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又断了。尤利、托尔和阿布杜拉正在抢救桨片。圆木断裂了，舵桨需要不停地维修，而纸莎草捆却可以像橡胶一样地弯曲。桅顶上的诺曼，是惟一的专业船员。“在南极的冰盖上待了一年，就没胡子了。”尤利边说，边在断掉的舵桨上支了一枚剃须镜。作者的“鼻测仪”，上面有小刀划出的刻痕，用来测量北极星的角度，由此得到“太阳”号准确的纬度位置。后甲板进一步下陷。当舵桨在黑夜中折断时，诺曼和乔治在船尾的工作变得困难起来。左船尾船桥已经没有了，但是只要船只的其他部分高出海面，尤利仍然能保持航线的稳定。只有痛苦的经历能教会我们，草船的压舱物与普通船只的摆放应该相反，因为迎风方向的海浪高于背风的一边，所以迎风一边的草捆会吸收更多的水分。问题开始在船尾出现。但起初圣地亚哥只认为它成了甲板上适合洗衣服的地方。大量的飞鱼落到了甲板上，它们不是被我们煎制成早餐，就是被用做鱼饵。作者用飞鱼做饵捕获的剑鱼。我们一致决定把救生筏割成条，把泡沫橡胶系在后甲板以抬高船尾。
太阳号草船远征记TAIYANGHAOCAOCHUANYUANZHENGJI加那利群岛已经被我们抛在了后面。八天里，我们航行的路程已经相当于从挪威跨越北海到英国的距离了。一艘船能够在这么长的航程中与大海搏斗而不被大海吞噬，可真算得上是“适于远航”的船只了。尽管船桨和帆桁折断了，尽管水手们没有经验，也不是埃及人，并且经常操作不当，尽管风暴肆虐，海浪连天，但是，“太阳”号依然神气活现，未曾有丝毫的改变。船上的东西也是安然无恙。我们继续在公海上扬帆前行，这跟在尼罗河静静的水面上荡桨简直无法比拟。
我们经过加那利群岛的时候，正下着蒙蒙细雨，看不见陆地。现在我们头顶上露出了一片蓝天，我们可以看见非洲黄金海岸一带低垂着厚厚的云层，那正是进港登陆的位置。加那利群岛中的特纳里夫岛上，有一座特伊德火山，高达一万两千英尺。从这里看不见它，但是它把环绕此处的潮湿空气都送到寒冷的高空，形成一簇簇云朵，被风吹到海面上，犹如远洋海轮吐出的缕缕白烟。
阿布杜拉只见过漂在乍得湖上的小岛。当他听说这波涛汹涌的大海上也有岛屿，而且还有人居住时，一下警醒起来。他想知道那些人是像他一样的黑人，还是像我们一样的白人。圣地亚哥曾在加那利群岛住过，而且还是一位人类学家。他给我们讲起这些岛上神秘的“关切人”。欧洲人先“发现”了这些关切人，又过了几十年才航行到更远的地方“发现”美洲的。那时候，关切人就住在这些远离大陆的岛屿上。加那利群岛上有些土著部落的人是黑皮肤，矮身材，而有些却是白皮肤，高个子，金发碧眼，鹰钩鼻子。1590年在加那利群岛发现的一张彩色蜡笔画，描绘了一群关切人，都蓄着金黄色的大胡子，皮肤很白，黄色的长发打着卷柔顺地垂在背后。圣地亚哥甚至还告诉我们，他在剑桥大学时亲眼见过纯血统的，长着金色头发的关切人。事实上，那是一具从加那利群岛运来的关切人木乃伊。加那利群岛的土著居民都会制作木乃伊，也掌握了头盖骨钻孔技术，正如古埃及人和秘鲁人一样。由于白皮肤的关切人不像是通常的非洲人种，而与北欧的维京人更为相似，因此引起了诸多猜测，有人认为这与斯堪的纳维亚文明的史前殖民有关，有人甚至认为加那利群岛就是残存下来的已经失落的亚特兰蒂斯大西洋文明岛国。可是，古代欧洲人从来没有制作过木乃伊，钻颅术则更为罕见。这些文化特征都表明，关切人的文化显然同北非沿海的古代文化有关。现在统称为柏柏尔人的摩洛哥的土著，其中许多人是在一千多年前被阿拉伯人往南赶到阿特拉斯山脉的，他们同关切人一样是个混合的种族，有的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有的则是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在摩洛哥的村庄里，至今还常能看见这两种类型的柏柏尔人纯血统后裔。
加那利群岛上的火山高耸入云，我们只能看见从那里涌出的团团簇簇的云朵。只有天气晴朗的时候，才可以从摩洛哥海岸看到这座火山的顶峰。看来根本没有必要去斯堪的纳维亚，或是潜入大西洋底去寻觅关切人的起源。他们可能就是起源于邻近的非洲大陆，因为古代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也可能穿越这片海洋，来到加那利群岛，就像我们今天乘着纸莎草船穿越这片海洋一样。
因此，加那利群岛上关切人的真正秘密，不是他们到底属于什么人种，而是他们到底怎样来到加那利群岛的。欧洲人先于哥伦布几十年就发现了他们，那时候，他们什么船都没有，甚至连木筏或独木舟都没有，但是岛上满是参天大树，并不缺少木材。关切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全都务农，并且养羊。他们当初设法把活羊从非洲带到了这些群岛上。要在船上带着妇女，还有活羊离开非洲大陆，那么你就必须既会行船又会打鱼，不管怎么说，只会牧羊是绝对不够的。那么，关切人怎么会把自己曾是水手的祖先们留下来的船忘得干干净净呢？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祖先除了这种带帆的纸莎草船“玛地亚”之外，不知道还有别样的船只？直到今天，在摩洛哥北海岸还能见到这样的纸莎草船。假如一个人只会制造纸莎草船，而不知道如何把木板连接在一起，制造中空的可以防水的船壳，那么，一旦纸莎草船因老化而腐烂，他就会无船可用，无计可施了，因为他登陆的这片岛屿上既没有纸莎草，也没有其他芦苇类植物。
“太阳”号突然开始向前倾跌，动静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把“关切人”置于脑后，向开始迎风抖动的船帆奔去。风向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被一阵阵的海浪赶着，像是暴风雨就要袭来。而且浪谷愈来愈深，浪尖越来越高，我们也随着忽上忽下。巨浪铺天盖地似地从我们后面打来，但是却盖不过我们，因为我们这只金色的纸天鹅只是优美地抖一下尾巴，浪头就从船身下面倏地溜走了。阿布杜拉觉得头痛，而且想吐。尤利怀疑他是晕船，虽然他上船以来还没有过晕船的症状。他便叫阿布杜拉上床，吃几口埃及“木乃伊”饼干。同时，圣地亚哥可以走出船舱来到甲板加入我们的行列了，因为尤利已经治好了他的皮肤。诺曼如今身体极佳。我们正围着鸡笼坐着，享受着卡洛的意大利调味饭，里面还有杏仁和干果。这时，突然有人叫了起来：“当心上头！”大家吓了一跳，全都抬头看去，一看，吓得差点都逃命去了。一道巨浪，比船舱还高，正向我们这边翻卷过来。突然一下子退下去，只剩下一些白沫飞溅着，从船身下面流过，这时我们看到自己已经身陷深深的浪谷了。接下来我们还经历了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浪头。大海没来由地这样运动，通常是到了入海口，这里的海浪会被洋流推得一个高过一个。我们现在一定驶进了加那利群岛几个大岛之间的海峡，所以来自葡萄牙的洋流在通过这狭窄的通道时因为挤压变得更加狂野了。我们沿着既定的航线，走得更加轻快了。这就是加那利洋流，直奔墨西哥湾。
我们的纸莎草船随着波浪的起伏，一下被托了起来，又高了一点，再高一点，一会儿又往下落，跌入深渊。可惜阿布杜拉睡着了，他没有看到五条巨大的抹香鲸紧贴着船身露出水面。卡洛还没来得及拿照相机，它们就又潜入水中不见了。我们又被抛了起来，然后下落，下落，落入深谷。接着就听到木头吱嘎吱嘎响了又响。又一条小桨断成了碎片，只剩下一小截挂在草船外边。现在连小桨都不够用了，得想点办法了。要不要设法驶进佛得角群岛去弄几根好木材？大家一致反对。不过，我们带的货物当中有一块方形的用埃及的西尼巴木材制作的备用桅杆，十分结实。到目前为止，桅杆经历风吹雨打还没有断过，也许我们根本用不上这备用桅杆。因此，我们把它绑在备用的舵桨上，用来加固厚实的伊罗柯木轴。结果，舵桨加固好以后，变得又粗又沉，我们只有七个人全体出动搭一把手，才能把它抬起来，准备在后半夜放入海里。那夜满月圆圆，繁星闪烁。奔腾的大海在后面追赶着我们，泛着微光，有时又蹿得老高，黑洞洞的很是凶猛，可它们已经吓不倒我们了，因为它们同纸草船较量，从来都没占过上风。大海只是讨厌木材，我们一把木材放到舷外，立刻就被大海折断了。而木材只要放在甲板上不用，就安然无恙，还有船上一百六十只易碎的陶瓷坛子和其他的货物，如今也都还平安无事。但是，这根巨桨却不得不去舷外和大海较量一番了。
圣地亚哥和我在船桥上各就各位，手里握紧那根二十五英尺长巨桨的把，在我们上面，这儿必须把桨抓紧并且固定住。同时，其他人都站在下面的甲板上，举着那沉重的桨片。我们得把它推进海里，然后把巨桨的颈部绑在左舷的横梁上，后甲板两边都有这样的横梁用来固定舵桨。
