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访人背景：
郑建 四川成都人 出版商41岁
我是1981年从北京大学城市管理系毕业的，那一年我22岁。因为所学专业的冷门，毕业时我被留在了北京。虽然只是一家区规划所，可毕竟是北京的机关单位，这对来自四川成都的我来说已是相当不错的安排，24岁那年，我结婚了。新婚的妻子姜丽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本来她的成绩也是相当优秀的，可高考时她临场发挥不佳，因此只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我们结婚时已相恋了6年，她当时是成都机械技工学校的外语教师。
虽然大学时代我比较活跃，常常因为有文章见报而备受女生的注目，可面对那些妙龄女孩我从来没有心旌摇动，因为我知道在家乡有一个痴情人在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和姜丽考上大学时就约定，大学毕业我们就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这一方面使我们几年的苦恋有个结果，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俩都是从小便寄人篱下长大的，我们太渴望有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来呵护，来好好待他们。为此，临近毕业我几乎为了姜丽的呼唤放弃留在北京的机会，可老师一再告诫我，就我的专业而言，回到四川那个保守的内陆省份是没有什么前景可谈的。作为一个想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男人，我当然渴望在施展自己才华的空间，而且，我想凭我的努力，几年后也许我就会把姜丽接到北京来。在这种种美好的愿望支撑下，1984年，姜丽在结婚一年后就做了母亲，生下了女儿小雪。
那时，姜丽所在学校业务不是很紧，她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孩子。虽然，她也经常在信里对我诉说两地分居给她造成的身心疲惫，可刚刚做了母亲的她是宽容和贤惠的。为了女儿小雪的一颦一笑她会洋洋洒洒写上五六页信纸，让远在北京的我感受那个小生命带给我们的喜悦。因为，我所处的单位是一个管理机构，那种四平八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工作作风让我几年里毫无作为。常想回家看看，可经济上的窘迫又使我根本跑不起，来回一趟成都，我就得半个月清水泡饭，对于妻儿就更谈不上支援与帮助。有许多次我不停地问自己，我当时留在北京是不是人生的最大失误？
对于经济上的拮据，姜丽比我体会更深，那年代教师的工资更是少得可怜，又加上女儿从小体弱多病，几乎每个月都要上医院。生活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使我们俩突然明白婚姻与爱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爱情也许有瞬间的激情支撑就足够了。而婚姻则是责任，是理智与牺牲的混合体。但这一点在我和姜丽身上都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尤其是姜丽，她是一个来自大巴山区的农村女孩，从小过继给她的姨妈，少女时代的那种贫寒和因为是养女所遭受的种种歧视，使她从小便有一种要与人比高低的倔强。这些在同窗时代我就听姜丽说过无数次，当时我还特别佩服她的志气与毅力，虽然她长得并不出众，可那伶牙俐齿的口才和快人快语的性格使我着迷了。从小父母双亡跟着伯父一家长起来的我，对姜丽的身世也特别有认同感，我们两个确信爱情是我们摆脱所有不幸的唯一选择。可婚后的生活却让姜丽深深地失望。她没想到我在北京的几年一事无成，而她跟女儿共同赴京的梦想也越来越渺茫。对于一心想要出人头地的她来说，教师这个位置显然太清贫，太卑微了。
1987年，她终于辞掉了公职，跳槽到一家合资企业，担任了总经理助理。这时，3岁的女儿被送进幼儿园长托，可即使是一个星期接一次，姜丽也常常做不到。所以，每到星期天想要回家的老师都会把小雪送到传达室，说是让她在那儿等妈妈，可实际上女儿在那儿会一直睡在传达室爷爷的床上，直到星期一老师来上班。
这些事都是我回成都探亲时听女儿讲的，看到孩子如此天真竟丝毫没有抱怨妈妈，我心里一阵阵地歉疚，我觉得是该跟姜丽好好谈谈了。可是又跳槽到一家外资企业做公关经理的她忙得几乎是脚不沾地。我回家探亲半个月，她只在家待了两个完整的晚上。每天早晨一起床，手机便嘀嘀直响，不是飞上海便是飞南京，偶尔有点儿空闲，美容院的小姐又呼她，说做面膜的时间到了。
自从跳槽以后，姜丽的收入的确是丰厚了不少，过去那么淳朴的一个人，可现在浑身上下都是名牌，脚腕上都系着一条金链，对我更是大方得不得了，不时地给我一叠钱让我去包装一下自己，言谈举止中满是一副穷人乍当家作主的感觉。每次相聚我们都是以吵架结束，吵来吵去让我觉得成都这个家除了女儿没有任何让我想念的地方。因为曾经穷过，所以她认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因为出身卑微，所以她向往权力的欲望就愈加难以满足，并且，她公开对我说，为此她将不择手段。我不知道是这段清贫的婚姻改变了她，还是身边这个浊流横生的社会造就了她，我为此心痛却没有想过放弃。
1990年夏天，一份加急电报把我催回了成都，正要读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小雪被突然发现患了骨癌，这噩耗使我几乎崩溃。因为姜丽依然忙得满天飞，一直以每月800元的费用寄养在邻居家的女儿腿上很早以前磕起的肿包，我们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她疼得再也走不动路，邻居的大儿子带她到医院检查，结果让大家都蒙了。
当时的姜丽远在香港，我跟她根本联系不上。直到女儿的截肢手术动完一个星期后，她才打回一个电话问女儿的情况。我怕她精神受不了，没有告诉她事情的真相，只是希望她尽快赶回来，因为女儿住院了。她说她马上飞回成都，我说我去接她，可她一再拒绝。到现在我都后悔也许那天我真的不该去机场，正是那个我永远忘不掉的场景断送了我们残存的一点感情。
