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业师魏中林先生在序言中所说：“清代是学者参与诗歌创作最为繁盛的时期……古典诗歌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人之诗在这个时期得以充分发展。晚清学人之诗是清代学人之诗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目前学界开始关注晚清学人之诗，但对其研究还处于浮光掠影、未见深入的状态，受文苑和儒林分立的影响，在研究学人之诗主体时，学界要么只把他们当作诗人来研究，要么只把他们当作学人来研究，至今还没有发现把诗歌史和学术史有机结合起来并进行研究的著述，使得这些“学者诗人”呈现出两副缺陷的脸孔，无法复合成一张清晰完整的面容。总之，晚清学人之诗乃至清代学人之诗这一领域，明显存在着学术研究盲区。
“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在清代前期就被杭世骏、方南堂等人明确提出，却没有成为清代诗学普遍关注的话题。直到晚清，张际亮、范罕等才在他们的诗论中作过简短的阐述，陈衍虽未对这一概念进行阐析，但在他的诗论中已频繁使用这一概念。
晚清学人之诗较早进入了胡先骕、钱仲联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视野中，他们把清代学人之诗与清诗研究紧密联系起来。
胡先骕赞扬了晚清学人之诗，认为沈曾植的学问“海涵地负，近世罕匹”，沈曾植的诗是有清一代最典型的学人之诗。胡先骕还有意识地学习晚清学人的诗歌创作，作为动植物学家，他把渊博的动植物学知识运用到诗歌之中，创作了如《春日杂诗》、《天香》、《声声慢》、《齐天乐》等学人诗词。钱仲联在《论同光体》、《沈曾植诗学蠡测》等文中认为：学人之诗本意就是学人写的诗歌，如晚清程恩泽、郑珍、莫友芝、沈曾植等学者的诗歌是学人之诗，而陈衍、陈三立等人尽管学问也很渊博，但他们终不是学人，而是文苑中的人物，其诗不能称作学人之诗。
继这些老一辈学者之后，不少学者以个案的方式论及晚清学人之诗。其中将学人之“诗”与“学”较好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有邹进先的《龚自珍学佛对其思想与文学的影响》、郭瑞林的《魏源的时事诗刍论》、陆草的《论魏源的禅诗及其净土信仰》、谭德兴的《论郑珍文学的经学化》、翔云的《曾国藩的振世诗文》、岑丽华的《从诗歌分析简朝亮的思想性格》、张永芳的《黄遵宪和“新世界诗”》、张仲甫的《黄遵宪的新意境和旧风格》、郭延礼的《论康有为的海外诗》、王柯平的《王国维诗学的创化之道》、张智慧的《论沈曾植诗歌中的佛学因素》；博士、硕士论文中有张明明的《林昌彝诗歌研究》、王有景的《郑珍诗歌研究》、丁佳音的《郭嵩焘诗歌的文化诗学研究》、张智慧的《沈曾植诗歌研究》、李瑞明的《沈曾植诗学的学术意识》，等等。上述研究者基本上阐析了晚清这些学者型诗人既有“学人”的一面，又有“诗人”的一面。
其他的论文虽有不少以晚清学人的诗歌作为研究对象，却只注意了这些学者作为“诗人”的一面，不太注意他们“学人”的一面，没能较好地将他们的“诗”、“学”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目前还没有发现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专题论文，但以比较宏观的眼光涉及晚清学人之诗的有吴淑细的《近代宋诗派诗论研究》、贺国强的《近代宋诗派研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分析了晚清宋诗派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不断融合的历史进程。魏泉的《论陈衍的“学人之诗”说》围绕陈衍与北京宣南的文人交游和他的《石遗室诗话》，阐述了陈衍“学人之诗”说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价值。
