恩来精心布置。出于7日会议造反派不遵守承诺的教训，为确保安全，周恩来特意调来了几十名中央警卫团的战士，安排他们坐在前两排，防止造反派冲击。
大会开始后，周恩来因为有别的急事要处理，到大会堂另一个厅去了，大会由谢富治主持。
周恩来刚离开会场，造反派就违背诺言，兴风作浪。几十幅“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同时从二楼、三楼垂悬而下，“打倒陈毅”的口号声骤然响起。
气氛顿时紧张。坐在前两排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手挽手地站立起来，搭起了一道人墙。一些造反派几次试图冲上台去揪陈毅，都被警卫战士挡回。
有几个造反派趁混乱之中偷偷溜到台上，一把揪住陈毅就想动武，被工作人员和警卫战士及时拉开。
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坐在台下，竟一声不吭。
周恩来闻讯赶来，严厉批评了造反派的行径。为了会议不前功尽弃，周恩来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亲自坐镇，直至会议结束。
会议结束后，为预防造反派在回去的路上耍阴谋揪陈毅，周恩来又与陈毅的座车同行，把陈毅送回到中南海。
8月26日下午，在外交部小礼堂又召开一次小型的“批陈”会议。周恩来在钓鱼台开中央文革碰头会，脱不开身，委托秘书钱嘉栋参加。
会议开始十几分钟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几百名造反派冲入外交部，要揪走陈毅。
造反派鉴于前几次的“经验”，为防止陈毅坐汽车“溜走”，事先把陈毅的汽车轮胎里的气放了个一干二净。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立即通知傅崇碧增派部队前往外交部保护，同时派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到现场协助。
那时，造反派对中央文革的话唯命是从。周恩来要陈伯达打电话给造反派，制止冲击。陈伯达电话是打了，但态度含糊。
周恩来不得不亲自打电话给外交部的造反派头头，要他负责保护陈毅的安全，并护送陈毅回中南海。
傅崇碧接周恩来的命令后，迅速增调了两个连的战士，赶赴现场与造反派对峙、周旋。
紧急之中，成元功和陈毅的秘书、警卫一起，将陈毅转移到一楼的一间盥洗室暂时躲藏起来。
一直到夜幕降临，在警卫部队的掩护下，陈老总从外交部的后门出来，坐上卫戍区准备的汽车安全回到中南海。
次日凌晨，周恩来接见冲进外交部揪陈毅的造反派，严正批评他们的行为。
此时的造反派还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靠山中央文革在周恩来的运筹下将遭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不知道煽动他们夺外交部权、揪斗陈毅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即将垮台。他们依然有恃无恐，在“批陈”问题上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无理取闹，并采取车轮战，围攻周恩来。由于长时间得不到休息，周恩来的心脏隐隐作痛，服了两次药仍未缓解。
在场的保健医生将总理的病情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造反派头头，他们置之不理，仍在陈毅的问题上一味纠缠。
周恩来悲愤地怒斥造反派：你们这样搞完全是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番战术，已经18个小时了，我一分钟也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也不能再忍受了！
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也忍无可忍，冲造反派头头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们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说罢，搀扶着周恩来离开会场。
这时，丧心病狂的造反派还在周恩来的身后追着嚷嚷，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人民大会堂揪陈毅。
周恩来回过头，怒视着造反派，一字一句地警告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
在8、9月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共举行了大大小小8次“批陈”会，陈老总好几次遇险，均在周恩来的精心保护下，化险为夷。
傅崇碧将军回忆起周恩来对陈毅的保护时说：
每次在外交部开批斗陈毅的会，总理都亲自布置。他对我说，你要搞一辆车放在外交部后门哪个地方，万一冲，挡不住，你就把陈老总放到车上拉走，拉到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都可以。我们组织了七八个人，身体好的，健壮的，有力量会拳术的，保护陈老总。有一次，陈老总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好陈老总的安全。陈老总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陈老总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老总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由于总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企图揪斗陈毅同志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1968年6月3日，周恩来陪毛泽东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及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代表。毛泽东同参加接见的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打倒陈毅是外语学院“红旗造反团”，还有外语学校的“六·一六”。周恩来插话说：“六·一六”也是要打倒我的。毛泽东笑着说：陈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