一声令下，巨桨被推了出去，周围的海水也跟着草船的抖动剧烈颠簸起来。大海掀起一道巨浪，把桨片高高抛起，下面的五个人虽然用尽身体里最后一丝力气，紧紧拽住绳子想要把桨片拉回原位，最后还是不得不脱手。我和圣地亚哥站在船桥上，也只能勉强抓住舵桨上端较细的部分，正是要和船桥的栏杆绑在一起的部位。可是，巨浪在我们身下嘶嘶做声，从船中间落下去，在“太阳”号的船尾底下开了一个大缺口，船尾一下沉了下去，脱手的桨片就趁势全力向横梁狠狠砸去。这就像是巨锤呼啦着抡向铁砧。又一道巨浪掀起，将桨片再次抬起，又狠命砸了一下横梁。船桥下的五个人拼命想用绳套和双手逮住那坏事的铁锤。而我和圣地亚哥就像两个木偶，被舵桨抬得忽上忽下，什么也干不了，只能每次趁着巨桨漂在海面上时，借助浮力抬起舵桨的这一端，将它往合适的位置送。每当浪头一落，舵桨也随着下垂，我们二人就被抛到半空，船桥下五人用所有的绳套套住桨片的扼喉部位，想要把它固定在横梁上，可每次都不成功，下个浪头袭来，桨片再次脱手，舵桨被高高抬起，而我们就像是在跷跷板的另一头，一下子又垂直下落了。由于我们下落时又猛又快，万一舵桨砸上护栏，我们的手指和脚也许都要砸烂，因为我们不但手抱着舵桨，脚还钩着护栏呢。可是，又只有这么做，我们才不会随着巨桨被甩到船外去。过了不久，我们终于明白了，如果我们再不撒手，这根发了疯的巨桨一定会把横梁砸个粉碎，那么纸莎草船也会散架，因为固定草船的绳索都是绑在横梁上的。
可是一想到只有坐在这草堆上束手无策，任凭这船侧着身漂到美洲去，我们又平添了几分蛮力。我们还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发现舵桨不偏不倚落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我们七个一拥而上，用绳子将它固定好了。我们终于将这怪物制服了，将它的首尾都用很粗的缆绳固定在“太阳”号上，想来这回海浪也动它不得了。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又将一根古埃及舵桨安到了船尾适当的位置，虽然本应该有两根的。巨桨中间的杆已不成形，又粗又笨重，转动起来也不方便，因为这部分绑上了备用桅杆，而且那桅杆不是圆的，是方的，可是它结实得很，海浪想要把它打掉已经不可能了，即使草船整个被扭歪，舵桨杆也不会断。
圣地亚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惊险的经历了。尤利帮我们几个包扎了手指上的小伤口。那根巨桨果然有用，纸莎草船开始沿着既定的航线平稳前进了。我们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可以爬上床睡觉了。夜间值班的时候也轻省了许多，只要注意来往的船只别把我们撞翻了就行。看看头顶的月亮星辰，底下的浪尖的涌向，就知道我们的航线十分稳定。值夜班时，可以坐在舱门口下风处自得其乐。我们只在换班时，才爬上船桥，看一下罗盘，这是人造的小罗盘。我们很快发现头顶的星空就是一个大罗盘，闪烁的盘面正好对着我们。我们的朝向是正西。不过，我们并不十分在意到底开往何处，反正离陆地越来越远了。
此后一连三天都很顺利。我们抽空用两根断桨的杆把另一根舵桨也修好了。一根钉子也没用，以防木头折断，接头的地方都用绳子来连接。大海依旧奔腾不息，“太阳”号迎风的一侧完全湿透了，草船被弄得更湿了，一直湿到船舷栏杆处。船体的加重使得暴露在外的横梁入水越来越深。由于浪头很高，我们不敢冒险把第二根桨放下水去。不过我们做好了准备，万一已加固的舵桨被折断，就用它来代替，因为第一根舵桨在与大海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搏斗后已经岌岌可危了。另一方面，我们却冒险挂上了整张船帆，效果还不错。海风从北方吹来，颇为刺骨，可我们仍能瞥见西撒哈拉沿海低垂的云幕。我们尽可能地把货物都搬到左舷，也就是下风的一侧，这边离水面仍旧很高，就和我们出航时差不多。挂上船帆以后，我们这艘沉重的纸莎草船又开始高速前进了。我们径直朝西驶去，速度保持在每二十四小时六十海里，也就是二点五节左右。现在我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纸莎草船驶过后，船尾后边被拨开的波浪了。十一天里，我们航行了五百五十七海里，跟乌鸦飞得一样快了。为纠正时差，我们把表往回拨了一个小时。
两天来，不时有船只出现在我们周围。有一次，我们竟同时遇见三艘远洋巨轮。我们一定是已经航行在那条环绕非洲的大环形航线上。晚上，我们不得不把几盏最亮的煤油灯挂上桅顶，以免被撞。可是过了不久，就见不到载人的船了。只有一群群海豚在我们周围嬉戏，有的离我们特别近，我们都可以伸手拍到它们了。偶尔会有一两头昏昏欲睡的翻车鱼从船旁漂过，船头开始有飞鱼从底下跳出来了。天空中却没什么活物。只是偶有昆虫迷了路，被吹上船来。也会有一对对小海燕在浪槽中疾飞。这些小海鸟就栖息在海面上，因为它们像纸莎草一样轻，浪头再大它们也能在上面漂浮着。前几天开始，从纸莎草的小洞里爬出成群的灰褐色的小虫子，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海水把虫卵和幼虫都杀光，否则，这艘纸莎草船会从里面被蛀空的。曾在造船工地时就曾经有骆驼想要啃我们这艘船的船舷，有人预言，纸莎草船可能被饥不择食的海洋生物用来填饱肚子。幸好，迄今为止，鲸鱼和海鱼都没有想把我们的纸莎草捆当做食物，但是那些密密麻麻的小虫子却着实让我们大为不快。
夕阳西下，月亮慢慢升起，它们轮番为我们指引着航程。独自守夜让我再一次完全体验到当年在“康提基”号木筏上那种永恒而且永无止境的感觉。夜空繁星点点，海水融入漆黑的夜里。星星在我们头顶闪烁，海面上磷光点点与之遥相呼应，浮游生物就像霓虹灯似的点缀着柔软的黑色绒毯，而我们就是在这黑毯上漂浮着。借着浮游生物的闪烁，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在镜子面上行走；又或者大海如水晶般透明，而且深不见底，因此我们可以透过大海看见宇宙另一边的闪烁繁星。在这无所不在的星空里，只有我们乘坐的柔软顺从的金色纸莎草船是最真实的，伸手可及的。此外，还有那张方形的大帆，衬着星空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黑影，上面桁端处宽一些，下面底部窄一些，像颈子。这种古埃及的梯形的船帆，似乎把夜空下的时光倒转回去几千年。这种形状的船帆如今早已绝迹了。纸莎草、柳条、木头和绳子发出的怪异的吱嘎声让这种古昔的情境更为真切了。我们并非生活在原子弹和火箭的时代，而是生活在地球还是那么广袤无垠，到处都是未知的大洋和大陆的时代；而且地球还是方的，没人知道它是球形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宝贵，因为每个人都觉得时间用也用不完。
经过这一番斗争，我们的肌肉都有些僵硬了，可是却更能战斗了。纸莎草船随波起伏，甲板上的煤油灯也随之摇晃起来，我们借着煤油灯微弱的亮光交接夜班。这时候钻进温暖的睡袋休息简直是妙不可言。一觉醒来，食欲大增，更觉得精力尤其充沛。而且一点开心的事都能越想越美，烦恼则都大事化小了。看来，石器时代的原始生活还不能随便鄙视哩。我们还真不能臆断，以为我们的祖先从事着艰苦的体力劳动，只是备尝艰辛，而从不知生命的乐趣所在。
我们每天都能在地图上记下向西行驶六十海里，虽然我们眼前的地平线从未改变过，而且天天如此，一刻也未变过。它好像是和我们一起移动，我们总是在它的正中央。不过，我们知道有一股海流一直在推拥着我们向前，虽然我们看不见它。加那利洋流移动得非常快，像是一条咸水河，伴着西向的信风，朝西下的太阳奔去。水里浮着的，空中飘着的，都被带着往西边去了。去西边追赶太阳和月亮。
我和诺曼一同站在船桥上，他拿着一个六分仪，我拿着一个自制的土仪器。这是我用两块木板修修刮刮制成的，想拿它来测量纬度。尤利把它叫做“鼻测仪”，因为这两块木板是连在一块木条上的，而这块木料中间削成了一个弧度，正好可以架在鼻子上，它的名字就是这么得来的。把那木条架在鼻子上，与眼睛成同一水平线，左眼沿着一块木板的表面向前看，调整木板的角度，使它正好对准地平线。另一块木板是用一小片皮革做铰链固定在木料上的，这样右眼就可以看到翘起的一头直指北极星了。两块木板之间的夹角，可以由放在木板两端之间角度仪直接读出，这个角度就是我们所在纬度，再也用不着什么计算了。这极其原始的“鼻测仪”引起大家的一片称赞，唤起了大家的幽默感。因为它是如此简单、方便，而且误差极小，不会超出一度。要记录我们每天的位置，这就足够了。这样做出来的图，与诺曼绘制的正确的行程图，所差无几。
