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外交生涯的“冰点”时刻。毛泽东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周恩来陪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服务员严肃地念起了毛主席语录，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1967年的夏季，新中国外交跌入了一个严寒的冬季。
在这个严寒的“冬季”里，极左思潮像一头怪兽，使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创的新中国外交迅猛地滑向悬崖。
毛泽东说：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烧大使馆就是在那两个月，都是极左派当权，自己向国外发电报，都是极左啊。
短短的时间内，中国同已建交的或半建交的40余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都先后发生了外交纠纷，有些甚至到了要断绝外交关系的边缘。这其中不乏过去一直同我们保持睦邻友好关系的周边国家。
在外国友人的心目中，一向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著称的新中国，突然变得那样的蛮横和不可理喻。
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周恩来在艰难的处境中，扼住了外交领域极左思潮这头怪兽的缰绳，把新中国外交事业的车轮挡在了毁于一旦的悬崖之上，为经历了短暂“休克”与“冬眠”之后的新中国外交的全面复苏，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如果当时没有周恩来的这种努力，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建交的外交新格局的出现，都是不可想像的。
周恩来对缅甸总理奈温说：对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走得很远。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缅甸，是中国的友好睦邻。中缅两国有着20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两国边民自古以来就结成了亲如手足的“胞波”关系。
缅甸，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
1961年，经过周恩来与吴努、奈温等缅甸领导人的多次友好磋商，中缅两国签订了《中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协定》和《中国和缅甸之间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正如周恩来在首都各界人民庆祝中缅边界条约签订大会上所说：“中缅边界条约的签订，全面彻底地解决了几十年来中缅两国人民一直渴望解决的复杂问题，使长达2000多公里的中缅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缅边界条约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是亚洲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光辉榜样。”
中缅两国领导人也因此结成了深厚的友谊。1960年12月，周恩来和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赴缅甸庆祝缅甸独立节。缅甸总统吴努授予周恩来“崇高、伟大、博爱和光荣的拥护者”最高勋章。在欢乐祥和的气氛中，陈毅诗兴大发，赋诗一首：“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
然而，周恩来用心血浇灌出来的中缅两国人民深厚的“胞波”情谊，在文化大革命中几乎被浓厚的极左思潮所窒息。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极左思潮很快祸及外交领域。
中央文革一伙在一旁推波助澜。他们要求国内有关部门向我国各驻外使馆、领馆大量寄送毛主席著作、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品。
康生说，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对外工作的中心任务。
于是，许多驻外使馆人员、援外人员、留学生，乃至有些华侨就不看对象，不考虑驻在国的法律规定，强行发放毛主席语录、像章及“文革”宣传品，甚至同外国人会谈也要首先念毛主席语录。
这种可笑的事情，周恩来自己就亲自遇到过。一天，周恩来在钓鱼台陪来我国访问的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吃饭。刚一坐下，服务员就严肃地念起了“一切魔鬼通通都会被消灭”的毛主席语录，使得周恩来和巴基斯坦空军司令都很尴尬。事后，周恩来愤怒地批评说：“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周恩来还多次批评驻外人员和留学生对外宣传强加于人的极左做法。他说：中国专家挂毛主席像章是我们的权力。外国朋友要，我们不好不给。但是，驻在国政府不让他们本国人员挂毛主席像章，我们就不能因此说他们反华。否则，反华的国家就多了。有些国家和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也敢讲毛泽东思想，但也还反对本国人挂毛主席像章。我们热爱自己的领袖，也要尊重人家的领袖。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自尊心，强加于人，适得其反。
周恩来还说：对外宣传要见缝插针，见缝插针也得有缝才行，铁板一块就插不进去，硬插，针就断了。见缝插针插得进去，见缝插棍子就不行，不能倾盆大雨。
尽管周恩来一再强调对外宣传要看对象，不能强加于人，但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猖獗中，周恩来的话被置若罔闻。
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做法，引起许多国家对中国的怀疑、不满和反感，严重的外交纠纷纷至沓来。
1967年6月，我国驻缅甸人员不顾缅甸政府的劝阻，强行向华侨和缅甸国民散发毛主席语录和毛主席像章，引起缅方的不满和干涉。
过去，英国殖民者在缅甸搞了一个组织，他们向缅甸的年轻人发送一种徽章，参加该组织的成员都要佩戴这种徽章，目的是为了效忠英国女王。因此，缅甸方面对像章的事特别敏感和忌讳。
为此，缅甸政府制定了一条法令，不允许学生佩戴外国徽章。
从6月起，在缅甸的多所华侨学校里，学校方面要求学生摘下佩戴的毛主席像章，学生不答应，中缅双方民众多次发生冲突。
6月27日、28日，缅甸首都仰光。缅甸民众包围并冲击我国驻缅甸大使馆。尽管缅甸政府调来了军队到现场劝阻，但还是有一些人冲入了大使馆，我国援缅的一经济专家被暴徒杀害。
应当说，事情发展到这等地步，我在缅人员对外宣传的极左做法要负相当的责任。
对于中缅双方政府来说，理智的做法是双方同时采取克制的态度，以避免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缅甸政府一再表示，愿同我国保持友好关系，不愿意把关系搞得很紧张。
但在中国，极左思潮趾高气扬。
中央文革一伙扬言：报纸的调子可以高于政府声明，群众的调子可以高于报纸，要逼缅甸同我们断交。
6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容易刺激对方情绪的粗黑标题《缅甸政府唆使暴徒袭击我使馆杀害我专家迫害我侨胞，我国政府向缅甸政府提出最紧急最强烈抗议》，刊登了我外交部给缅甸驻华使馆的照会。
6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继续以更醒目的粗黑标题刊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最强烈最严重抗议缅甸政府的反华排华的法西斯暴行。
周恩来坚决阻止了逼缅甸政府同我国断交的极左做法。他说：不怕断交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被动的。如果提逼它断交则变成我们是主动的。
从6月29日起，北京几十万群众连续在缅甸驻华大使馆门前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缅甸驻华使馆前，一支支抗议示威的队伍首尾相接，怒吼声震天动地。缅甸使馆外的墙上和门前马路两旁，贴满了密密层层的声讨大字报和大标语。在那种极左的氛围里，群众游行示威和报纸上的高调宣传，周恩来难以阻止。但是，绝不能让示威群众“以牙还牙”，去冲击缅甸驻华使馆。
为此，周恩来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群众只许在使馆外面示威，绝不能冲入使馆，更不能伤害使馆人员。
在卫戍区部队的严密控制和疏导下，连续几天的群众示威没有出现冲砸缅甸使馆的情况。
7月初，又有一些造反派操纵部分群众准备冲击缅甸驻华大使馆，周恩来及时制止了这一行动。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缅关系的事态得到控制，没有进一步恶化。
1971年8月7日，周恩来会见来华的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奈温，回顾了1967年中缅关系的那段曲折：
周恩来：今天上午主席阁下谈到1967年的事情，这件事正如阁下所说，的确是很遗憾的。……你知道1967年我们正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一些极左思潮，你们新大使来后可能知道一些。1967年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华侨学生佩戴毛主席像章，引起纠纷，以后牵涉到我们驻缅使馆，发生了数十人死亡以及华侨被捕的情况。
当时我国政府想把这件事尽量约束在政府交涉的范围之内。开始我国使馆有一份抗议照会送给了贵国外交部，我记得照会中提出了5点要求。接着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支持抗议照会的要求。《人民日报》就这件事刊登了一些文章和消息。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时候，上百万群众连续几天在你们使馆门前过来过去。我担心会发生像在仰光对中国使馆采取的那种激烈的行动，冲进去，伤害了人。我打电话给外交部和北京卫戍区制止了事态的发展。幸好那时我打电话还有效，把你们使馆保住了，没有发生像我们驻仰光使馆所遇到的情况。还有一次，大约在7月初，受极左思潮影响的群众在坏人的操纵下，开了一个大会，要冲外交部，同时要冲缅甸驻华使馆。这件事被我挡住了。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
另外，那时我们驻外使馆也出现过一种情况，就是对重大政治问题直接对外发照会。我们使馆给你们外交部发抗议照会不经过我国外交部批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查清到底有几个照会是未经外交部批准就送到你们外交部的，可能从你们的档案中可以找到。大概从1967年7月起，有些重要照会就由大使馆直接送出，当然上面一定是盖了大使馆印的。你知道，那时候我们的大使回来了，原来还要回去，6月底发生事情以后，我们才决定不要他回去了。
