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6年，宋太宗雍熙三年，号称“杨无敌”的北宋名将杨业，在与辽军作战中深陷伏击，全军覆没，被俘身死。英雄的身躯倒在塞北，亡魂在哭诉，宋军又折一位大将，消息传到都城汴京，举朝震动。宋太宗赵光义痛惜不已，感叹杨业其人“诚坚金石，气激风云，曷彰义烈”，追赠为太尉。
宋代不乏名将，宋初的杨业就曾战功赫赫，令敌军闻风丧胆，为什么如此战将会深陷重围？事实上，这位将军是死于宋军内部对武将的压制。
在第二次北伐期间，当时的侧翼大军由潘美领导，副将为杨业。这位潘美将军原先在宋太祖手下时勇猛无比，平定南方，立有赫赫战功，可在北伐时宋太宗的领导下，几乎就变了个人，在战场上顾虑重重，犹豫不决，原因就是宋太宗指派了监军王侁对潘美进行控制，严重制约了他的指挥权。
王侁这个人头脑简单，又想立大功，指派潘美军下的副将杨业——百战百胜的杨家将，贸然攻击辽军。杨业反对这样做，却被王侁讥笑挖苦：“你杨业向来号称‘杨无敌’，怎么面对敌人却怯弱不敢迎战，莫非有其他什么打算？”忠厚的杨业无可奈何，哭着对统帅潘美说：“此战极为不利，但我受皇恩，被指责为胆小怯弱，不得不出兵杀敌，以报国恩，看来我杨业只得死在敌人手下了。”
面对监军王侁的瞎指挥，主帅潘美不可能不知道后果严重，然而他竟然不能制止。果不其然，杨业遭到辽军埋伏，损失惨重，被敌人包围，浴血奋战，连自己的儿子杨延玉也战死，最后杨业被俘。北风朔朔，铁骨铮铮，在敌人的逼迫下，杨业拒不投降，绝食三天，一代名将身死异乡。
宋朝的“抑武”思想极其浓厚。将领常常要受到皇帝委派的监军制约，这些监军权力极大，可以影响军事决策、战争进行，甚至某些时刻还有斩杀的特权。在如此限制下，将帅们在前线作战常常唯唯诺诺，不能随机应变，导致错失良机，甚至功亏一篑。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类似这样的悲剧绝不仅仅发生在杨令公身上。早在第一次北伐时，宋太宗命大将郭进守石岭关，却又派田钦祚作监军，实际上是控制郭进。这使得郭进难以发挥军事自主权，在前线屡屡处于被动，田钦祚其人又“恣为奸利诸不法事”，在白马岭之战时故意不援郭进，而后又凭监军身份羞辱郭进。
郭进武人刚烈，虽是大将，却要对监军田钦祚低三下四，被他数次凌辱之后，愤愧不已，最终自缢而死。
宋军内部对武将的制约，轻则延误战机，重则贻害将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所以只要武将受到制约，宋军的战斗力就是永远不能提升的。
“抑制武将”是宋初赵匡胤、赵光义两兄弟定下的国策。宋太祖赵匡胤逝后，宋太宗赵光义更加抑制武将，甚至发生了更可笑的事情，当宋太宗从前线撤退时，为了达到自己“遥控指挥”的目的，留下了自己构思的“八阵图”给前线将领，让他们以此规定的阵法来应对辽军，这种做法让将领们哑然失笑，却又无可奈何。殊不知，疆场上的战事随时变幻，怎可以拘泥的阵法来应对？宋太宗赵光义附庸风雅，想效仿三国孔明之“八阵图”，岂不知这不过是传说，岂能当真？
制度的弊端，使武将们无能，导致军事上一连串的失败，这对宋人的心理震撼是巨大的。纵观中国历史千百年来，正是从宋朝开始，中原人士的自信心开始遭受挫折，变得懦弱保守，消泯了汉唐时的大气磅礴。
北伐失败后，大臣们都患了“恐辽症”。宰相赵普就谴责北伐，声称“永罢兵革，无为而治”。宋太宗本人也失去了进取心，只有依靠在河朔地区种植林木，开垦河道来阻挡辽人，从对外部征战转为了内部防御。
到后期太宗甚至认为：外敌不过是边境的事情，对整个国家不足为道，而内部动乱才是最可怕的（“外忧不过边事，若为内患，深可惧也”）。
在这种思想的传承下，宋朝历代皇帝都“守内虚外”，冷落军队，且常常更换将帅、调离职务，造成军队松散，逢战必败。自宋太宗之后，宋朝几乎再也没有一次对辽国的主动出击，辽军则士气大涨，认为宋朝人都是“软骨头”，宋朝军队是一盘散沙。
正是在杨业死去的这年冬天，大雪皑皑，冰封十里，生长于白山黑水间的辽军为报复宋军，南下入侵，在莫州烧毁了宋军粮草，进逼中原。宋军大将刘廷让率军北上抗击，为防备不测，留下了数万精兵给部下李继隆，让李继隆以备救援。按理说这次战役应该是有胜算的，刘廷让是宋初重要将领之一，当年西征后蜀时立有赫赫战功，平定过西南叛乱，他的部下李继隆也是宋初名将，勇猛剽悍，在征南唐、攻幽州等战役中都是充当先锋角色，这二人无论胆识、谋略上都是宋军中的佼佼者。
可这次，当辽军在莫州的君子馆一带攻击刘廷让部队时，作为殿后的李继隆竟然不派兵支援，胆小害怕，竟然后撤，导致刘廷让部被围困，数万宋军兵士被斩杀殆尽，血流成河，全军覆没，只有刘廷让侥幸逃出。
君子馆战役是宋初一次有名的战役，事后刘廷让和李继隆都受到严厉的处罚。但我们可以反思一下，连这样的将帅之间都不能团结一心，在大敌当前时相互冷落，宋军内部的松散真是可见一斑了。
宋朝的武将是悲哀的，军事上的连番战败，国土沦丧，武将越发受到冷落，潜意识的自我放弃心理越发严重。优秀的将领尚且各自为政，那么平庸的将领就更不能作战。