不是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研究对象但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有启迪作用的有钱钟书的《谈艺录》，其中有专论“学人之诗”一则，他认为魏晋时期的诗歌“‘拘挛补衲，蠹文已甚。虽谢天才，且表学问。’学人之诗，作俑始此”；少陵、昌黎之诗非“学人之诗”，因为其学乃“诗人之学”。“学人之学”是精深之“学”，杜、韩之学虽也广博，但不具备“专深”、“精通”的特征，故他们的学问不是“学人之学”，只是“诗人之学”；他们的诗歌不是“学人之诗”，只是“诗人之诗”。而钱载等人的诗歌为学人之诗则绰有余裕。翁方纲大量以金石考据书法之学入诗，其诗是学人之诗的畸变，乃“学究”之诗。葛晓音的《从诗人之诗到学者之诗——论韩诗之变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地位》认为从乾嘉到晚清的士人，提倡学者之诗，崇尚生涩险奥的风格，韩诗才被奉为“圣境”。这种美学观念的变化有复杂的历史根源和思想基础。王辉斌的《杜甫诗歌：中国古代学者诗的范本——以其近体诗为研究的中心》认为唐代诗人主要有两种类型：一为才子型诗人，一为学者型诗人。前者凭借才气写诗，后者以功力进行创作。杜甫是唐代也是中国古代诗坛上杰出的学者型诗人，其近体诗开中国文学史学者诗之先河，同时也为后世诗人提供了一部学者诗的范本，并揭示出中国古代学者型诗人及学者诗的一些规律。刘士林的《诗之新声与学之别体——论20世纪的中国学人之诗》指出，当学人们进行诗歌创作时，一般都倾向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融入诗歌意境的构造中，因而学人之诗可以看作是“学之别体”，是作为学人之学术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而存在的；在《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三题议》中，他指出“思维”与“直观”始终是学人进行诗歌创作时难以解决的逻辑矛盾，但并不意味着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它们在特殊历史境遇中以及在特殊个体身上可以实现和谐、统一。
大体言之，学界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以下一些成果：
（1）正面肯定了包括晚清学人之诗在内的清代学人之诗兴盛是清诗学问化最明显的体现，认识到晚清学人之诗是清代学人之诗的结穴和嗣响。
（2）对晚清一些重要学者的诗集和诗学著作进行了整理和校注，为更好地研究清代学人之诗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参考资料。
（3）开始以晚清特定的学人之诗作为切入口，置之于清诗学问化和清代学人之诗衍变的大背景下，对晚清学人以学问入诗的创作表现、重根柢学问的诗学思想进行了探讨，并试图阐析晚清学人之诗在清诗学问化过程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但既往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
（1）对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还处于一个分散的、零碎的和片断化的状态，迄今为止主要以分散自足的方式存在，缺乏一个更高层面的可以拢聚的视点，缺乏整体性的学术开掘和阐发，尚未形成从宏观层面整体观照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平台，以至于目前还没有发现以晚清学人之诗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的专著和专题论文。
（2）晚清学人之诗，特别是引入金石考据等专门之学的学问诗，由于难懂而遭冷落，这些诗歌被人为地搁置起来，导致对晚清学人之诗的审美价值、学术价值及其地位影响的认识还很浅率。
（3）对晚清学人与诗人、学人之诗和诗人之诗、儒林与诗苑相互融合而推衍着清代后期诗歌学问化历程的横向研究基本上还处于人力未施的状态。
本书研究的目标是整合已有的研究成果，紧密联系晚清学人的学术知识，从研读他们的诗集和诗学著述入手，试图探究晚清学人“学”与“诗”之间的内在联系，分析他们如何以学问入诗，“学”与“诗”如何相互渗透，学术与艺术如何异质同构，“诗”如何成为他们“学之别体”等问题。归纳出晚清学人之诗的特征，大体架构出晚清学人之诗发展衍变的脉络，总结出晚清学人之诗的学术价值、审美价值及其地位影响。具体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1）将晚清学人之诗纳入古典诗学特别是清代诗学研究的中心视野，从宏观层面形成一个整体观照晚清学人之诗的研究平台。从古典诗歌学问化的表现、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历程、古典诗歌学问化的原因三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民族诗学背景；从繁盛学术影响下的清代诗坛、清诗学问化被强化的原因两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时代特征；以专门之学（主要是朴学）入诗、诗歌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典故运用的经常化和偏僻化三个方面来阐释晚清学人之诗的群体特征。