在那个阶段，极左思潮影响到我们外交部。但我国政府还是要控制这个局势，特别是同缅甸的关系。当时我国在缅甸的专家虽然没有事做，但还留在那里，要看一看形势的变化。事态的发展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到了1967年10月，你们通知我们的专家回国，我们的专家都撤了回来。这样关系就搞得更紧张了。去年五一节，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请你们代办转达对阁下的问候。阁下在这个时期也采取了主动。这样，情况就转过来了。
我所以要说这一段情况，是想说明我们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这是主要方面。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发现以后，坏作用就起不了了。好在当时中缅关系发展到这个程度没有再发展下去。我们同英国的关系走得更远一点，时间更长一些，受到的破坏更多一些。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仅同缅甸、英国有，同其他国家也有，我就不详细说了。如果有功夫，另找机会谈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我们可以说多一点。
对于我们两国的关系，我们一直采取控制的措施，后来阁下也采取了控制的措施，所以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没有走得太远。这对于在近两年促进和逐步恢复两国关系有好处，比较有利。
1967年华侨学校的某些行动，我们也不赞成。年轻人、侨民有爱国心，他们学我们国内的样子去做，当然就不合适了。
……
奈温：关于1967年在你们这里发生的事，我表示我的谅解。我得到了有关这里发生的情况的报告，但消息很少。我记得你们外交部受到两次冲击，所以我感到当时你们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局势。
周恩来：基本上能够控制，主要依靠解放军和绝大部分好的群众。奈温：不管他们对我们说了什么话，我们想这不是你们领导人的观点。有一段时间，甚至我也受到了压力，要我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我拒绝了。周恩来：我们这里的坏人也是这样主张的。
奈温：关于这个问题，据外国报纸报道说，不知是不是真的，有人问总理关于中缅两国外交关系有什么看法，总理回答说，中国的做法取决于缅甸的行动。缅甸走到什么程度，中国也走到什么程度。我们看出了总理还是想继续我们的外交关系，我们也是这样想的。我们不愿意断绝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因为要断绝很容易，要重建就困难了。
周恩来：对。
奈温：我记得1959年到1962年之间有一个时候，印度使馆要撤退，总理请他们留下。这个记忆对于我处理这件事有影响。
周恩来本人的外交风采，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首脑对外政策的制定，这恐怕连周恩来自己也没有料到。
仅从这一点，我们真实地理解了周恩来为什么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世界；不仅属于20世纪，而且属于未来。
周恩来一再批评在香港问题上对英国的极左做法。外交部夺权，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周恩来怒斥造反派：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
极左思潮像牛魔王的芭蕉扇，搅得一些人利令智昏，恣意妄为。
1967年8月7日晚9时，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
不久前在武汉七二0事件中被当作“英雄”的中央文革小组要员王力，拖着一条打着石膏绷带的伤腿，靠在躺椅上，接见匆匆应召赶来的外交部造反派。
刚刚在上午因揪斗陈毅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的造反派一见到王力，就像在外头受了气的奴才见到了救命的主子，纷纷诉说各自的“委屈”：
“外交部运动阻力太大，我们认为这个阻力来自……”
“陈毅是三反分子，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资派。根据陈毅的言行，我们认为陈毅的问题是敌我矛盾。上午我们开批判陈毅的大会，挂出了‘打倒三反分子陈毅’的大标语。但总理不同意这样做，还严厉地批评了我们。”
“我们要与陈毅血战到底！”
造反派一阵“诉苦”后，王力开讲了：“外交部运动阻力大？外交唬人嘛！别人不能干，了不起？这么神秘，只有少数专家才能干，你这个外交就这么难？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他们说你们方向路线错了，那陈毅的方向路线倒对了？你们一月份夺权夺了多少权？业务监督权有多少？能监督得了吗？部党委班子还没有动吧？革命不动班子？！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
造反派插话说：“整风时有人批评我们夺权夺过了头，说业务权是中央的，不能夺。”
王力：“这话不对。革命和业务不能分开。干部司掌握人事大权不能动，那么照这样说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吗？它掌握最大的人事权嘛！选干部不能选保守派，要选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看这一条，只看什么级别，什么长，这个统统打倒。”
说到这里，王力激动得挥舞着手，挣扎着坐了起来：“二十几岁可以当中央部长，为什么不可以？二十几岁可以出来做领导工作。我们小组戚本禹、姚文元同志三十几岁。我看你们现在还没有掌权，有点权才有威风。”
造反派插话：“有人说，有些干部不能靠边站，不能撤职，说是还没有定性……”
王力：“那么文明啊，这是干革命！有人不做工作还让他看文件干什么？造反派为什么不能看文件？反毛主席的倒可以看，这是笑话！喊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成了罪过，为什么不能喊？文化大革命革了一年了，竟在外交部出现这种怪现象，令人深思。”
造反派插话：“整风整了三个月，我们做了三次检查。”
王力：“你们有多少好检查的？他们问题那么严重，他们检查了多少？你们以后有材料，寄给我们。监督小组不能成为花瓶，要真实地监督。揪陈毅的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他犯了错误又不到群众中去接受批判、作检查，就是可以揪。揪他有什么不对？是反革命？有那么严重？”
接见从9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1时。
周恩来是在第二天从造反派散发的传单上得知王力的讲话内容的。
王力的讲话，矛头明显是冲着周恩来来的。但周恩来没想到王力竟说得这么露骨。
自从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以来，周恩来在各种场合对外交部群众组织一再强调：夺权只能夺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权，外交业务大权属于中央，绝不允许夺，只能监督。对业务的监督也是有范围的，不是全部。
不光是外交业务大权不能夺，中央、国务院各部委的业务权，如财政权、国防权、军事权、新闻权等都不能夺。
2月份，周恩来还当场下令逮捕了操纵造反派打倒李先念、夺财政部财政大权的财政部某副部长。
对陈毅，周恩来更是一保再保，不同意造反派打倒陈毅。
这些，王力都是知道的。
也许是想要当面问个究竟，周恩来看到王力的讲话后，曾提议与康生、王力一谈。但康生、王力置之不理。
康生、王力是不敢前来与周恩来谈的。他们无法直面周恩来的质问。对此，康生已经领教过一次。
在6月份，康生就向周恩来砍了“一刀”。他在接见外事口造反派的一次讲话中，给建国后的外交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说：“我最近看了一些文件，发现不是三和一少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投降，扑灭人民的革命。”
周恩来得知后，非常气愤，曾当面责问康生：“外交部总的政策不论是我兼外交部长的时候还是陈毅当外交部长，都经过我的手，我都送毛主席看。对外政策基本上是主席讲的，我们办具体事项。”
康生做贼心虚，推说他是指中联部的王稼祥。
王力不敢同周恩来谈，他跑到了陈伯达、江青处汇报。
陈伯达、江青表示：讲得好，有点造反派精神。
康生也说：王力的讲话符合主席精神。
康生纯粹是在假传“圣旨”。后来，毛泽东在谈到王力的“八七讲话”时说：“王力的那些谈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
王力的“八七讲话”，并不全是王力在七二0事件的“英雄”的光晕中，被“胜利”冲得不知东南西北的表现，而是急于抢班夺权的野心家在久攻不下的情形下一种迫不及待、孤注一掷、歇斯底里的赤膊上阵。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外交局势一度失控。
8月19日，有恃无恐的外交部造反派冲砸外交部政治部，强行封闭所有副部长办公室，悍然宣布夺取外交部大权。
4天之后，8月22日，狂热的造反派又放火焚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典型的极左思潮越演越烈的结果。
事件的导火索是一起简单的劳资纠纷。
1967年5月6日，香港新蒲岗人造塑胶厂的工人上街罢工游行，要求增加工资。港英当局出动警察驱赶，双方发生殴打，多名工人被打伤，20多人被逮捕。
对英国方面的镇压行动，周恩来认为，中国政府作出反应是必要的，但基于我国对香港“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和政策，又要十分注意斗争的方式方法和策略，要注意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要文斗，不要搞武斗。武斗会遭英方镇压，且容易被美国利用。
周恩来还对香港工委指出：香港工人可以搞一些临时的突发性的罢工，不要搞像1925年省港总罢工的形式，因为时代不同了。1925年在香港投资的主要是外商，搞总罢工可以使香港成为死港，而60年代香港的主要投资者是华商，香港百分之七十的日用品和百分之九十的副食品都是我国供应的，如果搞总罢工，日本商人就会去占领这些市场。另外，搞长期罢工，工人无工资收入，生活要靠国家救济，这会增加国家财政负担，对我不利。
然而，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周恩来的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相反，还搞了一系列极左行动，斗争逐步升级，事态越闹越大，致使我方骑虎难下，很是被动。对此，周恩来有过多次批评。
5月16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港英当局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后，“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成立，用国内“文化大革命”的形式，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英标语贴满街头，反英口号震耳欲聋，罢工游行此起彼伏。
有些人还用土制手榴弹和炸弹袭击港英警察。