我们逐渐开始了解纸莎草船的特殊性能了。首先是斜撑的舵桨向我们披露了它们的秘密，它们实际上是最初的掌舵装置在从桨演变到舵的过程中遗失的一个环节。接下来，那可以漏水的船身展现了它的真正实力：它不仅载重量惊人，而且在惊涛骇浪中异常结实，它的浮力持久而且超乎现代人的想像。可是，这艘古船不为世人所知的最大的秘密却在于它的帆缆，它表明这艘船在建造之初就已经超越了河船的性能。我们发现，兰斯特罗姆在设计时，就把埃及古墓壁画上关于桅杆和帆缆的全套细节都搬到这艘船上来了。从桅顶到船舷，系着一根结实的缆绳。可是从船尾到桅顶却没有缆绳。尽管在河船上，只要桅顶前后各系一根缆绳，就可以把桅杆竖起来了，因为河水一般都比较平缓。然而不知为何，古埃及造船师却故意避免在桅顶和船尾之间系上缆绳。反而在每条桅脚上高度不等的地方系上五六根缆绳，绳索之间相互平行，另一端就固定在两边船舷中间偏后一点的地方。这样一来，这艘船的尾部就不会受桅索的束缚，由于不和桅杆相连，就可以随着波浪上下自由起伏了。“太阳”号驶入公海不久，我们就发现了其中的奥妙。船尾就像是拖在船后的拖车，可以自由地在浪里上下起伏。如果在桅顶和船尾之间系上桅索的话，一阵巨浪掀起，早就把桅杆折断了。纸莎草船在大海里颠簸，通常都是船身中部时不时得被推上高高的浪峰，而船头和船尾却同时自然地落入浪谷。要是两头都同桅杆相连，桅杆必然在重压之下折断。而按照古埃及的设计，桅杆支撑曲形的船头，并且从中间把柔软的船身绷直，而船尾的那三分之一船身就可以随着大海的运动而运动了。
我们每天都忍不住要夸奖这极富创意的设计，还有那帆缆的特殊功能。航海专家诺曼马上悟出了其中的道理：准错不了，古埃及人设计这种帆缆，是为了让他们的纸莎草船在海水涨潮时伸缩自如。出航第三天，我就在日记里写下：“这种帆缆的设计是多年航海经验的成果，决不是在平静的尼罗河上产生的。”
不过，设计的另一个细节却花了我们很长时间才弄明白古埃及人如此造船的道理，并为此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这就是我们每天都十分欣赏的那个宽宽的翘得老高并向里弯曲的船尾尖，它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我们当然不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去相信它仅仅是为了让船更精美。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也像那些埃及学者一样，无法猜透它的实际用途。然而，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船尾尖并没有变直的趋势，而且形状完全没有改变。因此，我们那几位乍得来的朋友似乎说得不错，造船师的活做得很细致，因而不用在船尾系上缆绳与船身相连，船尾就可以保持向里弯曲的形状。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自己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将船上的货物按照普通帆船那样，摆在了受风的一侧。可是又有谁能告诉我们，纸莎草船上最重的货物应该集中摆放在下风的一侧呢？谁都得同我们一样，在信风带里走一遭，付出巨大的代价，才能吸取这教训。如今我们受风的一侧船舷的舷边已经几乎和海平面齐平了，尤其是靠近船尾的部分。现在我们在那里洗漱时，用不着低头抬脚，而在船身其他地方当然是办不到的。最后，我们都在那里洗漱了，觉得特别方便。
到6月4日，骚动的大海开始平静下来。第二天早晨，我们一觉醒来，一切都变了样。天气晴朗，而且热了起来。在阳光下海面上只有长长的、一排排的波浪光。又有五头大鲸鱼拜访了我们，队伍颇为壮观，但是很快就离开了。或许之前拜访我们的也是它们。它们真是漂亮，而且以它们独特的方式对我们表示友好。此情此景让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人类将鱼叉投向大海里最后一只鲸鱼这样的温血动物，那么大海里就只剩下潜水艇那冷冰冰的钢壳晃来晃去了，那该多可怕。
天气如此晴朗，又非常热，乔治忍不住脱掉衣服跳进海里，不过身上还是系着保险绳。他戴着潜水面罩，一头钻到船底下不见了。一会儿，他又浮上水面，快活得大叫一声，惹得尤利和圣地亚哥也各自系上保险绳，跟着跳进海去。我们其他人都在船上看着，等着轮到我们。只有阿布杜拉坐在舱门口，瞪着平静的大海，闷闷不乐地撅着嘴。他以为像这样没有一点风，我们就会滞留在这里，再也到不了美洲了。诺曼安慰地解释道，没有风还有大洋流呢。也许我们不能像前几天那样每天前进六十海里了，但怎么也能有三十海里啊。
很快，除了阿布杜拉，我们每个人都下海钻过“太阳”号的船肚子了。他待在船上，仍旧用帆布桶打水洗了身子，然后朝着麦加的方向跪下，开始长时间的祈祷。也许他是在祈求刮风吧。
经过这场咸水浴，我们的精神都为之一振，如同新生。最刺激的就是在水底下观望“太阳”号。我们觉得自己就像几条鲭鱼，在一条黄色巨鲸圆滚滚的肚子下面游动。太阳光从海底深处反射上来，好似探照灯，照亮了我们头顶的纸莎草捆。大海和万里无云的蓝天连在一起，到处都是湛蓝湛蓝的，只有我们头顶的黄色巨鲸在闪闪发光。船行得非常快，我们要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拼命游，就会被保险绳拖着走。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斑马纹的鲭鱼排成楔形，就像我在“康提基”号船首的木头前面看到的那样，忠实地游在船首。我们的船又超过一根非洲大树的树桩，它在浪卷里沉重地打着滚。一条胖头胖脑的剌鲳鱼从树桩下面钻了出来，使劲摇着尾巴想要游到“太阳”号这边来。它发现早有一两条身形比自己还小一些的同类，已经在巨大的桨片旁边上蹿下跳了。有时它们还朝我们蹿来，顽皮地在尤利的白皮肤上咬一口。
船底很多地方生出了许多小小的能伸长脖子的藤壶，这是一种附在岩石或船底的甲壳动物。它们还从蓝黑色的甲壳上探出橘色的呼吸器，如同柔软的鸵鸟毛一样摆动着。但我们没有见到海草，也没其他海生植物。这纸莎草船当初在撒哈拉沙漠的时候，看上去是灰黄色的，干巴巴的，如今在水下膨胀起来，变得又滑又亮，呈金黄色。用手按一下结成船身的纸莎草，再也不发脆易断了，而是变得像汽车轮胎那样坚韧。而且，连一根纸莎草都没有脱落，或是折断。这纸莎草船已经在水里泡了三个星期了。它非但没有在两个星期里被分解溶化，反而变得比任何时候都结实。纸莎草的浮力也丝毫没有减小的迹象。船身向受风的一边倾侧，是因为吃水线以上的纸莎草吸进海水的缘故，海水也成了船上的载重，虽然这货物没用，却无端地让船身变沉了许多。
看着这些，我们不禁大喜。我们爬上船去，不一会儿，就看见有鸡毛在船后的尾波上漂浮着，原来卡洛又要犒劳我们了。
经过这番水下的观察，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决定把另一根修好的舵桨也放下海去。现在的海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平静。可是这根舵桨又长又沉，因为我们给它接上了两根杆。我们准备从船的右舷把舵桨推下海，可是，还没来得及搬它绕过所有的桅索，从舱顶移到右舷去，天色就已经黑了。海浪看上去很平缓，但是起伏也不小，浪头仍然很高，若是我们把桨放出去，不等我们把桨片放到凹槽里固定好，桨片就会扑腾个不停，搞不好还是会出问题。有了上次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决定等天亮了再放桨。于是，我们把桨绑了个结结实实。桨片绑在甲板上，长长的杆就悬在空中，伸向右舷一侧的船尾。
第二天早晨，天气依然很好。我从坛子上爬到船尾，想好好洗个澡。早晨值班的尤利正坐在那里，乐呵呵地洗着自己的内衣。不过他是直接在甲板上洗的，而且没有用帆布斗。原来，每次海浪越过船尾，都有些浪花落在右舷船尾最低洼的地方，因为舵桨放在那里把船身压得更低了。浪花不时打过来，恰好在船尾形成了一个小水池。
“这快艇变得越来越实用了，”尤利高兴地说，“现在我们又有了个盥洗盆，还有‘自来’水呢。”
我们赶紧把沉重的舵桨放下海去，这样一来，就可以让大海承受它的大部分重量了。可是，船尾的水池仍没有消失，还不时有浪花落下来补水。如果这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盥洗盆的话，大家都很欢迎。我们看了看船尾尖，它仍向里弯曲着，完全没有伸直的趋势。为了安全起见，乔治游到“太阳”号底下一看，才头一回发现，船舱以后的船身已经开始下垂。不过纸莎草捆仍然很完整，也很结实，用手一挤，还会冒出许多气泡。纸莎草船的浮力并没有改变。只是，我们放在船尾的东西太沉了。
我们动手把所有的货物都从船尾搬走，船舱后面只剩下那根沉重的横梁，它承受着那两根舵桨和船桥自身的重量。船桥是用柱子撑起来的，下面存放救生筏的柳条箱。