随着时间的延续，宋太祖、宋太宗两位开国皇帝都已逝去，对辽人的战争也愈发显得势弱。宋真宗即位后，前朝的诸多优秀将领都老的老、死的死，北方重镇高级指挥官的人选上出现了巨大缺口，新提拔起来的将帅都是经验不够、阅历浅薄之人，甚至有诸多是宋真宗“任人唯亲”选取上来的。
这些人资质平庸，难堪大任，比如傅潜其人，只因为他是太宗潜邸的旧僚，凭“资格老”就当上了河北三路行营指挥使，镇守定州、镇州、高阳关三个重要关口。
后来辽军南下，攻陷城池，大肆抢掠，这位傅潜将军竟然大搞“鸵鸟政策”，一味地压制手下，闭垒自守，并对下辖城池发来的告急文书一概不理。当时傅潜的下属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跃跃欲试准备出击，可是怎么也等不到主帅发布命令，有人主动请缨，竟被傅潜大骂一通。面对宋军的无所作为，辽军更加肆无忌惮，攻破了狼山诸砦，又攻遂城、祁州、赵州等地，把河北大名府一带搅得天翻地覆。
诸将们实在是受不了了，再三强烈要求傅潜发兵，傅潜却依旧埋头自闭。乃至大将范廷召气愤之极，跳起来大骂：“傅潜你窝囊得连个老妇人都不如！”傅潜却自我辩解道：“我是为了避其锐气罢了。”范廷召没有办法，只好自己率小部分人马迎战，后果当然是大溃而归，整个河北也都惨遭辽军蹂躏。
宋廷压制武将，没有优秀人才，竟然让傅潜这样的人担任高级军事将领，推延时日，畏战避战，真让世人耻笑也！后来宋真宗也恼恨不已，直接把傅潜下狱充军。
这样的事件发生不只一次，在“澶州之战”时，另外一名将领王继忠，本人毫无军事眼光，也只因为曾是宋真宗的贴身护卫，就担任云州观察使，后被契丹人生擒，转而投降并为辽国效力。宋廷却以为他战死殉职，宋真宗悲痛之后，下诏追赠他为“烈士”，后来当这位投降的王继忠代表辽国前来谈判时，让宋廷满朝文武啼笑皆非。
时隔千年，我们看这些故事时，或许只是极具讽刺的笑话。但一个国家如果在强敌面前总是以这种窝囊的状态呈现，就显得极为可悲了。国民不仅会对政府、军队丧失信心，更会丧失自尊心，从而导致整个群体心理上的衰落。宋王朝长期寄望于用金钱换和平，自我麻醉，使军队更加松散无能，“卒骄将惰，粮匮器朽”，怎么不连连打败仗？
按照宋军制度，只有禁军才是中央正规军，每逢作战都是这些军队作为主力，禁军番号繁多，又每隔三年要在全国各地轮换一次，掌管禁军的将领们也常常被调换，尤其在军队大规模作战之前，将领们常常被委派到自己不熟悉的军队，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武将造反”。
这种体制使得宋朝军队“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兵士们不了解自己的统帅，将领们也对手下的士兵没有多少感情，培养不出统一的士气。
相比较汉唐时期，军事上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都是长年固定驻扎在某个地区，尤其是边疆军队，更不能轻易调动，将领们由于长期带领自己的队伍，对手下士兵熟悉、了解，有深厚的感情，一旦作战，都相互配合默契，因此赢得更多胜算。
我们可以反观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的军队为什么能所向披靡，一反宋军常态，击败强悍的金兵？
这也是从制度上找原因：北宋末“中央禁军”已被打乱，朝廷不得已只好允许将领们组建自己的军队，并停止了以文人作监军的制度。这大大增强了将领们的军事自主权，岳飞等人也正是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才得以拥有稳固的“岳家军”，可以自行招募，不受制约，“止委制置使岳飞措置”。
自建炎四年后，岳飞通过自行招募农民，收降土匪、俘虏伪军等手段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岳家军”，军队数量扩大到数万人。而后在建康大败金兵，斩得耳戴金、银环的女真人头一百七十五级，活捉女真军、渤海军四十五人，“金兵横尸十五里”。又在龙湾镇以骑三百、步兵二千破敌，与韩世忠的“韩家军”重创金兵，女真人被斩的“秃发垂环者之首无虑三千人”，实现了四年前老将种师道的“（江河）半渡邀击金军”的遗愿。
自宋朝建国一百多年来，大宋军威还是头一次这样振奋，也证明了宋军并不是能力不行，只要朝廷给予更多的主动权，将士们就能奋勇杀敌。此后南宋各路军队越战越勇，一时间，金兵统治下的百姓揭竿而起，激昂异常。南宋四大“中兴名将”岳飞、韩世忠、张俊、刘光世都有自己的部队，在川陕一带还有吴玠、吴磷兄弟的长期经营，正是这些将领们得以有自主权，使抗金战争节节胜利，一展大宋雄风，真乃“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可悲的是，这种现象太短暂了，终两宋一朝，只能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出现胜利局面，南宋的军事优势仅仅持续了十年，很快就被扼杀。当长江沿岸局势稳定下来后，宋朝统治者再次恢复到封闭自守的苟且状态，没收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兵权，对武将进行严密控制。