为配合香港工人行动，北京100万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处前举行游行示威。游行前，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制定了几条规定：游行可以向英代办处提抗议书，但对英代办处不冲、不进、不砸，不阻拦英代办处人员进出，不揪斗，不打人。但在张春桥、姚文元把持的上海，工人、红卫兵多次到英国驻上海侨务代表的办公处和住处举行抗议游行，并冲入英侨务代表的办公室和宿舍砸家具、贴标语，还把他拖至院内进行批斗，强迫他念毛主席语录，甚至还有打人行为。
周恩来得知后，批评有关部门：为什么不把北京群众在英代办处游行的几项规定告知上海执行？并责令尽快通知上海市严格执行中央的规定。
5月22日，在“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组织下，香港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前往港督府贴大字报，同港督府门前的警察发生冲突。同日，港英当局宣布实施《紧急条例》。23日，群众继续游行抗议，港英警察向群众开枪，打死一名工人，数十人被捕。此后，港九工人纷纷举行大罢工。
针对在香港问题上越来越左的做法，5月23日、24日，周恩来专门召集外办、外交部、港澳工委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对“要打死几个警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说：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虽说我们不承认香港是国外，但它还是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我们现在既不是马上收回香港，也不想同英国打仗，我们对英国的斗争还是要有理、有利、有节，不主动出击。香港的工作照抄内地红卫兵的做法，行不通。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的调子不能太高，应当同内地的报纸有所区别。
周恩来还批评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在报道香港问题上有意夸大的做法。当时，新华社报道港英警察打死打伤游行工人二三百人，《人民日报》根据新华社的消息又冠以“血腥大屠杀”的标题刊登。周恩来就此事指示新华社进行核实，结果发现实际上只死了一人，伤几人。对此，周恩来严厉地批评说：这是严重的失信，更加激起人民的义愤，使我国在政治上很被动。发这样大的消息报道，为什么事先不向我请示？你们越搞越大的目的是什么？
5月26日，英国派遣航空母舰“堡垒”号开到香港，并在香港地区搞海空军联合演习。
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措辞严厉的社论《坚决反击英帝国主义的挑衅》。
社论指出：
“警告英帝国主义者：这场斗争还刚刚开了个头，更加威武雄壮、更加气壮山河的战斗还在后边！”
“港九爱国同胞们，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勇猛地向着万恶的英帝国主义展开斗争吧！随时准备响应伟大祖国的号召，粉碎英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
可以想像，在当时那样的极左氛围中，上述言辞对置身于香港斗争的大多数人来说，如同是一针强烈的兴奋剂。有关领导人也受到鼓舞，更加积极地组织“造反”，香港地区的斗争一再升级。
有的人甚至喊出了“收回香港”的口号。
中国方面在起草给英国方面的抗议照会中还这样写道：“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在中国大门口的挑衅性军事演习。否则，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
6月6日，周恩来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谈香港斗争问题。会上，周恩来就我方起草的在给英国的抗议照会中“中国政府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的措辞提出批评：“我们采取必要的措施是什么？你们跟总参商量了没有？外交不和国防联系，照会上写上就是放空炮，这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50年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发表声明说，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当时加这一句话时我国已经在东北调动部队了。”周恩来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在香港的斗争，不要搞总同盟罢工，不要主动打仗。然而，1967年的7、8、9三个月，正是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最猖獗的时刻。周恩来的告诫没能有效地遏止香港斗争的不断升级。同时，正象周恩来在一次谈话中所说的那样，“由于斗争的不断升级，已升到骑虎难下，难以控制的地步，使我们自己很被动。”
7月初，一些群众在九龙边界地区举行集会游行，闻讯赶来的英方警察和游行群众发生冲突，打死中方工人一名，打伤几名。驻守边防的我一民兵小组冲出边界前去支援，被英方警察包围。不得已，我边防部队只好开枪掩护民兵和群众撤退，打死了英方几名警察。
港英政府紧急调集廓尔喀步兵11旅所辖部队开进沙头角接替警察。局势更趋紧张。
7月10日、12日，周恩来召集总参、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香港问题，再一次批评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说：在香港动武不符合我们现在的方针。昨天，主席又讲了，还是不动武。如果我们打了过去，那就是主动出击了。香港问题，现在是群众运动，又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如果出动正规部队，群众一推动，就控制不住了，你打电话也来不及。香港斗争是长期的，我们不能急，搞急了对我们不利。对主席这个方针，我们要取得一致的认识。
7月下旬，周恩来还派外交部的一位副部长专程前往广东，向负责香港工作的有关部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纠正在香港斗争问题上的极左做法。
但是，受极左思潮煽动的极左情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狂奔不已。香港斗争由游行、罢工发展到组织埋地雷、搞真假炸弹。
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小报甚至提出了制造武器、拿起武器、夺取武器的口号。
这样，更加激起港英当局的公开镇压。
8月，港英当局逮捕了一些埋地雷、搞真假炸弹者，并强行封闭了3家左派小报社，逮捕了数十名新闻记者和报社工作人员。
中方向英方提出了限48小时之内启封三家报纸和释放被捕人员的抗议照会。
此时，正是王力“八七讲话”出笼，外交部被夺权之时，外交大权落入造反派手中，外交部发往驻各国使领馆的电报中竟赫然写有“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陈（毅）”的口号，外交局面呈失控态势。
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有一段时间，1967年，我们控制不住我们的外交部，管不了了。有那么两个月，天下大乱。
8月22日晚，外事口的造反派和北京高校的红卫兵在英国驻华代办处门前举行“首都无产阶级革命派愤怒声讨英帝反华罪行”的群众示威。
水泥路面蒸发的酷暑余热和人群身上的汗臭热气漩成一股灼人的气浪，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示威的人群骚动着、激颤着、汹涌着。
北京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有关负责人打电话给总理值班室请示怎么办，周恩来正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不在西花厅。总理值班室秘书根据周恩来一贯强调的精神，答复说，还是按总理的指示办，不能冲，不能砸，在外边示威可以。卫戍区和外交部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即向示威群众传达周恩来的指示，进行劝说。
然而，这一次不同了。被极左狂潮所膨胀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置周恩来的指示于不顾，无视工作人员的劝阻，向英代办处发起冲击。
22时40分，几乎是在同时，一千多名造反派冲破卫戍区部队的警戒线，从英代办处围墙的西墙、北墙、正门三个方位突入英代办处。
一番冲砸还不过瘾。院内有个车库和汽油储存室，里面停有7辆汽车。砸红了眼的造反派取来汽油，就在东、西两院开始点火。
顷刻之间，东院楼的地板、门窗、车库、油库及7辆汽车，西院楼的门窗、三个卧室、档案室、两辆汽车已腾起熊熊大火。
周恩来接到冲砸英代办处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卫戍区部队劝说群众撤出，保护好英代办处工作人员，阻止事态进一步扩大。
周恩来后来曾说：“运动发展到8月份，外交部也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坏分子钻进去夺了权。群众包围了英国驻华代办处，我们事先毫无所知。等我知道时，已经来不及了，火烧起来了。当时我们下命令要群众离开，那些坏人不听。一个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广播命令时，英国代办听到了，他相信这是我们政府的意见，他就找我们解放军保护，结果他没有受伤。”
卫戍区部队奋力扑救，到24时才把火扑灭。英代办与其他15名人员一起，被部队从火场中救出。另有7人分别跑到了外交公寓和芬兰驻华使馆。
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世界外交史上也很罕见的一起涉外事件，连同此前发生的造反派冲砸印度、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把周恩来主持的新中国外交和国际声誉降至“冰点”。
周恩来的愤怒、无奈是可想而知的。
23日凌晨3时，火烧英代办处3个小时之后，周恩来把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负责人召集到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严厉批评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代办处的行径。
以下是周恩来与造反派的对话：
周恩来：你们夺外交部权，要所有副部长向你们报告，出入要你们批准，有外事活动找他们还要我向你们请求。
造反派：王力同志讲话说……
周恩来：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你们把外交部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都封了，也不给中央打报告，我找谁办事？部党委几个人你们都点了名，说某某是三反分子，你们都有通令，完全目无中央。
造反派：封部党委的目的是促进新的领导班子的形成。
周恩来：促进部党委改组也要跟中央商量嘛，你们不能封了以后让我们听你们的意见。