浪花还是会从右舷泼到船上来。我们又水上水下仔细检查了一遍。显然，“太阳”号仍然完全保持原形，从船头到船尾都未改变，船尾最后一对桅索也是如此，它们被系在桅顶，下面好好地固定在左右两侧船舷上。可是，从这里往船尾看，可以明显地看出，“太阳”号后半截船身自此开始有些下垂了。
我们又开始沉思这是怎么回事。开始下垂的是可以自由上下活动的船尾部分，而由桅索与桅杆相连支撑起来的其他部分都完好如初。船头还像以前那样高高翘着。我们这只金色天鹅，依旧高傲地伸长了脖子，只是尾巴开始耷拉下来了。如果桅杆上再伸出一条桅索系着船尾，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可是，我们如果真用缆绳将船尾跟桅杆连在一起，恐怕一个浪头过来，桅杆就折断了。必须让船尾自由上下摆动，可也不能让它像现在这样老是下垂着。我们试着在船舱两侧固定两根缆绳，呈对角线，然后将船尾拽起来一些。我们想在船尾绑上一根粗缆绳，越过船桥护栏和舱顶，固定在前半截船身的一根柱子上。这是古埃及人加固木船的一种办法。在有关纸莎草船的壁画上可没有见过这种与船身平行的大缆。可是，尽管我们用力拽这些绳子，也没有把船身的后半截提起来。卡洛系了各种各样独创的结，拽着潮湿的绳索，比谁都卖力，最后两只手掌都肿了，就像泡过的通心粉似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每天，泼上船尾的海水越来越多。船尾尖仍旧向里优雅地弯曲着，没有任何要改变其形状的迹象，但船底却是慢慢地垂了下去。弯曲的船尾尖不但没有用，反倒给支撑着它的脆弱的后甲板增加了分量。风暴卷起的海浪一次次地冲击着高翘的船尾，吃水线以上也吸进了不少海水。而且船尾本来就又宽又厚，比舱顶还要高，浸了水后，现在至少有一吨重了。我们应该把它砍掉吗？这样做也许能让后半截船身再抬起来。可这就好比要把天鹅的尾巴切掉，我们怎么忍心对引以为豪的纸莎草船下这个毒手呢？
可那些杰出的造船师，到底是用什么办法使船尾在空中高高翘起的呢？他们不但不用绳索将船尾吊起来，反而用一根缆绳将它向下拽到甲板上去。幸好那几位乍得造船师将那根缆绳免去了，我们至今也不感到遗憾。否则我扔下正挖着的椰子，开始疯狂地拽船尾尖。哎呀，我真该死！我大声喊诺曼、圣地亚哥、尤利、卡洛，把大家都叫过来。我知道错在哪里了。我们都不知道这弯曲的船尾尖到底有什么用处。这也是我们付出惨痛的代价后才可能弄明白的，因为知道这船尾尖秘密的人早在坟墓里躺了几千年了。船尾这特殊的拱形结构并不是为了美观。大家都以为那根缆绳是用来拉紧船尾尖的，但它的作用并非如此。船尾巴竖着就像是一张弓，缆绳就像是弦，不是要把尾巴向下拉，而是要把后半截船身往上拉。那高高的竖琴一样的船尾拥有强劲的弹力，是用来支撑可以自由摆动的后半截船身的，而桅索用来支撑桅顶和船身的其余部分。为了保证这种纸莎草船能在公海的惊涛骇浪里航行而不至于被折断，古埃及的能工巧匠把它分成两截连在一起。前半截靠桅杆和平行的桅索来固定，后半截可以上下摆动，但又能自己恢复原位，就全靠这弹弓和弓弦了。
我们赶紧把弓弦上好，但已经太晚了。经过三个星期，船的后半截已经下垂不少，而且出现了一个结点，必须从上面用柳条箱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才能把它吊起来了。事已至此，缆绳已经帮不了我们了。我们是自作自受，谁让我们和其他人一样，以为这种拱形的船尾是古代造船匠用来修饰船身的，而没有想到这正是他们天才的创造啊！
尤利和诺曼站在船尾的水泡里，瞪着一点点下沉的金色尾巴。他们突然齐声唱了起来：
“我们不要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黄色潜水艇。”
我当然也不想要！我们七个人很快全都站到船尾，齐声唱起尤利唱的歌来。没人把它真当回事。实际上，船身其余部分也没有问题，漂在水上就像香槟酒的木塞似的。于是，尤利和诺曼就动手洗起裤衩来，一边还想着把“潜水艇”的歌词弄得更押韵一些。
我主要担心的问题倒不是怕这纸莎草船最终会随着船尾一起沉下去，而是如何维护我们七个人之间的关系。船舱只有八英尺半宽，十二英尺长，我们躺下就会一点余地都没有了。船甲板上又摆满了坛子和篮子，根本没有插足的地方。这就是说，我们一爬出睡袋，要不待在船舱左舷的避风处，要不就得爬上船桥，而那里的面积靠胳膊就能估摸出来了。不管白天晚上，大家都近在咫尺。我们就像长着七个脑袋的连体七胞胎似的成天黏在一起，每个人却都说着各自不同的语言。我们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有的来自共产主义国家，有的来自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各自的文化水平和生活水准也相去甚远，甚至分别处于两极。我们中间有两个非洲人，我去其中一位的家乡拉密堡拜访他时，他坐在地上的草垫上，家中什么家具都没有，只有一盏煤油灯放在草垫中央。他的护照和飞机票就放在地板的角落里。另一位非洲人住在开罗，有一间豪宅，门口柱子中间还站着东方的仆人，鞠躬将我迎进去，屋子里摆满了法式家具、挂毯、传家的古董宝贝。有一位船员一字不识，却也有一位是大学教授。有人是积极的和平主义者，也有人是海军军官。阿布杜拉最专注于他的袖珍收音机，给我们讲以色列和埃及争夺苏伊士运河的消息，虽然他自己也听得不清楚。他的拉密堡政府支持以色列，反对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而且现在他们已经请求法国出动伞兵，镇压沙漠地区的阿拉伯人，我们曾在博尔见过他们。阿布杜拉是个狂热的伊斯兰教徒，当然支持阿拉伯人。诺曼是犹太人。乔治是埃及人。他们的同胞们此刻正在苏伊士运河两岸对射，而他们却紧挨着躺在同一个柳条舱里，在大西洋上漂着。阿布杜拉还同样热中于讲越南战争。他完全不能明白为什么尤利和诺曼同为白种人，代表的两个国家却互相仇视，同时又想维持和平，因此就帮助越南的黄种人自相残杀。他想要尤利和诺曼一起解释这件怪事。看来，船上有足够的火药引爆一场大战。我们的纸莎草船就好像满载着汽油，虽说是从心理角度而言的汽油，但是在狭窄的船舱里互相摩擦产生的热，也只有无尽的海浪能扑得灭。
任何一次远征，如果人们不得不近距离地相处好几个星期，那么，潜在的最大危险就是一种可称之为“远征热病”的精神状态。人们如果产生了这种心理状态，甚至最随和的人也会变得急躁易怒，大发雷霆，完全不可救药。因为，他对人的理解能力会退化，最后只看见同伴的过失，对同伴的好处则视而不见。因而，带队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随时警惕这种威胁。早在出航之前，我们这伙人就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一点。
因此，出航第三天，我听到性格随和的卡洛突然用意大利语向乔治咆哮着，说他也许能当一个柔道冠军，但他实在又脏又乱，得有个保姆跟着才行，我也就一点也不惊奇了。乔治马上反唇相讥。不过，两人猛烈地吵了几句后，就各自闭嘴了，又只剩下纸莎草吱吱嘎嘎的声音了。第二天，这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卡洛跑去拽紧一根桅索，而乔治生气地扔下他的钓鱼竿，示威似地上床睡觉去了。卡洛在船桥上告诉我，那位花花公子乔治实在让他心烦。卡洛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了，要扛沉重的米袋。他没受过什么教育，全凭自己的双手取得成功。可是这开罗来的富家公子哥儿，就是被宠坏的毛小子，什么也不干，只会乱丢东西，还指望别人替他收拾。我答应跟乔治谈一下，并且，我和卡洛都一致同意：乔治还不大懂得在远航中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对他来说，这无非是一场新的游戏，一场耐力和体力的考验而已。不过，我也告诉卡洛，他也得理解乔治，他一直都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到大都已经习惯把东西随处乱丢，想都不会去想，因为他家的仆人或是他的妻子、母亲都会帮他收拾好的。卡洛在生活这所大学堂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乔治没学过，我们得教给他。
不一会儿，乔治也到船桥上来找我。他闷闷不乐，因为自己回话时对卡洛粗鲁了，但是他说这么做是因为卡洛老干预他的私事。我向他解释说，这船上现在根本没有地方干“私事”，除非你在自己的箱子里干，谁也没有义务要替别人收拾东西，谁也都没有权利乱丢东西。我们船上人人平等，没有人要帮别人收拾，必须自己动手。乔治认真听着。
过了不久，乔治的钓具、录音机和脏衣服全都从甲板和舱顶拿走了。卡洛和乔治居然一起拽起了一根缆绳。