公元1141年，绍兴十一年，是宋军振奋的一年，也是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岳飞大军连番攻破金兵，已经到达了距北宋都城开封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是有史以来取得最光辉的胜利。岳飞高兴地对手下将士说：“今次杀金人，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一时间，情绪高昂，将士振奋，光复河山的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正在此时，远在临安的高宗皇帝发来急令，命岳飞立即撤兵回朝。
这是何故？
岳飞不解，鉴于当时有利战局，写了奏折反对：“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
面对如此大好战局，宋高宗却忧心忡忡。他忧的不是光复河山，而是担心手下将领尾大不掉，难以控制。宋王朝“崇文抑武”的思潮又一次影响了国家命运，太祖、太宗的“防范武将”祖训铭记在历代皇帝心中，五代十国的武将造反情景在宋高宗心里若隐若现，挥之不去，纵使在此刻大军临敌时，他也依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想法，阻止岳飞北上。
人们说：岳飞是忠臣。但宋朝皇帝和文官们不这样想，岳飞现在是忠臣，难保攻克中原后就仍然是忠臣吗？昔日的文彦博一句“太祖岂非周世宗之忠臣”，就让文官群体对武将加紧提防。北宋的狄青正直无私，最后沦落到屡遭打击、郁郁而终的地步，就早已彰显武将们逃脱不了的宿命。
几天后，宋高宗再次命岳飞撤军，竟连发十二道金牌，急急催促，文辞严峻，不容反驳。宋朝皇帝对武将的恐慌心理，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烽火狼烟，热血拼杀，身在朱仙镇的岳飞的心里是痛苦的。多少年来，宋军将士为的就是今天收复旧都的梦想，如此胜利近在咫尺，竟却受命撤军，所有的心血努力尽皆白费，令仁人志士们扼腕叹息。
山河破碎，残阳如血。岳飞愤惋泣下，对诸军将士说道：“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岳家军将士悲痛无比，历史被定格在这一天。当军队准备撤退时，百姓们蜂拥而来，哭声震天，苦苦挽留岳家军：“我等戴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辈无噍类矣！”此情此景，无不让人动容。岳飞无奈，取出诏书：“此乃皇命，吾不得擅留……”
倘若说北宋的杨业血战沙场，身死异乡，令人们欷歔不已，那么南宋的岳飞被政治陷害，就更显悲剧色彩。几个月后，岳飞以“莫须有”罪名下狱，在秦桧的一手策划下，被赐毒酒而死。一代名将，就此陨落，空留遗恨。临死前，岳飞悲愤地写下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自此之后，南宋军事比北宋每况愈下，只能依托长江天堑抵挡，直至亡国。
宋朝的武将们是悲哀的，宋朝的军事战败是悲哀的，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在于宋人“重文轻武”的思想：杨业受到监军强迫，被俘身死，英雄扼腕，还有更多的将领由于朝廷荒唐的控制、监视而壮志难酬；狄青不是倒在敌人的刀枪之下，竟是在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打压下郁郁而亡，令人抱恨；岳飞一心为国，立志恢复宋室河山，却遭到统治者的怀疑打击，被杀而死，其他将领也被剥夺兵权，抗金大业崩然坍塌……
想我中华千百年岁月，多少将士保家卫国，挥洒热血。他们风里来，雨里去，置生死于不顾，正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所在！可是在赵宋王朝的荒唐压制下，将士们英雄无用武之地，受到制约、限制，乃至残害、毒杀。
杨令公的血肉之躯在塞北风沙中挺立，岳武穆的雄壮声音在大江南北回荡，他们是民族的脊梁，是坚韧的精神。
还我河山，还我河山！你听见了吗？
那声音充满了多少悲凉，浸染了多少血泪。武将的悲哀，国家的悲哀，历史的悲哀。当这些伟大身躯一个个倒下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精神也在逐渐坍塌、沦丧，把民族的精神一点一点摧垮了……当再也没有能够撑起天地的脊梁时，民族的灾难、国家的灭亡就已经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