造反派：我们封了以后听总理的。
周恩来：你们也没有打电话给我，也没有通知我。你们发生了问题要我替你们办事，那好，请你来做外交部长。
造反派：我当不了。
周恩来：你的做法就是这样。四天外交大事没有人管……
造反派：外交部左派组织可以管嘛！
周恩来：左派组织中央没有承认嘛！它只是监督。你们现在拿监督小组的名义发电报给国外，中央看了，认为完全是非法的，法律上不算数的。中央几次决定不能冲外交部，外交、国防大权不能夺，你们就是不听。事前也不和中央商量，事后也不来商量，你们头脑发热了。
我今天首先问你们，我们国家的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和毛主席授权的国务院来管，还是你们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外交权力，那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
造反派：当然中央来管。王力同志讲话以后，我们觉得……
周恩来（气愤地打断）：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
造反派：我们觉得执行中央的决定要有革命者来执行，姬鹏飞、乔冠华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代表外交部。
周恩来：那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各省成立革命委员会、三结合都要跟中央请示。中央如果不同意就不合法，报纸都不能登。你们下的命令，一句中央也没有提。你们连传单都没有给我们一张。你们19日进管（外交部）以后没有任何一封信给我，一个纸条都没有给我们。外交大权四天在你们手里，一直到今天把英国代办处都烧了。我跟你们讲了多次，根本不听。
造反派：因为造反派可以办好事情，外交没有中断嘛！
周恩来：这是什么话？你们那个联络总站给驻外使馆拍电报打倒刘、邓、陈，不符合中央精神。点名是一件大事，不能叫中央跟着你们办事。你们自由发报，也不给中央打招呼。这样的电报就是外交部副部长批的还得拿到我这里，还得送给中央、毛主席看。已经4天了，控制不住局势了。如果我们不严肃指出来，再不出来讲话，就要犯罪了。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事前也不打招呼，事后也不报告，严肃一点说就是目无中央。
你们两方面的指挥部无论如何要撤出，你们的指挥部在那里指挥外交，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不行。
（周恩来叫北京卫戍区的同志汇报火烧英代办处的情况。在现场的卫戍区警卫师某团的一名同志汇报了火烧英代办处的具体过程。）
周恩来：今天的行动是谁发起的？
外语学院一造反派：他们自发的。
周恩来：现在在北京说自发的话，我都替你们感到难过，感到脸红。
造反派：反帝反修联络站发起的。晚上10点他们必须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他们负责。
周恩来：采取任何行动要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没有答复就采取行动，这是自发的吗？这是无政府主义嘛！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的社论、广播都说了不少，连续广播了几天反对无政府主义。我们说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倾向，是对内说的，这一下给人家证明了，这还不是无政府主义呀？我们是不是向英代办警告、提抗议，这是毛主席或我们政府所决定的，你们说能不能群众说了算？当然不能。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嘛，我们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怎么就能说是自发的？
造反派：我们以前砸过印度尼西亚使馆，对帝国主义不能有丝毫退缩。
周恩来（气愤地站起）：你说不能有丝毫退缩，你是不是打算今天就要收回香港？请你回答。采取一个什么行动中央决定了还得请示主席，我都不能定，你们随便一个什么战斗队就定了？
外语学院造反派：你这个感情就不对。
周恩来：什么感情？
外语学院造反派：我们负担责任嘛！
周恩来：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做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看到，一方面是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另一方面是造反派的有恃无恐。
6月底7月初，周恩来曾两次劝阻了造反派冲砸缅甸驻华使馆的企图。那时，周恩来打电话还有效。然而，到8月份火烧英代办处时，周恩来的指示就不管用了。
为什么？
周恩来自己说的一段话是最恰当的解释：“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这些挑动与操纵群众运动的“坏分子”不是一般的坏人，而正是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央文革一伙。
造反派的许多行动，都与中央文革一伙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就是他们在背后操纵和支持的。
王力的“八七讲话”，煽动夺外交部大权，就是此类操纵的赤裸裸的“充分暴露”。
正是因为这样，造反派在周恩来面前才如此有恃无恐。
怎么办？
局势已经有点难以控制了。王力的“八七讲话”、外交部夺权、火烧英代办处，在全国各地产生了连锁反应。如果听任这种局势继续发展下去，不仅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将会毁于一旦，党和国家本身的前途和命运也不堪设想。
周恩来心里很清楚：中央文革一伙利用毛泽东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想法，欲图打倒一切，搞乱一切，乱中夺权。但毛泽东的本意也绝不容许中央文革一伙这样一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乱法。乱到什么程度，毛泽东心里还是有考虑的。
8月初，毛泽东对中央文革煽起的“揪军内一小撮”，搞得军队人心惶惶也很不满，提出了批评。
几十年革命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练就了周恩来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具备的坚定的斗争精神与灵活的斗争策略高度结合的才能，练就了周恩来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在文化大革命党的领袖的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一伙利用这一失误肆意横行相交织这样一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对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更多的是采取种种迂回的、韧性的斗争方式，但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给作恶者以致命的一击。
物极必反，作恶者必自毙。中央文革一伙没料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把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
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8月25日凌晨1时，周恩来开完中央文革碰头会后，单独找跟随毛泽东南巡，中途回京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谈话，并要他直接去向在上海的毛泽东请示报告。杨成武将军后来回忆说：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担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八七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来。”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后，又回到毛泽东的住处。毛泽东严肃地对我说：“王力这篇讲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会写几篇文章，膨胀起来了，要消肿，王（力）的错误大，我的看法此人书生气大些，会写几篇文章，不大懂政治，王的破坏力大些，关（锋）听王的话，王力的兴趣不是什么部长、副总理，这个人爱吹。”
稍停，毛泽东喝了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纸和笔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个人汇报，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马上请总理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本禹）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
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赴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4个月之后，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
王力、关锋、戚本禹是中央文革的三员“干将”，江青手下名副其实的“车、马、炮”，文化大革命中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他们实际上是江青、陈伯达、康生的代言人。许多江青不便说或不便做的都是由他们去说和做。由于他们有中央文革成员的特殊护身符，更仗着他们与江青、林彪的铁关系，要拿掉他们，当时在一般人看来，那都是不可想像的。
当然，拿掉王、关、戚，没有毛泽东的支持和决定，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没有周恩来在其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也不可能有王、关、戚的迅速垮台。
有学者形象地评论说，周恩来将中央文革王、关、戚这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一“左”的历史怪胎走“背运”的开始。
隔离审查王、关、戚，是周恩来同林彪、江青一伙较量的一次阶段性的胜利，对江青一伙来说，绝不亚于8级以上的大地震，迫使他们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王力、关锋被抓起来后，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陈伯达不得不表态说：外交部还是由总理管。
隔离审查王、关、戚，对全国急剧混乱的局势也是一个有力的遏止。
8月31日，周恩来接见外交部造反派代表和部党组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于中央，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革命领导干部”，给他发出了严正的警告：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信誉。