又一次争吵，是在船上一切就绪，我们开始轮值帮厨时发生的。卡洛自愿每天做饭，这种慷慨大方的姿态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和大家的欢迎。我们其余人则轮流做勤务，一天清洗一次厨房、瓦罐和平底锅。轮班的名单就用粉笔写在船桥的黑板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阿布杜拉不识字，他也没有意识到已有两人在他之前已经轮流过了。所以，圣地亚哥指着脏罐子和刷子给他看时，阿布杜拉头疼起来，一下倒在床上，发起牢骚来：
“我明白了。你是白人，圣地亚哥，而我是黑人。所以你要我当佣人来伺候你们大家。”
圣地亚哥是个和平使徒，阿布杜拉的这句话比用尖刀刺他还要让他难过。他也愤怒了。
“阿布杜拉，你居然对我说这种话！”他愤怒地叫道，“而我却为了黑人的平等奋斗了六年。这次出航对我而言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阿布杜拉没听完就用睡袋蒙住了自己的头。当他再次探出头来时，恰好瞥见我拿着一堆脏罐子，摇摇晃晃走到船尾。他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我只是和你调换一天。”我解释道。
第二天，就见阿布杜拉高兴地站在船尾，哼唱节奏感很强的非洲歌曲，手里刷着平锅。
过了一天，又有一件事惊动了我们。乔治私底下来找我，想要此后一个人承担刷洗厨房的工作。这是一件乏味的工作，却还要轮换，而其他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这就是乔治，不错，正是乔治，以后就一直负责厨房的杂务，而“太阳”号上的厨房从此也干净到了极点，大家也不用为洗锅的事情费心了。
后来有一段时间，诺曼和卡洛对于尤利和乔治总有些对立情绪，觉得尤利和乔治非要别人下命令才知道干活，而他们自己从早到晚除了自己的职责还到处找活儿干。他们对阿布杜拉缺乏积极主动性倒还能理解，但这两位都受过高等教育，不应该光等着别人下命令啊。同时，尤利、乔治和阿布杜拉也对诺曼和卡洛感到恼火，觉得他们两人的军队作风太过火了，他们动不动就下命令，而不能像朋友那样平心静气地讲话。他们根本不懂得如何放松下来享受生命。而且，圣地亚哥很会躲躲闪闪，每当要搬重物时，他先是弯腰动手来搬，然后招呼其他人来帮忙，等别人一来，他就直起身来，笑眯眯地指挥着肌肉发达的乔治、尤利和阿布杜拉搬运。诺曼和卡洛因为我这个领队从来不把躺在睡袋里午睡的人叫起来帮忙，任由愿意主动干活的他们忙着，也觉得心里不平衡。而另外三个人觉得我应该管教一下那些老下命令的人，让他们说话的时候友好一些。这又不是军舰，也不是阿尔卑斯登山队：我们七个都是同伴，互相平等。
但是奇迹发生了。尽管有上述种种小摩擦，但是都没有发展成“远征热病”，大家都尽力去相互理解对方的行为，在这里，圣地亚哥的和平主义哲学让大家都获益匪浅。尤利和乔治不得不敬佩起诺曼和卡洛来，因为他们的积极努力改善了我们大家的生活条件。诺曼和卡洛也改变了对尤利和乔治的看法，因为他俩的任务最为艰巨，而且他们乐于助人，只要别人提出要求，或是别人有需求，他们一定会伸出援手。圣地亚哥是我们的外交家，也是我们的心理学家，帮尤利医生抚平了心灵的创伤。我们的医生尤利勤恳负责，而且从不言倦。大家都喜欢阿布杜拉的机智和好学，以及他对异国文化的快速适应能力。阿布杜拉也喜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亲身体会到自己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尽管除他外我们都是白人。他会央求尤利用药让他也像其他人一样长胡子，却不明白梳洗整洁的尤利为何每天早晨都要坐在船尾刮胡子，而其他人都开始蓄起红须黑胡。既然脸上不能长胡子，阿布杜拉就开始留头发。他不再剃头了，以前他的头皮一直又黑又亮，犹如漆皮。后来，他长出一头密密的卷发，他把那枝木匠笔往头发里一插，就像是戴了个红发卡。
乔治有一些怪癖。他白天很容易入睡，可到了晚上，不抱着枕头听着音乐就睡不着。为此，他带了一个录音机和几盘心爱的流行音乐磁带。我们睡得离他远的人倒不会受那音乐的干扰，因为纸莎草船和缆绳的声音能盖过它，可是圣地亚哥就不得不同乔治一起吃尤利给的安眠药了。录音机日夜不停地播着乔治的流行音乐。可有一天，录音机不见了。半分钟前我还见到它在船桥上，在阿布杜拉的脚边。阿布杜拉背对着录音机，正在操舵。当时诺曼有半个身子吊在舷外，在绑一枝桨。我和卡洛、圣地亚哥忙着跑前跑后转移船尾的货物，尤利和乔治在船舱另一边忙活着。乐声突然停止了。过了一两分钟，尤利从船货上爬过来开录音机。录音机却不见了。乔治到处都搜了一遍，船尾，船头，褥子下面，船舱顶上，哪儿都没有，永远不见了。是谁干的？这位非洲柔道冠军怒气冲天，像只发怒的大猩猩。是谁？谁把他的录音机丢到海里去了？这下他的这次航行算是结束了，完蛋了：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睡得着啊！谁？是谁？谁干的？他的喊声震耳欲聋。没法睡觉了！小萨菲爬到桅顶，逃得远远的，她可不要因此挨骂。
可能是阿布杜拉把录音机踢下海去的，可是他也酷爱音乐，大概干不出来。诺曼够不着它，尤利一直在乔治旁边没离开，那只能是我们三个在船尾来回走动的其中一个了。只有卡洛还在若无其事地继续搬东西。一定是卡洛！我心里确定无疑了。他一定还对乔治怀恨在心，于是就干出这种事来。荒唐！这一点都不像卡洛。现在我们全都是坐在火药桶上，一触即发。
“乔治，”我说，“你现在做事已经井井有条了，可你怎么会把录音机放得离你那么远，让它掉到海里去呢？”
“可能离舷边不远，”乔治说，“可它顶多会掉在船上，也不会掉到海里去啊。”
我内心同意这话，可我得救一救卡洛。
“如果它掉在右舷角落里，”我坚定地说，“有人在右舷走过时碰了它一下，它就可能掉进海去了。”
乔治又在最不可能的地方搜了一遍，然后一头钻进睡袋，立即睡得死死的。我们也不把他吵醒，他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直到卡洛欢快地吹起口哨，告诉大家开饭时间已到，他为大家准备了可口的早餐，是火腿煎蛋。饭菜如此好吃，谁还能同卡洛生气？后来再也没人提起过录音机。直到我们登陆上岸后，有一天圣地亚哥把手搁在乔治的肩膀上，他才平静地对乔治说：
“乔治，那台录音机，我得赔你多少钱？”
我们都大吃一惊。乔治慢慢地转过身，转得慢极了，面对着满脸微笑的墨西哥小个子。
然后，他自己咧嘴说道：
“什么录音机？”
这事才算结束了。
“你怎么敢冒这么大的风险？”我们后来问圣地亚哥。他坦言当初把收音机扔进海里时，自己也没有把握到底做得对不对，但是他深信：若让它继续一遍遍地播放下去，准有人要发疯，用它来砸它主人的头的。
时间一周一周地过去了。我们七个人天天挤在船舱里，好像参加一个不散的筵席。“太阳”号继续前行，可水天的景象从未变过，似乎一直都在循环。从6月4日到9日，海浪很高，但并不猛烈。微风拂面，弄得好些人昏昏欲睡。纸莎草船也不咆哮做声了，发出猫晒太阳时候的咕噜声。诺曼说他有些担心，因为我们正在缓慢地朝西南方向漂去，要是再不起风，我们就有可能被卷入那来自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沿岸的涡流。我们已经进入穿越大西洋的航道，所以随时可以见到客轮和货轮，或近或远。6月6日夜间，有一艘远洋巨轮，灯火通明，直朝我们开来。它的船头正对着我们，船桥的官员们很可能看不见我们桅顶的小煤油灯。所以，我们赶忙用手电筒光示意。风力很小，单靠舵桨，恐怕很难躲开了。那艘巨轮轰隆隆地开过来，灯光眩目，就要靠上我们了，突然向左一拐，机轮也关闭了。船桥有人发出信号灯，生气地指责我们，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刚看清一个“请”字，那艘巨轮就由于自身的推动力，从我们旁边几百英尺的地方悄悄地滑行开了。它的螺旋桨再次转动起来，于是这个钢铁巨物轰隆隆地朝着欧洲的方向开走了。
第二天，海风仍是有气无力。这片海面清澈的水面上漂得到处都是黑色的沥青块，似乎无穷无尽。三天后，我们醒来发现周围的海水已经污秽不堪，我们都不敢把牙刷放进水里了。阿布杜拉要进行洗礼，我们不得不额外给了他一份淡水。大西洋从蔚蓝变成了灰绿色，而且十分浑浊，整个洋面都被油块蒙住了，油块小的细如针尖，大的有三明治大小，中间还夹杂着塑料瓶。我们就像是到了肮脏的城市港口。我当年乘坐“康提基”号木筏在太平洋上漂流一百零一天，从没见过眼前的景象。我们都清楚地认识到，人类的确在污染海洋，破坏自己赖以生存的水源，我们星球的过滤网。眼前的景象毫无疑问地说明了这对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的威胁有多可怕。船主们、厂主们和官方人士，也许在普通海轮上见过海浪在身边飞驰而过，可他们不用像我们一样，几周以来都得用海水来刷牙洗脸。我们一定要向每个愿意聆听的人大声呼吁。东西两个阵营为了社会形式争论不休，却让我们共同的动脉─海洋成为满是油污废水的下水道，这对大家有什么好处？难道我们还停留在中世纪，以为海洋是无限的吗？