（2）用“学者”和“诗人”两个维度相结合的方法对晚清学者型诗人进行“量”与“类”的分析。从他们“诗”、“学”的影响和地位来看，晚清学人之诗可分为三类：“诗”、“学”兼擅的学人之诗，如程恩泽、祁隽藻、郑珍、何绍基、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诗歌；不以诗名的学人之诗，如朱次琦、张穆、郭嵩焘、简朝亮、陈澧等人的诗歌；以诗而名的学人之诗，如龚自珍、黄遵宪等人的诗歌。从学人之诗有“学之别体”和“情志心声”两种范式来看，晚清喜作“学之别体”之诗者主要集中于宗宋派学者诗人，如程恩泽、莫友芝、沈曾植等人的诗歌；喜作“情志心声”之诗的学人的诗学观和审美取向不同于宗宋诗派的学人，如朱次琦、缪荃孙、柯劭忞、简朝亮、王闿运等学人的诗歌都不喜直接以学问入诗。
（3）晚清学人之诗体现出清代学人之诗的衍变和分流，代表着清代学人之诗的延展、转型、新变和终结的四种趋向：
第一，晚清道、咸时期，宋诗派中程恩泽、祁隽藻、郑珍、何绍基、莫友芝以及同光体派中的沈曾植代表着清代学人之诗的嗣响，他们“承乾嘉学术鼎盛之后，流风未泯，师承所在，学贵专门，偶出绪余，从事吟咏，莫不熔铸经史，贯穿百家”（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他们虽提出学问与性情合一，却在实际创作中首学问、次性情，大量以学入诗，诗歌成为他们阐发学问的工具，在语言形式上艰涩求新。尤其是清末沈曾植的诗歌造“学人之诗”之极，充分调动传统学问各门类的知识来扩张、开拓诗体的表现力，却无法挽救传统学人之诗的衰微之势。“晚清又复一度呈现的‘学人诗’，只能说是一种回光返照式的现象，无论就文化背景或诗体自身的生命历程看，均属病态景象。”（严迪昌语）
第二，自鸦片战争到清末，由于时事的变迁导致传统学术的新变，一部分学人开始以“实学”和“新学”（主要是西学）入诗，如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诗歌。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心，以变革一切为志，写新事，讲新知，用新典，创新体”（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这部分学人的诗歌代表了清代学人之诗的转型。
第三，受西学东渐的影响，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等人的诗歌引入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政治学说、民主思想，西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著名学者或文学家以及历史文化掌故，西方近现代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历法、地理、水利之学，西方的名胜古迹、名都大衢以及风土人情，西方的用语词汇等。这是“学人之诗”的新版（严迪昌语），代表着学人之诗的新变。
第四，新文化运动整体上采用了白话语系，废止了文言语系。胡适等人作为20世纪初新一代学者，提出“八不主义”，反对用事用典，主张“作诗如说话”，标志着清代传统学人之诗总体上的终结。
因而结论是晚清学人之诗的衍变是时代要求、学术思潮、文学风尚、诗人审美追求的结晶。
根据这样一个选题做研究，确实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笔者意图尽力写好这本书，但由于学识谫陋，对典籍阅读不甚深入，对材料的占有尚难周全，误会或曲解在所难免，在观点与理论的运用上尚较粗糙，不够成熟。因此这本书如果能引起学界同行的兴趣和思考，并从中有所得益，我就释然了；如果能引来一些讨论，我就兴奋了；若能在这一领域内有更多本胜于它的著述诞生，那我就举起双手欢呼了。
宁夏江
2011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