12月初，周恩来接见参加港澳会议的港澳工委负责人时，再一次批评了在对港英斗争中的一系列极左做法，说：这些做法是脱离群众的，要尽快纠正。
此后，中央对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得以正确贯彻。
中英双方开始采取相应的措施，以缓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中国方面主动修复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并向他们道歉。
1971年3月2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会见英国新任驻华代办谭森。
周恩来说：英代办处房子是被坏人烧了。中国政府是反对那件事的。那天晚上，用以我为首的几个人的名义联名广播劝他们不要烧，但是那些坏人不听。你们的代办由解放军保护起来了。我们祝贺你们搬回去。修复费用应由中国政府负担。
同年，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愿意撤销在台湾淡水的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的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中英两国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
1972年11月，周恩来会见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对1967年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一事再次表示道歉。他说：一个国家不会是永远正确的，总会犯一些错误的，总要检查嘛。我们是以这样的态度对待你们的，错了就承认。
谈到香港问题时，周恩来说：我国政府对极左分子在1967年的活动和他们在香港采取的政策是不赞成的。但你们一镇压，这个问题就大了。
周恩来明确告诉霍姆：只要亚洲不发生大的战争，香港的现状就可以维持。保留香港作为自由港，这对中英双方都有好处。
霍姆对周恩来坦诚相见的态度非常感激。中英关系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恼怒的西哈努克亲王要撤退柬埔寨驻华使馆的全部人员。周恩来婉言相劝，制止了中柬关系的恶化。西哈努克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柬埔寨是中国的友好近邻。
在某种意义上，中柬两国的友好关系是在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的个人友谊的基础上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西哈努克是通过周恩来认识了新中国。
当然，这其中也倾注了周恩来的一腔心血。
1955年4月，周恩来作为新中国政府总理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首脑会议。西哈努克作为柬埔寨内阁首相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这是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的第一次见面。
会上，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受帝国主义的挑唆，对新中国存在着种种疑虑和偏见，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甚至攻击“共产主义统治是一党专政和独裁”，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周恩来从亚非人民团结的大局出发，没有计较，没有和他们发生正面冲突，而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提出了符合亚非各国团结反帝、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正义主张，赢得了各国与会代表的高度赞誉。周恩来也因此被国际舆论誉为在会议“几乎陷入僵局的时刻脱颖而出，成为会议明星，成为排难解纷、平息争端、带来和平的人物”。
西哈努克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亲身领略了周恩来面对挑战“骤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正义凛然、大度宽容的外交风度和外交才华，也十分赞赏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总理高超的智慧、渊博的学识和文雅的风度，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这是西哈努克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后的追述和感叹。于是，他主动要求和周恩来来往。
周恩来对年轻英俊的西哈努克也有好感，尤其是对西哈努克所奉行坚持“独立、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颇为赞赏。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签订了《军事援助协定》、《共同防御条约》，又拼凑了《东北亚防御联盟》、《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对新中国形成了一个新月形包围圈。而柬埔寨作为一个中国近邻的小国，坚持“和平、中立”的政策，不和美国签订“军事条约”，不参加美国拼凑的“防御联盟”。这样一种面对帝国主义嚣张气焰的爱国正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着实难能可贵。
因此，周恩来也很愿意和西哈努克交朋友。在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会见并宴请的第一位贵宾就是西哈努克。
从此，周恩来和西哈努克结下了终身的朋友之缘。在他们两个人的努力下，中柬友好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1956年2月，西哈努克访问中国。年底，周恩来访问柬埔寨。
1958年，中国与柬埔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当我国驻柬埔寨第一任大使王幼平即将启程赴任时，毛泽东嘱咐：在柬埔寨不要宣传共产主义。
周恩来叮嘱：一定要交好西哈努克这个朋友。
此后，中柬友谊在1960年柬埔寨国王逝世，周恩来再次访问柬埔寨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胜似兄弟般的黄金时期。
王幼平大使回忆1960年周恩来访问柬埔寨时说：周总理一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热泪盈眶，对周总理说，中国政府在他和他的国家沉浸在悲哀之中时给予了最真诚、最难忘，胜似兄弟的友情。为了欢迎中国贵宾，柬政府已经决定中止悼念活动，待贵宾访问后再继续进行。
然而，就是这种胜似兄弟的中柬友谊，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的干扰和破坏下，一度出现意想不到的尴尬僵局，甚至到了差一点要断绝外交关系的地步。
事情也是我国驻柬埔寨使馆的部分工作人员的一些极左做法引起的。
对我国驻外使领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就明确规定驻外使领馆只学文件，不搞运动，不搞“四大”。
1966年底和1967年初，我国驻各国的大使陆续奉调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些回国的大使几乎都成了造反派批斗的对象。原本计划让大使们分批回国参加“文革”学习四个月后再回去的打算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驻外使馆出现很长一段时间无大使的情况。一直到1969年，在周恩来的努力下，才开始重新向国外派出一批又一批的大使。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起后，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馆人员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所谓“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甚至提出要照国内的做法，在使领馆搞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为此，周恩来在2月7日批发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关于驻外使馆、代办处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指示》指出：各驻外使馆、代办处仍应坚决执行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的规定；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使馆内不能进行夺权。
周恩来在审改《指示》时还加写了一句：已建立战斗组织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对党委有批评建议之权，无监督权，如对使馆党委有意见，可向外交部党委提请审查，但不容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驻外使领馆的运动开始还能控制住，但后来在极左思潮的冲击下，逐渐有点失控了。一些驻外使领馆也纷纷“造反”、“夺权”，搞起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了，闹得一塌糊涂。外交纪律在无政府主义的喧嚣中被抛到九霄云外，严重影响到驻在国与我国的关系。
在柬埔寨，我驻柬使馆的一些人员不仅在华侨学校中向广大师生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要求华侨教师在上课时学习毛主席语录，还向柬埔寨国内各地华侨和柬国内的左派组织散发毛主席语录、像章和“文革”宣传材料，号召柬埔寨人民起来反对本国的反动派。当时柬国内的柬中友协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当政的西哈努克政府。
这些极左行动引起了柬埔寨政府的不满，曾几次与我驻柬使馆交涉，均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和解决。
为此，西哈努克下令解散柬中友协，把该友协的工作合并到柬埔寨对外友协。
然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有关方面还继续承认柬中友协，并在柬中友协成立3周年的时候发去了贺电。柬埔寨的新闻媒介还对此作了报道。
西哈努克一怒之下，宣布要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全部人员。
一些别有用心的外电甚至报道说，柬埔寨和中国要断交。