奇怪的是，当你坐到纸莎草船上，在海浪上漂荡，看着大陆在身旁慢慢漂过，你就会感受到大海不是无限的。5月份还在非洲沿岸流动的海水几个星期以后就到了美洲沿岸，漂在水上的脏东西只要不沉下去，或是被海洋生物吃掉，就也一样会这样漂动。
6月10日那天，海风刮起来了。阿布杜拉宰了最后一只鸡，家禽笼里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那笼子很沉，被扔到海里，慢慢地就会吸饱水，沉到海底。但谁也不忍心杀那只鸭。于是，我们把它放了，取名为“辛巴达”。这以后它就开始在甲板上乱晃了，这可惹恼了萨菲。鸭子脚上还系了一根绳，还有一只篮子供它住宿，俨然成了前甲板的主人，而萨菲却只能待在船舱里。要是它们俩哪个不小心闯进对方的领土，结果不是萨菲因为屁股被辛巴达啄了一下而吱吱直叫，就是萨菲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地盘，手里捏着一根鸭毛。
夜间，海浪又开始堆叠，而且越来越汹涌。这时站在摇摇晃晃、吱嘎作响的船桥上，通常都会有神奇的经历。眼前只能看见被灯照亮的一小片船帆，桅顶的煤油灯有时就像是行踪不定的月亮，繁星也只是偶尔从云层中透出些许亮光来。有时你会感觉好像有条毒蛇在背上咬了一口，接着泛着白沫的浪头就直冲脑门而来，黑暗中根本看不清楚，只有浪尖的白沫依稀可辨，似乎悄无声息地就从天而降了。它冲到我们跟前，伸展开水做的肌肉，把我们举到半空中，再把我们摔回船桥，紧接着，下个巨浪又把我们盘旋着抛到更高的地方。尽管我们通常只使用其中一根舵桨，而把另一根舵桨固定好，可是，值夜班的劳动强度还是很大，就为了看住那两根舵桨，两个小时下来，我们都筋疲力尽，简直累得要死。
天色一亮，我们发现“太阳”号各个关节都比以前更加松动了。按照古埃及的造船方式，桅杆的两条腿只固定在船底凸起的木块的浅槽里，那木块看上去就像是一只鞋。木头底座上固定好短短的、自然弯曲的一部分树干，弯曲的一侧水平贴着木头底座，另一侧垂直固定在桅腿上。现在木头底座周围的绳索都已经很松了，弄不好桅杆就会从底座滑脱开来。高高的桅顶摇晃得更加厉害，幅度竟达到了两英尺，一会儿直冲舱壁而来，一会儿又离舱壁远远的。卡洛攀上三十英尺高的桅顶，不得不做出各种滑稽的动作，以免被桅杆甩下来。像竖琴弦般的缆绳从船舷两侧平行穿过桅顶，现在也开始松动了，有时松得简直耷拉下来了，根本无法支撑桅杆，可下一秒钟又突然绷得紧紧的，我们真怕桅杆会随之绷断，然后将纸莎草船撕成碎片，因为所有的帆索都系在一根绕船舷边缘一圈的粗粗的缆绳上。我们赶紧用很厚的木楔敲进桅座，然后把帆索一根根绷紧，这中间其实也有很大的风险，拉紧第一根帆索的时候，其他缆绳还很松，这根帆索很可能会被扯断。最后，我们总算制服了这根来回晃动的桅杆。
今天我们看到许多海洋生物。飞鱼宛如雨点一般在我们周围乱蹿。又有一条翻车鱼从我们旁边漂走了，它又大又圆，还是懒洋洋的。不知什么东西一口咬住了乔治固定好的鱼竿上的鱼钩，然后一直拼命想逃走。可乔治还没来得及收竿，另一条大鱼就过来把它吃掉了，所以，乔治最后只拽上来一个鱼头。“太阳”号开始以空前的高速破浪前行。当诺曼测定了我们中午所在的位置，并告之我们只是以中速前进时，我们都大失所望。我们正被一股侧流推着向南去。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太阳”号船尾的右舷又下沉了许多，承受舵桨的横梁已经开始不时浸入水中，成了减速器。船尾的积水已能没到脚踝，浪花不停冲刷船桥下面装着救生筏的柳条箱，柳条箱来回移动位置，摩擦着捆绑纸莎草的绳索。
第二天，大海还是怒涛连天，令人无法预测，而且还刮起了北风，风力越来越猛，让人再次感受到寒气袭人。尤利正在船尾调整扑打着水面的几根缆绳，突然瞥见一个蓝色的水泡生物，一下子钻进他手里。尤利想甩掉它。他从没见过这种被称为“葡萄牙军舰”的动物，心里根本没在意，可他的手却被这种大西洋中最小而又最毒的丝状体怪物缠住了。这种狡猾的水泡生物并不是单个生物，而是许多微生物的集合体，个个都处于非常复杂的共生状态，并且各自都具有专门的特征和功能。其中最大的生物形成了这个水泡，它使得整个群体漂浮在水面上。其余的微生物组成一条条长达好几码的丝状体，有的充当猎手，为群体觅食，有的负责繁殖，有的则是士兵，把带有腐蚀性的酸直接射进俘虏或是敌人体内。有些“葡萄牙军舰”长得很大，可以使人麻痹，甚至置人于死地。
一阵猛烈的灼痛，透过尤利的皮肤传至神经系统，使他右手的肌肉麻痹，并开始影响心脏。我们随行的大夫整整花了四个钟头，从油膏到镇静药片、强心丸全都用上了，总算止住了痛，恢复了尤利右手的活动能力。
6月13日，冰冷的北风和东北风交替刮着，呼啸着钻过桅索和柳条舱的缝隙。大海汹涌，海浪渐高。我们出航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景象。船身到处都在呻吟，巨浪一个压一个地打在船尾。有些浪头卷起好几吨海水泼在我们头上，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船尾被直冲而下的巨浪压得越来越低了，一点点沉进海里。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等着海水再从船舷两侧涌出去，船尾的水泡已经有膝盖那么深了，那里曾经是颇受欢迎的洗漱的地方。阿布杜拉精神抖擞地向我们保证，船尾出的状况算不得什么，只要缆绳还捆着纸莎草，我们的船就不会沉。尽管被冻得发紫，他还哼着小曲，穿着油布雨衣，耳朵贴着收音机，在船上溜达来溜达去。他调到一家播送法语的阿拉伯电台，正在报道有关乍得革命的消息，那里的穆斯林人如今占了上风。
有一条蓝绿色的海豚，围着纸莎草船嬉戏了大半天。但是弄断乔治的钓线后，就再也不上钩了，也不让自己被鱼叉碰着了。卡洛本来打算用鱼干做饭，不料一条湿淋淋的鱼啪的一声打在他的后脖子上，还有好几条撞在舱壁上。总共有十一条飞鱼蹿上船来，全都变成了我们的盘中美餐。
6月14日至17日，大海一直沸腾着。一时间从两三个方向涌来滔天巨浪相互撞在一起，这是洋流和来自远方海岸的反向洋流相互作用的结果。乔治背痛复发，得有人扶着才能上床睡觉去。阿布杜拉病倒了，但他用十二瓣煮过的大蒜捣成蒜泥，吃下去马上就治好了。船桥有些摇摇欲坠了，大家赶紧用新的缆绳和绳索把它加固起来。尤利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把那只鸭子挪到船尾去，如今她在那个船上的池子里游得正欢呢。萨菲见了，不禁十分恼怒，甚至因此得了腹泻，像往常一样，她被带到了船舷的外缘。其实她近来一直都很干净。突然间，一群约六英尺长的金枪鱼跃出水面，把萨菲吓得歇斯底里大发作，她躲到一只篮子里，谁也无法哄她出来。后来还是乔治在黄昏后把她放回了船舱里那只卡片箱做的老窝。
巨浪又开始疯狂地跳起舞来，“太阳”号也随之疯狂地扭动，桅杆又似要从底座蹦出来了。船身发出一种低哑的声音，这是我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当那几十万根纸莎草在水里扭曲时，声音竟像狂风怒号一般。船甲板、舱壁、舱顶扭动着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异样。我们身下的箱子都被挤得变形了，盖子也打不开了，我们无论躺、坐，或是站在什么东西上，都会随着船身一起扭动。桅索绷紧到了极点，但在如此狂暴的波涛中，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不敢去松它，也不敢去弄紧它。天气很冷，但为了安全起见，乔治、尤利和诺曼还是跳下水去查看纸莎草船的底部有无异样。他们爬上船来，牙齿冻得格格直响，向大家报告说：船底一切如常，只是下沉的船尾起着显著的减速作用，必须想点办法了。
这时，右舷的舵桨从横梁上松脱下来，发了疯似的跳上跳下，想要脱离船桥。我们在水里搏斗了一番，才把它抓住，并用最粗的绳索把它捆回原处。这里到处都是鱼，乔治还趁乱用鱼叉逮住一只海豚。现在海水拼命浇灌着船尾，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了，否则船尾不时被海浪冲击，还能支撑多久呢？要是木船，早就断成两截了。