周恩来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一方面批评中国有关方面的“左”的做法，强调保持中柬友好关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亲自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进行解释和挽留。
屋漏偏逢连阴雨。乱哄哄的内政就已经使周恩来疲于奔命，极左思潮偏偏还要在这外交上来给周恩来添乱。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来说，时间总是长日苦短。他自己曾对外宾说：“我很坦率地说，现在比三年解放战争时忙得多，真正打仗时也不这么忙。每天都遇到问题，时间总是不够用。”
1967年9月14日晚11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约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
简单的寒暄之后，周恩来直入正题：“这次发生的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约见大使谈一谈。从我们两国建交以来将近10年了，从来没有发生彼此不愉快的事件。这次事件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只能表示遗憾。从我们国家和政府的愿望出发，我们还是希望大使及使馆人员留在中国，继续为增进中柬两国友谊而作出努力。”
张岗：“很好。”
周恩来：“因为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没有感到两国和两国政府之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中国政府对于贵国的关系，历来是照我们所提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行工作的。在中国政府方面，我们是遵守五项原则的，我们从来没有对王国政府进行颠覆、干涉活动。中国政府从第一次万隆会议认识亲王以来已经12年了，我们一直对亲王很尊重。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理由使两国关系在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恶化。至于我们两国民间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只是个别的。我代表中国政府表示：我们愿意继续维持和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希望大使回去能把我的口信转告西哈努克亲王元首。听说你们元首还决定留下一个工作人员不走，是否有此事？”
张岗：“到现在为止，我收到国内的指示是全撤，即迅速地、有秩序地撤回全体人员。我的意见是东西不撤，先找三四个中国朋友看守，不是现在马上撤，而是等我回去看看，然后再分批地撤。我想试图照阁下的意见办事。我准备留下一个会计和一个机要员在北京。总而言之，国家元首说，这不是断交。”
周恩来：“是的，我们从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中知道他也是这样说的，不是断交。现在又从大使处得到证实。”
张岗：“元首是这样讲的。”
周恩来：“在我们看来，我们两国的关系不是断不断的问题，而是继续维持和发展的问题。我们一向钦佩西哈努克亲王所领导的抵抗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请大使阁下回国把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的想法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张岗：“我一定转达。亲王这样做，主要是怕在北京发生反对柬埔寨使馆的事，发生游行示威的事。听了阁下的讲话，我理解北京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亲王对阁下一向是很尊敬的，阁下的讲话，给了我希望。”
10月20日，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总统达达赫来我国访问，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几次会谈。24日，达达赫离开中国前往朝鲜等国访问，周恩来在送达达赫去机场的路上，请达达赫帮忙给朝鲜金日成首相、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埃及纳赛尔总统捎转他的口信。周恩来说：自从我国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时出现一点误会。
华侨在一些亚非国家有不少，他们向往祖国，我们不能阻止他们。我们一直是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使馆也不能全管得了。另外，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这些偏差，随时可以改正。最近，毛主席在同刚果（布）总理谈话时，就说刚果（布）总统做得对，我们的使馆在工作中有偏差。帝国主义诬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这里顺带交代一下，周恩来之所以请达达赫总统把这样的口信捎给金日成，是因为极左思潮把中朝之间同志加兄弟的关系也搅得不是那么愉快。在极左思潮的驱使下，一些红卫兵在街上公然贴出了攻击金日成的大字报；一些从朝鲜回来的华侨还到朝鲜驻华使馆搞游行，散发批判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的传单；在中朝边境，还发生了几名中学生红卫兵偷越边境，把“朝鲜必须顺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前进”、“朝鲜必须跟着中国闹革命”的大字报贴到了朝鲜境内；我国当时驻朝鲜大使馆也搞了许多极左的宣传，引起朝鲜的不满和防范。对这些极左做法，周恩来作过多次批评，还下令把驻朝使馆中的个别极左分子调回国内。他还通过有关渠道带信给金日成，说不管红卫兵、造反派怎么说，这都不是我们党和政府的意思，请金日成谅解。
送走达达赫两天之后，周恩来再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柬埔寨驻华大使张岗。周恩来说：“现在西方世界舆论和一些国家都在挑拨中国与柬埔寨王国的关系，特别希望我与西哈努克亲王搞笔战舌战，他们幸灾乐祸。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和政府从毛主席起都很清楚。我们不会上敌人的当。我们认为，中柬两国之间有共同的敌人，他们是想利用我们之间的任何一点误会来进行夸大，以便各个击破。我们要做使敌人不高兴的事，而不做任何一点使敌人高兴的事。即使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和意想不到的批评，但我们想到共同的敌人，我们是把误会放在次要地位的。当然，这些事情不是没有分歧的。但是，我们认为现在争论这些事情不是时机。我们宁可把这些意见保留起来，不做公开争论，不让敌人利用。这点意见请大使阁下转告西哈努克亲王。”
周恩来还就中柬两国在政策上、工作中的一些误会作了解释，并坦率地承认了中方在一些工作中的错误做法：
第一，柬埔寨取消柬中友协，成立全国统一的友协，这是你们主权国家权力内的事，我们无权过问，根本不能发生我们反对这件事的事。至于我友协给原柬中友协发贺电的问题，是民间团体的事情，是个错误，但我们政府和党不知道。
第二件事，关于中国在柬埔寨的侨民问题。我们一向遵守这样的原则：侨民应当遵守主权国家的法令，但他们的正当权益应受到保护。我们一向用这个政策来教育我们的侨民。但侨民的情况是不同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他们往往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这是他们本身的事，中国政府很难干涉。柬埔寨王国政府对中国侨民的态度一向是宽大的，这点我是了解的。侨民有一些活动使西哈努克亲王不高兴，或者他们违法了，亲王批评了他们，这是元首有权这样做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侨民的一些做法也是不同意的。
10月27日上午，达达赫总统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前往柬埔寨，途中路过北京首都机场。周恩来特意来到首都机场迎送达达赫。
达达赫对周恩来说：金日成首相让我捎来四点口信给总理先生，作为对总理先生所捎口信的回答：
第一，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第二，我同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有着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第三，双方存在某些分歧，但目前这些分歧并不严重。如果分歧变得更大的话，双方可以通过见面讨论寻求解决办法。
第四，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
金日成还是通情达理的，充分理解了周恩来的艰难处境。
周恩来很感谢达达赫的传话，并再次托他把口信捎给西哈努克亲王。
在周恩来的努力下，西哈努克亲王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解释和建议，立即撤销了撤回柬埔寨驻华使馆人员的计划。
西哈努克亲王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我结识的世界领袖中，周恩来是我视为最杰出的两位人物之一。另一位是法国的戴高乐。”
西哈努克还说：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场巨大的动乱中，如果中国没有周恩来，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和文明民族的地位也将因此而告衰落。
周恩来忍无可忍，声色俱厉：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让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外交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
1967年9月，周恩来虽已通过对王力、关锋等人的果断处置，斩断了中央文革这一极左怪胎的一条膀子，而且也已明确提出批判外交领域的极左思潮，但是，根深蒂固的极左思潮仍以其强劲的惯性，着了魔似地向前猛窜。
9月初，与巴基斯坦政府持不同政见的巴基斯坦报纸先后刊登了两条对中国不大友好的消息：
一条是报道了来源于苏联塔斯社的消息，内容是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一篇攻击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反华讲话。
另一条是报道了台湾国民党对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飞行员的策反，说开一架飞机到台湾，可以奖励多少万美元。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看到这两条消息后，非常气愤，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府对中国的极不友好。于是，立即将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新闻报回国内外交部，并提出使馆拟向巴基斯坦政府进行紧急交涉，抗议这种行为。
外交部当时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比较深，也未报告周恩来，就同意了驻巴基斯坦使馆的请示。
我驻巴基斯坦使馆立即约见了巴基斯坦政府外交秘书，就巴基斯坦报纸刊登反华消息事提出紧急交涉，说：巴基斯坦报纸刊登的这些消息是代表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政府应当对此负责。还说如果巴基斯坦参加帝、修、反掀起的大合唱不会有好处。
巴基斯坦方面解释说：报纸刊登的这两条消息并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看法。巴基斯坦的报纸与中国的不一样，不是所有的报纸都与政府的观点相一致，巴基斯坦政府管不住反对派的报纸，这些报纸还常常刊登一些攻击和谩骂巴政府的文章，巴基斯坦政府也难以阻止。希望中国政府对此能予以谅解。
巴基斯坦政府方面的解释是真实的。巴基斯坦全国当时有40多家报纸，10多家杂志刊物。其中绝大多数是与政府一致的，对中国政府和人民是友好的，但也确有一些是与巴政府观点不一致，甚至是反政府的。这些报纸杂志非但不听从巴政府的命令，而且常常批评和攻击巴基斯坦政府及其高级官员，根据巴基斯坦的法律，巴基斯坦政府对此也难以干涉。既然巴基斯坦政府对这些报纸批评和攻击政府都难以阻止，当然也就很难阻止它们批评政府的国际朋友。
况且，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周边国家中，巴基斯坦对我国的关系已是相当客气了。1967年，中国有关方面在巴基斯坦搞了不少极左宣传，巴基斯坦政府都采取了谅解态度，未加干涉。
应当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恩来长期致力于中巴友好关系的结果。
中巴两国山水相连。巴基斯坦是南亚地区第二大国，在地缘政治上处于重要的战略位置。发展中巴友好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利益，而且有助于稳定南亚局势，有利于巩固亚非团结。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是从战略意义上来争取巴基斯坦成为中国的友好邻邦的。在中巴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再加上周恩来在其中的远见卓识和正确指导，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自1951年建交以来，一直持续稳定地发展。当时，由于中美两国关系的紧张对峙，巴基斯坦还主动地承担了中美外交斡旋的桥梁角色。
然而，我驻巴使馆的有关负责人对巴基斯坦方面的解释听不进去，坚持认为巴政府应对巴报纸刊登反华消息的事负责，扔下一句“一切后果由巴基斯坦方面负责”的话，走了。
巴基斯坦政府急了，连忙电告巴驻华大使苏尔坦，要他约见周恩来，报告此事。9月17日下午4时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会见苏尔坦。
苏尔坦说：非常感谢阁下在百忙中还抽空这么快接见我，我知道你很忙，我很快地谈谈。
苏尔坦在叙说了事情的经过之后，诚恳地说：阿尤布总统、巴基斯坦政府、绝大多数巴基斯坦人民和报纸是十分珍惜巴中友谊的，一小部分报纸登了一些外国发来的消息，这些报道并不代表巴基斯坦官方，是不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说这些不负责任的报道是代表巴基斯坦政府的观点是不公平的。对此，我感到吃惊和痛心。如果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中巴两国关系总的来说是很友好、很和睦的，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友好讨论来澄清。我向阁下解释，是申明我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巴中两国的友谊，要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促进两国友谊，我见阁下就是为的这个理由。
周恩来静静地听完后，非常坦诚地对苏尔坦说：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情况。大使阁下所谈的巴基斯坦报界情况我了解一些，的确不是巴基斯坦政府能完全控制的。我说一句公道话，在报道中巴友好消息方面，巴基斯坦报纸报道的要比我们报纸报道得多。在这一点上说，你们有理由解释巴基斯坦政府和报纸的立场，支持中巴友好的报纸还是多数嘛。我相信，中巴两国友好关系不但会继续下去，还会发展。
苏尔坦最后建议：如果将来中巴两国之间出现任何严重的事情，希望都用友好交谈的方式来解决，不用正式抗议和提正式要求的方式。因为用这种方式容易把问题搞僵。
周恩来表示非常赞同苏尔坦的意见。
在接见苏尔坦之前，周恩来已经通过有关方面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他是压着对极左思潮的怒气见完苏尔坦的，在外宾面前，不好发火。
送走苏尔坦后，周恩来同外交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发出了他少有的震怒：
“你们又给我捅了个乱子。（抗议巴报的事）经我批了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送给我看？你们把一切关系都破坏了。这样一件事就值得抗议吗？你们天天学语录，要区别对待，掌握政策，这么一件事就值得抗议？经过谈话就可以解决嘛！这是谁提的意见？”
“司里提的。”在场的人还没见过周恩来发这么大的脾气，连吓带后悔，大气都不敢喘。
“你们这样就把事情做出来了，要我背了黑锅。刚发生了一个柬埔寨的事情，现在又来了一个巴基斯坦，你们把原来所有的关系都破坏了！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周恩来气得在座椅前面直转圈。
“一个礼拜连续两件事。7月20日事情（指1967年7月20日武汉七二○事件——作者注）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把关系搞坏了，你们就高兴了？这是极左的行动。这样的事情，你们可以到外交部去提请人家注意就行嘛。你们管业务的都是年轻的吗？”
“有年纪大的，有处长。”
“这样重大的事为什么不送我看一看？抗议是严重的步骤，可是你们随便提抗议，现在提抗议就像喝杯茶似的。像这样的事也抗议，那就不胜抗议了。”
最后，周恩来责成外交部有关领导回去要就此事好好检查，吸取教训。
周恩来批评驻刚果（布）使馆：“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毛泽东对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
1967年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
本应是秋高气爽的金秋十月，天空却显得有点锈黄混浊。
天安门城楼的国庆观礼，也没有了往年的壮观。前来参加的外国首脑及代表团只有阿尔巴尼亚、越南、巴基斯坦、刚果（布）、马里、苏丹等少数几个国家。
在一侧的外国驻华使团的观礼台上，当林彪在天安门城楼讲话中批判“苏修”时，苏联等一些国家的驻华使节起身退席了。
10月2日，我驻刚果（布）大使馆给外交部发回一份请示电。
请示电说，我驻刚果（布）大使馆举行了国庆招待会，刚果（布）总统、政府内阁成员及政治局委员均没有出席。我使馆准备约见刚果（布）总统，指出刚果（布）政府不派代表团参加我大使馆国庆招待会，是中、刚两国关系史上一个严重的事件，是对我国主权的一种侮辱，对此，我们深表遗憾。
基于前几次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外交部有关负责人不敢造次，连忙将这份请示电上报周恩来审批。
还亏得他们把电报及时送周恩来审阅，否则，又可能在外交上捅一个更大的漏子。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为庆祝国庆，我驻刚果（布）使馆决定在10月1日举行国庆招待会，并由代办发表讲话。使馆根据国内报纸所载的一些文章和讲话起草了讲话稿。讲话稿高度赞扬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揭露和批判了苏修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9月29日，我使馆将邀请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等领导人参加国庆招待会的请柬和讲话稿一并送到了刚果（布）外交部。
10月1日下午，刚果（布）外交部部长约见我使馆代办，说：总统认为，中刚两国友谊在发展，希望中刚两国友谊不仅能保持，而且还能发展。对代办讲话稿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在庄严的节日，讲话应大概介绍中国人民的生活情况，使刚果人民更了解中国；二是讲话稿有针对另一国家（指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作者注）的内容，刚果（布）是中立国，不允许中国攻击苏联或苏联攻击中国，中苏分歧不应在此地相互攻击；三是讲话稿中没有提总统的名字，却提了总理努马扎莱，这种情况会给刚果（布）国内人民产生分裂的感觉。刚果（布）外长还说，问题不在提总理的名字，如果你提了总统一、二、三次后，再提总理，这是正常的，否则，会使刚果（布）人民产生倾向性。
我使馆代办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作为中国大使馆，有责任正确说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政策，揭露修正主义与美帝勾结镇压亚非拉人民革命斗争的行径。至于讲话稿提了总理努马扎莱，是因为努马扎莱正在中国访问，没有提总统访华，我们可以研究。
刚果（布）外长表示：你们的立场是不考虑总统的不攻击现代修正主义的意见，我回去向总统汇报。
同日下午5时，刚果（布）外长再次约见我使馆代办。
刚果（布）外长说：我向总统汇报后，总统召集了政治局会议。总统认为泛指修正主义可以不要修改，直接攻击苏联的话要取消，政治局也要求取消。
我使馆坚持认为，这是政治原则问题，不能修改。
约谈没有取得一致结果。
晚7时30分，我使馆如期举行国庆招待会。但刚果（布）总统和政府官员等都没有出席。
周恩来仔细圈阅了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请示电，而后用毛笔在电报中“我们根据报上所载文章及周总理接待谢胡的讲话和接待努马扎莱的社论起草了讲话稿”一句下面重重地划了一条粗线，并在旁边的空白处批道：
不参考我在接待努马扎莱宴会上讲话（只提出现代修正主义，未具体点名）而采用我在接待谢胡宴会上的讲话，真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对刚果（布）政府不出席我国国庆宴会应表示“遗憾”，可不再作其他举动。
随即，周恩来又在电报的抬头的上方批道：
即送主席、林副主席批阅。我有话语见后，请批示。
周恩来十、三。