我们一定得堵住船尾的水。我们集齐所有剩余的纸莎草，圣地亚哥和卡洛帮助阿布杜拉在船尾齐大腿深的海水中站稳，好让他把纸莎草成捆地绑上去，形成一道堤坝来挡住海水。有些巨浪打来，海水都没到他们的胸部了。阿布杜拉有好几次被海浪冲出舷外，又被保险绳拉了回来，每一次，他爬上船，都只是付之一笑。毕竟，他还系着那有魔力的带子呢。用纸莎草捆筑好堤坝后，他就向真主阿拉衷心致谢。
可是，我担心的事情果真发生了。纸莎草捆筑得越高，船尾存的水反而越多。因为底下的纸莎草捆胀得滴水不漏，又没有出口，水池里的水越来越多，把船尾压得更深了。我们只好把阿布杜拉筑起的堤坝又拆掉。可是原来的船舷如今泡在水里，下陷得更深了，所以好多吨海水又涌了进来，存放救生筏的木箱也浮了起来，在船桥的柱子中间漂着。我们只好赶紧把纸莎草捆重新又筑上，甚至把两条紧急备用的小草船也拆开，用来增高阿布杜拉修筑的纸莎草堤坝。我们本来有好几个纸莎草救生圈，也是按照埃及古墓壁画中的形状做好的，如今也拆开用上了。最后，我们手里连一根纸莎草也没有剩下，但船舷高出了许多，船上积水也深多了。现在整个后甲板都泡上了水，不过越过船舷泼进的水也少得多了。船的中部和前部仍旧高高地浮在水面，船面上仍然是干燥的。
6月17日，暴风达到了顶峰，风向转为正西，浪头虽大，不像之前那样狂乱了。船上到处都是飞鱼，甚至有条小的掉进了咖啡壶。我们一定是回到加那利主流中来了。头顶的密云暂时露出了一条缝隙，诺曼抓住机会观测了一下，发现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里航行了八十海里，即一百四十八公里。尽管宽阔的船尾像龙虾尾巴一样垂着，大大减慢了我们的速度，但是这段航程的距离不算短，即使在世界地图上也看得出来了。
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我们距离非洲西海岸约五百海里，直奔达喀尔以西的佛得角群岛驶去。当时的北风和洋流都推着我们朝这些群岛奔去，它们随时都可能出现在我们眼前。这让我们非常不安，因为我们与狂风抗争，对付已经变成潜水艇的棘手的船尾，就已经忙活不过来了。一天晚上，大家正在为此发愁的时候，诺曼拿出美国航行指南，借着煤油灯的光线，把有关我们所在区域的段落大声朗读给我们听。煤油灯在舱顶晃来晃去，我们的影子就像是在跳舞，歪歪扭扭却弹性十足，正好合上“太阳”号奏出的震耳欲聋的古怪的交响乐。
我们了解到，在山峦起伏的佛得角群岛周围，可能密布着云幕和雾气。虽然岛上最高的山峰，海拔高达九千英尺，但很可能首先看到撞击在岩石上的浪花，然后才会看见陆地。另外，岛屿附近有强劲的水流，十分险恶，在此失事遇难的船只不计其数。群岛附近的巨浪，在满月和新月时尤其活跃。“因此，在这些岛屿附近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诺曼最后念道。而现在恰逢新月。
“伙计们，你们都听到他说的了吧？要小心啊！”尤利挖苦地说了一句，就把睡袋往上一提，皮帽往下一拽，把自己的脸都蒙上了。
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作为的。现在正值新月。夜空黑漆漆的，白天则灰蒙蒙的。四天以来，这些岛屿一直横在我们漂流路线的正前方，那么它们现在也一定在前方不远处。如果遇上一股强劲的逆流，我们当晚或是第二天一早就会看见这些岛屿。密云低垂，开始下起雨来。无论六分仪还是“鼻测计”都无法告知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6月18日是戏剧性的一天。佛得角群岛躲在雨云浓雾中，一定就在正前方不远处，或是船头左舷这侧。就在两个星期以前，我们紧贴着加那利群岛掠了过去，当时视线被云幕挡住，没有看到那些岛屿。可是，今天的问题不仅是船头正对着的藏在云后的岛屿，还有更为严峻的问题等着我们呢。我们互相忍让，已经在纸莎草船上共同度过了二十五天，纸莎草船也在海水里泡了至少一个月了。虽然困难重重，“太阳”号也已经沿着非洲西北海岸安全航行了将近一千英里了。现在横渡大西洋，从一个大陆到达另一个大陆的旅行就要开始了。古埃及若从尼罗河口出发，航行一千英里的话，就能抵达俄罗斯的顿河，或者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纸莎草船的航程可以远远超出地中海的范围。
但是那该死的船尾！要是古埃及人写下了说明，我们就可以提前了解纸莎草船的航行原理，那么我们穿越大西洋的时候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了，还会非常期待呢。现在海浪不再从船底滑过，也不把我们托起来，却爬上了船尾，把我们往下压。昨天晚上，一个巨浪打在舱壁上，我的脸上顿时像被浇了一桶冷水，立即把我惊醒了。咸水还直往我的睡袋里灌。
“我们的麻烦来了。”我对大家说。
这时，圣地亚哥点燃了“火药桶”。
“我们把救生筏割开吧。”他突然说道。
“当然可以，”我说，“我们已经把两条纸莎草救生船都给拆了，现在干脆把橡皮救生筏也割开算啦。”
“我说话是当真的，”圣地亚哥说，“我们必须把船尾抬起来。我们已经没有纸莎草了，但是救生筏是用泡沫橡胶做的。我们可以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就拿它来代替纸莎草。”
“他疯了。”有好几国语言同时嘟哝道。
“你带来的救生筏只能坐下六个人，而我们有七个人，”他向我发难，“你明摆着是决不会跨上救生筏的。”
“比它大一号的救生艇太大了，能坐下十二人，”我解释道，“不过这倒是真的，即使你们六人决定坐上救生筏，我还是会待在这艘纸莎草船上的。”
“我也呆这儿不走，”阿布杜拉说，“就割开它吧。那个木箱都快把捆纸莎草的绳子磨断了。”
“不行，”我说，“橡皮筏可以给大家一点安全感。我们这次航行只不过是一次科学实验。如果没有橡皮筏，万一有人想离开纸莎草船，就没有办法了。”
“算了吧，锯子在哪儿呢？用不上的东西留着干吗？”圣地亚哥挑衅地坚持道。
其他人都有些愤慨，但还是都到了船尾，至少可以看一眼阿布杜拉想要扔掉的大木箱吧。
船舱后面已经看不见船身了。孤零零地翘出水面的就只有那钩曲的船尾尖，它同船身其余部分，已被海水隔开。海浪从一侧冲进来，又从另一侧流了出去。存放着救生筏的大木箱在船桥的柱子之间晃来晃去，溅起了不少绿色的海水。
阿布杜拉举起放在一旁的斧子，可是尤利愤怒地提出了抗议：这简直是疯了！好好想想自己的亲人吧。诺曼也同意尤利的看法：如果没有救生筏，我们的亲人一定会感到绝望的。乔治从阿布杜拉手中夺走了斧子。卡洛开始犹豫不决起来。他想要我做个决定。我们出航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重大分歧。这是个生命攸关的问题，双方的意见互相对立，都很尖锐，而且寸步不让，弄得越来越僵。
我们都来到船头，各自坐在羊皮囊、麻袋和坛子上。卡洛给我们端来了腌肉、洋葱鸡蛋饼和摩洛哥的“塞洛”。可是，这正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我们脚下的纸莎草十分干燥，像一张纸一样，随着海浪也高低起伏着。底下浸湿的纸莎草仍然很结实。两根舵桨固定得牢牢的，船尾像龙虾尾巴一样耷拉着，减缓了纸莎草船的速度，这样一来，“太阳”号自己又可以把好舵了，开始顺风疾驰起来。可是尤利、诺曼和乔治阴沉着脸，就像四面八方涌来的铁青的雷雨云。他们用手指捏碎杏仁，决心捍卫自己的立场。这个问题不能回避，有了脓泡，就要挑开。
“各种情况都可能出现，”我尽量使我的话音显得轻松愉快，“我们都来想想，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得上救生筏。我最怕有人失足落水。”
“我最怕被别的船撞上，”诺曼插嘴道，“其次是怕我们船上失火。”
“船头现在是浮着的，没问题，可船尾不是，”尤利说，“谁也不知道再过一个月，这些纸莎草是否还有浮力。”
“确实是这样的，”我说，“从理论上来说，还有人怀疑纸莎草泡在海里最终将逐渐腐烂分解。”
“我怕的是遇上飓风。”乔治平静地说道，他可是向来都天不怕地不怕的。
除了这六条理由可以支持继续保留救生筏外，再也想不出更多的理由了。但是这六条理由已经足够了。于是大家同意讨论一下，万一出现这些意外，我们每个人应该怎么办。我们掰着手指数起来。
第一种可能性：有人落水。这一条大家都不怕，因为我们都像登山运动员一样，身上系着保险绳。我们还有一条救生带，用一条长绳拖在船后。万一有人夜间在坛子上没站稳，跌入海中，放下救生筏也救不了他的命。一来，救生筏是到紧急状况时才启用的，要放下来就要砍掉整座船桥。二来，救生筏的船底很深，船身呈长方形，甲板上下两侧都有一个可充气的袋子，无论哪面朝上都可以。因此，救生筏开不快，即使我们放下船帆，救生筏也赶不上“太阳”号。既然如此，万一有人落水，救生筏也无济于事。这一点大家都没有异议。