周恩来批评我驻刚果（布）使馆“是不看对象的极左倾向”，是因为使馆在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问题上没有根据具体对象的不同，采取灵活变通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那种氛围中，批判修正主义是被视为一个“政治原则”问题。但涉及到外交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可以采取灵活的做法。周恩来很注意这一点。9月27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以谢胡主席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在讲话中点名批判了“苏修”，因为阿尔巴尼亚当时已和苏联断绝了外交关系，谢胡在讲话中也点名批判“苏修”，而且宴会也没有请苏联驻华大使参加。第二天，周恩来为来访的刚果（布）总理举行欢迎宴会时，因为刚果（布）与苏联有友好外交关系，宴会也请了苏联驻华大使参加，因此在讲话中，周恩来只泛泛地提了“现代修正主义”，而没有指名道姓地点“苏修”，在场的苏联驻华大使没有退席。
在9月30日的国庆招待会上，因请了各国驻华使节，周恩来在讲话中也没有提“苏修”。我驻刚果（布）使馆在参考国内报纸起草国庆讲话稿时，就没有从周恩来的前后讲话比较中，看出灵活的策略，相反，在“左”的思想的影响下，恰恰参考了周恩来欢迎谢胡的讲话，尤其是当刚果（布）政府善意地提出这个问题后仍坚持不改。
周恩来批阅完驻刚果（布）使馆的请示电时，已是10月3日凌晨。请示电很快就送到毛泽东手上，毛泽东也还没有睡觉。他阅后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电告我驻刚果（布）大使馆：在未得到中央指示以前，使馆对此事不要作任何活动，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表示“遗憾”二字，不要作任何解释，不要多说一句话，更不要去见刚果（布）总统。
同日下午5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大会客室会见9月底就已来华的刚果（布）总理努马扎莱。参加会见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
毛泽东就我驻刚果（布）使馆的“左”的做法当面向努马扎莱道歉。
会见一开始，毛泽东一边摸出香烟向努马扎莱递烟，一边问：“你们那里有香烟吗？”
努马扎莱说：“有。但我不抽烟。”
“这个习惯好，”毛泽东自己点燃烟卷，吸了一口，说：“回去后，请你问候你们的总统马桑巴·代巴，千万要把问候带去。”
毛泽东在此特意嘱托“千万要把问候带去”，是为补救我使馆代办在国庆讲话中未提马桑巴·代巴总统的不当做法。
努马扎莱说：“我们来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要我向毛主席转达他的问候和友谊。他本来也想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18周年国庆。”
“很感谢。”毛泽东抛开那些谨慎的外交辞令，坦诚地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大使馆犯了错误，你们总统处理得好，我很赞成。有的中国人有大国沙文主义，强加于人，驻在人家国家里，人家接受不了的，硬要那么搞，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是什么？要进行教育。”
努马扎莱激动地说：“很感谢毛主席这番讲话。”
周恩来插话说：“总理（指努马扎莱）把国内来的电报给我看了，总统表示这不影响两国的友好关系。”
毛泽东对努马扎莱说：“做得很正确。要整一整大国沙文主义者，不管他是中国的还是哪一国的。我是不庇护犯错误的干部的。”
“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毛泽东吸了吸快要燃尽的烟卷，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中：“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部长，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
努马扎莱说：“通过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毛泽东答了一句后，依然循着他的思路讲下去：“你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前四条都可以，我只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
毛泽东在介绍了一番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又说：“你们非洲人官架子比较小，所以，我同非洲人谈得来。”
努马扎莱说：“在我国也开始出现官僚架子，所以我们很重视研究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挥了挥手：“我不建议你们搞文化大革命。”
会见结束时，努马扎莱对毛泽东表示感谢，说：“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代表团谈过，如果见不到毛主席，我们就不离开北京。”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好，我的官僚主义就被打倒了。你们是来自非洲的代表，我怎能不见呢？如果不见，你们就给我写一张大字报，打倒毛泽东的官僚主义。”
毛泽东的平实和风趣让非洲客人在笑声中激动不已。
握手告别时，毛泽东再一次请努马扎莱一定要转达对马桑巴·代巴总统的问候。
10月5日，周恩来同努马扎莱会谈时说：“毛主席前天接见了你们，把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的问题告诉了你们，对我国大使馆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既然是我们使馆的缺点，我们就作自我批评。你们如果有缺点，也作自我批评，这样就会更好。”
送走努马扎莱总理后，周恩来批发了外交部给驻刚果（布）大使馆的指示电，传达了毛泽东接见努马扎莱时对使馆大国沙文主义做法的批评，要求使馆认真学习，深刻检查所犯错误原因。指示同时指出：检查的目的旨在提高思想，改正错误，总结经验，做好工作，不要过多追究个人责任。
周恩来还抓住这个机会，指示外交部向各驻外使领馆转发了毛泽东对驻刚果（布）使馆的批评和该馆的检查摘要，要各使领馆对照自己的工作，从中吸取教训。1967年，在极左思潮四面出击的干扰和破坏下，中国外交陷入了困境。周恩来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和斗争也远不止上述事实。如：——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周恩来一直压着有关部门建议撤销中国驻意大利商务代表处的报告，没有批准。1970年，意大利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对突尼斯的关系上，周恩来曾多次批评有关部门的极左做法，并请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向突尼斯总统进行解释，还亲自接见突尼斯记者做工作，使中国与突尼斯在1971年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在对苏联的关系上，尽管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对骂已公开化，但在国家关系上，周恩来还是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有意识地留下了余地。1967年11月7日，周恩来就祝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写信给毛泽东，建议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表示祝贺。毛泽东批准照办。
在采访当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傅崇碧时，这位老将军心情激动地回忆说：
一次，造反派煽动10多万群众要冲苏联驻华大使馆。总理把卫戍部队调来，亲自守在苏联大使馆旁边的一个电影院里控制局势，守了整整一个晚上没睡觉。总理担心，大使馆有枪，有机枪，你要冲，他就可以开枪，这样会打死很多人。总理亲自做工作，在那个电影院里找造反派一块谈，说在大使馆外面游行可以，不能冲进大使馆，不能逼他逼得太急了，逼急了不行。总理真是苦口婆心。坐到半夜，我说总理你回去吧，有情况我向你报告。总理不放心，不回去。到天亮了，罗贵波副部长来了。我对总理说，我们两个负责，你回去休息吧。总理回去后，过5分钟打个电话来，过5分钟又打个电话来，询问情况怎么样。我说，总理啊，你就休息吧。总理说：我回来睡不着，出了问题我怎样向主席交待呀！直到知道游行结束后，总理才睡觉。
从1968年开始，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逐步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我国外交上面临的一些不正常状态。他提出：要从政策角度鉴别和批评极左思想，并在外交人员中加强纪律。
196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一批外国驻华使节，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向世界传达了中国愿意同各国改善关系的信息。此后不久，在周恩来的努力下，中国政府开始重新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驻外使节。
周恩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也多次坦率地谈到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外事工作的干扰和破坏，宣传我国正确的外交政策。对于过去主要由于中方的极左行动而损害两国关系的事件，周恩来或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内部接触，向对方承担责任，主动进行修复关系的工作，从而消除了许多国家对我国的误会和怀疑。
一度陷入困境的中国外交又重新走向复苏和崛起。
今天看来，周恩来在1967年对极左思潮干扰破坏外交工作的抵制、批判、斗争，其历史性的贡献是很明显的：
首先，使新中国17年发展起来的外交关系没有被毁于一旦。
其次，为中国同周边国家及世界一些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为新中国外交能迅速从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争得了宝贵的回旋余地和条件。
第三，正因为新中国外交困境的迅速摆脱，中国同原友好国家关系的迅速修复，中国才能在1971年及时地抓住历史机遇，重返联合国，并开拓了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与西方一大批国家全面建交的外交新格局，新时期开始后的对外开放也因此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一位老外交家感叹说：文化大革命中，如果没有总理坚决制止和批判四面出击、到处树敌的极左思潮，别人是很难处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周恩来对新中国外交的这一贡献是独特的历史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