第二种可能性：撞船。大家都认为，如果“太阳”号被截成两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放下救生筏，而且即使它已经漂在海面上，大家还是宁愿爬回“太阳”号的残骸，因为它比救生筏大得多。
第三种可能性：失火。在撒哈拉沙漠时，“太阳”号也许会像薄纸一样容易烧起来。可是在这儿要想放火也不容易。不管怎样，我们都还有一个灭火器啊。要抽烟，只能在下风的一侧抽，这样一来火星最多是掉到海里去。而受风的一侧已经被水浸透了，不管其他地方有没有着火，这一侧反正是会漂着的。即使着火，也不会有人喜欢到小小的救生筏上去的，都会宁愿待在这一片不会失火的地方。
第四种可能性：沉船。一个月以来的航行经验告诉我们，即使纸莎草船吸足了水往下沉，我们也完全有充分的时间发出求救信号。就算爬上了救生筏我们也还是要发求救信号才能得救的，而救生筏还会非常拥挤。那么我们宁愿待在相对开阔些的船舱等待救援，也不会愿意跑到救生筏上去互相挤着等待救援。
第五种可能性：纸莎草船腐烂分解。我们早就亲眼见过，亲手查过，足以证明那些纸莎草专家的推断完全错了。他们的实验一定是在不流动的海水里做的。我们全都认为纸草和捆扎的缆绳比原先还要结实，所以一致认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
第六种可能性：飓风。我们驶近西印度群岛的时候，随时都可能遇上飓风。飓风可能会卷走桅杆、船桨和船桥，甚至是下沉的船尾，可我们的“太阳”号已经经历了这么多次暴风雨，仍完好无损，所以我们坚信结实的柳条舱会紧紧地和船身连在一起，那样一来，这个草筏要比狭小的橡皮筏大，而且还有食物和水。万一遇上飓风，谁也不会转移到救生筏上去。
问题还没有讨论完毕，大家就情绪高涨了。无论遇到什么险情，谁都不会选择救生筏而舍弃“太阳”号。尤利显然松了口气。他一边笑着，一边惊奇地摇着脑袋。卡洛大笑起来。诺曼深吸了一口气，第一个站起身来。
“好！我们拿锯子去！”
大家都想往船尾去，可是巨浪不停地往船尾灌海水，三个人已经使船尾不堪重负了。我和诺曼、阿布杜拉涉水过去。我们用斧子、刀子和锯子打开那只沉重的大木箱，把木板和里面的塑料包装扔进海里。“太阳”号上可没有地方来放这些东西了。绿色的泡沫橡皮艇就露了出来。再看箱子底下，阿布杜拉吃了一惊，原来，有几根捆扎纸莎草的绳索已经被箱子磨断了。绳索断开的地方支棱着，犹如骨头爪子一样难看。幸亏纸莎草已经胀得满满的，所以绳索才没有脱落，否则船尾早就整个脱开了。阿布杜拉赶紧抓住断了的绳子，用多余的绳子把它们都系好。我们站在齐膝的浪花中，阿布杜拉由于一连几天泡在海里，腿上都脱皮了。这时，我感觉到有一道滔天巨浪朝“太阳”号扑过来，把我们都举得高高的，然后突然把我们的身子翻了一下。我跌跌撞撞刚想恢复平衡，就听见好几吨海水落下时咆哮的声音，还参杂着木材断裂的巨响，震耳欲聋。海浪一下涌上我的后腰，木头和绳子都向大海屈服了，慢慢塌了下来。我被涌进来的海水冲到左舷，我弯腰抓住一根缆绳，以免被冲下海去，这时，一根沉重的断木砸在了我的后背。我听见诺曼叫了一声：“当心，托尔！”我想刚才喀嚓一声巨响准是整座船桥都塌下来，向我们倒过来了。我脚底下摇摇晃晃的，被断木压在海水里，我只希望我们三个能被保险绳拖着跟在船后，船桥和船尾都被扯掉也管不了了，任凭它们在船后的尾波里漂浮。大水又退了下去，我发现自己跟原先一样，还站在齐膝深的水中，只是那根断木把我压弯了腰。
“是那根舵桨，刚才突然断了。”诺曼一面大声告诉我，一面把那根木头从我背上搬开。我抬头一看，木头断开的两头还在我们头顶晃悠着。那根厚厚的，靠备用桅杆加固的舵桨，如今已经断成两截。巨大的桨片还挂在缆绳上，活像鲸鱼尾巴在生气地乱甩，诺曼和卡洛、圣地亚哥一起把它拽上船来。阿布杜拉一个人对付着救生筏，现在它正在船面上漂来漂去。我就去拽一个二百磅重的咸肉桶，它刚才突然从船桥的桥桩上松脱出来，若让它在水里面横冲直撞，搞不好就要出事的。
那天夜里，我爬出来接阿布杜拉的班时，他告诉我现在浪头虽大，但很温和。“太阳”号平稳而有节奏地航行着。左舷尾的舵桨断了，我们暂时绑上两个小桨来代替。打开手电一照，可以见到鱿鱼，它好像是在水族馆里的玻璃后面游动，因为我们周围的水幕就像是墙一样。满天密云，但有时也露出繁星点点的星空，这时就可以看见那古埃及式的船帆，但海天交界处一直隐没在黑暗之中。有时那里闪烁了一下，以为是星星，结果却是磷光闪闪的浮游生物，只是因为浪尖把它们都抬到了与我们的视线一样高的位置。
第二天，我们开始用锯子把那完好无损的救生筏割开，这想来是有些古怪的。我和诺曼对视了一下，我犹豫了一会，就拿起锯子，锯开了绿帆布面，锯进了里面的泡沫橡胶。于是大家一起动手，把我们离开纸莎草船的惟一工具给肢解了，而我们还站在船上齐膝深的水里面。
“别人肯定以为我们疯了，没有人会明白的。”尤利苦笑着说。
但是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而且是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救生筏已被锯成窄条，大小形状同纸莎草差不多，然后放进齐膝深的水里，绑在我们脚底下的纸莎草上面。奇迹果真出现了，船尾开始往上升了，我们掌舵的效果因此大有改善。而且海浪又开始在船身下面滚过，而不再往我们的游泳池里灌水了。我们为此还恰如其分地庆祝了一番。可是，海水慢慢又漫了过来，那锯开的泡沫橡皮被一点一点地拔掉了，直到只剩下原来的纸莎草。也许是海神在提醒我们：“不要弄虚作假。法老时代的人可没有泡沫橡皮。”所以我们高兴了没多久。不过，解除了存着救生筏的大木箱，后甲板的重负可是减轻了不少。
6月19日，海浪大作，再加上从岸边峭壁上折返回来的逆浪，海面呈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骚乱状态。“太阳”号的甲板好像毯子一样在海里随波起伏，有些地方的干纸莎草都凸起来，呈波纹状。桅杆和船舱中间本来可容两个人并肩通过，现在一个人经过都要仔细看看。船舱和船桥之间的夹缝，就像一只胡桃夹子一样，会一开一合。要是坐在舱内的木箱上，不小心就会被夹住屁股。有一个坛子撞碎了，这还是第一次发生，里面的果仁都洒了出来，萨菲见了十分欢喜。我们还发现另一个坛子被磨穿了一个小洞，里面装的淡水全部流光了。右舷的舵桨加固后又放入水中，我们周围的海水还是涌动着，不久我们又听到喀嚓一声，桨片也在船后漂着了。这时，船帆突然转了一圈，带了一下正从羊皮囊取水的卡洛和圣地亚哥，他们就往舷边滚去，若不是系了保险绳，早就坠海毙命了。一条大飞鱼飞上船来，在船尾的池子里快活地游了一会，阿布杜拉一心想抓住它，可惜没抓到。
在同绳索、船帆和断桨搏斗的时候，我的手被扎了一下，到了夜间接圣地亚哥班的时候，伤口痛得更厉害了。圣地亚哥默默地指给我看，左舷方向有一点亮光。我们紧紧抓住护栏，两腿使劲，以免在眺望时翻身落水。是佛得角吗？不是，是一艘船。它径直朝我们开来，还打着信号。可是信号灯闪得太快，我们根本来不及弄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在问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
“‘太阳’号平安无事，‘太阳’号平安无事。”我们用摩尔斯电码回复他们。那艘船已经离我们很近了，我们猜它是佛得角开来的一艘巡逻船。他们的轮机轰隆隆地发出巨响，而我们的纸莎草船却悄无声息地随波漂流。
“‘太阳号’一路顺风。”它最后慢慢打出了这样的信号。它打出的是法语。接着就拨过船头，随之，船上那令人欣慰的灯光也慢慢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路顺风。”圣地亚哥转身去睡觉的时候，我对他重复了一遍。
两小时后，我已经吹起口哨，想透过舱壁来叫醒尤利。他应该来接我的班了，但不能吵醒其他人。这时，我突然觉得像是海神一把抓住桨片，将它提出了海面。反正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将舵桨从我手中夺走，整个纸莎草船都扭动起来，在一片黑暗中又升起白生生的狂涛，没过了我的大腿。船桥抖动起来，又听到喀嚓一声巨响，这回是那船桥要倒塌了吗？不是的，原来是另一根舵桨又断了。现在我们掌舵的家伙都没了。我不得不对着船舱喊了一声，把大家全都叫了起来。船帆翻动起来，海水沸腾起来。缆绳和木材发出的声音，比我下令的声音更响。天开始下雨了。我们把两只海锚都抛下水，这才转危为安。
“他们还祝我们一路顺风呢。”圣地亚哥瞅着夜空说道。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孤寂。远远望去，看不见一点灯光，不管是陆地的还是海轮的。整个大西洋，就这样在我们面前展开着。
“尤利，这下夜班不错啊。你没什么事儿干了，因为已经没有什么东西需要你操纵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