那天，我早早赶到机场接姜丽，是因为我想把孩子的情况详细地告诉她，我怕她到医院看到才刚刚6岁的女儿生生地就少了半条腿会承受不了。我不想旅途劳累的她一回来就遭受这样的打击。可是，我却看到姜丽是跟一个半老的男人相互依偎着走出机场的通道，走到出口两人分手时还深情地吻了半天，那个矮胖的男人几乎要踮起脚尖才能碰到姜丽，我第一次明白姜丽的不择手段是什么样的实质内容。胖子坐上来接他的奔驰车走了，姜丽一回头却发现我在等她，一时她尴尬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坐进出租车，我们俩都没有了说话的欲望，关于孩子的事情我想她是没有心情再问。当时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可怜的女儿在病床上躺着，我会头也不回离开成都，再也不要见到这个女人，她使我的心完全碎了。
见到了女儿，姜丽面对女儿残缺的身体嚎啕恸哭，她跪在女儿的病床前，一遍遍地哭诉：“小雪，小雪，妈妈这样拼命赚钱都是为了让你过得更好一些，可是你怎么能得这种病呢？”我不知道姜丽的泪水里有没有悔恨，只知道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头，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承担婚姻的能力与责任感，所以，导致了我女儿小雪的悲剧。为了让女儿在最后的日子里真正享受家的温暖，我请了长假，留在成都照顾女儿。因为我们夫妻的两地分居，女儿一出生就处在颠沛流离之中，可当她躺在病床上过7岁的生日时，我和她妈妈都守在她身边，并且，真的到学校给她报了名，买来了小书包，背着她到学校当了一个星期的小学生，也只有一个星期，癌症早已扩散的女儿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她是在我的背上走进了医院，又在我的怀抱里安息，像一片轻盈的雪花一样离开了医院，离开了那么多爱她的人，飘到天国做了小天使。在女儿走了以后，我和姜丽也平静地分手了，因为我们都有属于彼此的痛苦记忆，即使相互看一眼都觉着那痛苦在延续，我们不想让这痛苦再继续下去。
回到北京，我一无所有，有的只是不堪回首的往事和满身的债务。我无心再回原单位上班，那种死气沉沉的地方只会使我更加沉沦。这时一个昔日的北大同学找到我，他投资出版发了财，想要我去帮他搞发行，万念俱灰的我几乎是麻木地听从了他的安排，可干了不久，我就发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起死回生的机会。托我一个在国家审计署做处长的师姐的福，我从她那儿搞到了资金，开始搞大型工具书的出版，也许真是女儿的亡灵在处处维护我，我的商海生活特别地顺利，第一年便赢利了几十万，第二年我同几个朋友集资300多万，生意越做越大，很快，我就有了上百万的资金，至此我才独立门户成立了自己的文化公司。到1993年，我手下已有了20多名员工，他们几乎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才使我从公司的杂务中脱身出来。平时我和朋友打打保龄、洗洗桑拿消磨时间，我只在他们拿出策划方案时把把关就可以了。
这种突然空闲起来的生活使我想到了成立家庭的必要。那时我已买下了一套三房两厅的公寓，因为是单身汉，那些狐朋狗友来了就不想走，有的还总带女朋友来过夜，搞得我特别心烦。我想也许有了女主人，这种情况就会好得多。而且，离婚以后，特别是我发财以后，女朋友一个接一个地换，可我却总有一种漂泊感。已经36岁的我希望有一个家，有一个属于我的女人，而不是身边这些为了钱嗡嗡乱转的女孩。
朋友给我介绍了她，一见面她说：“我叫刘妍，你呢？”这种天真、大方让我吃惊，也让我有些心动。毕竟像我这样并不年轻的男人实在是渴望这种青春活力。尽管与前妻姜丽相比，她逊色的地方太多了。论学历她只是职高毕业，论职业她是一家珠宝店的售货员，论家庭她是个娇生惯养的北京女孩，家里几辈人都是北京人。可她的确很年轻，只有24岁，又的确挺漂亮、时髦，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有面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没有什么理想，将来不会因为事业的所谓追求又搅得我这个家不像家。
1995年，我带她去了趟新、马、泰旅游，也算是蜜月旅行，可回来后，她仍要大摆宴席，说是不这样做就会在亲戚朋友面前丢份儿。本来我对于再婚就是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可她说：“你是再婚，我可是头一次结婚，不闹大点儿，你一辈子都对不起我。”这样我们又摆了十几桌酒宴，在宴会上她一气换了十套衣服，直把那些亲戚朋友搞得眼花缭乱，直夸她有福气。晚上回到家里我忍不住说她太俗气，可她竟说：“不俗气我会找你这样一个离过婚的男人，那些清清白白的小伙子追我的有的是，只不过我不想跟着他们受穷罢了。”这些话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虽说有钱，但我不是暴发户，我是凭智慧与能力赚到的钱，可我在她眼里也许就是一个发了财的大财主，她对我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地宽容。在我这个年龄重新组织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她毕竟年轻，想法与观念的不同这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她也没受过太多的教育。好在只要在吃和穿上满足她，她倒也温柔可爱，整天像个小孩子吊在我的脖子上，使我在工作之余品味到了爱的温暖，家的和煦，这使我对自己的再婚感到了满意。
这样相安无事过了两年，她不再安分，一个劲儿地吵着要孩子，我是被女儿的死给搞怕了。想到那个小小的温热的躯体在我怀里渐渐冷却、僵硬，我就不寒而栗。而这个悲剧完全是由我和姜丽两个并不懂得为孩子负责的人造成的，所以，我不想要孩子。因为刘妍本身也并不具备做母亲的能力，她任性、娇纵，有些像被宠坏的孩子，她怎么可能做一个母亲付出那么大的牺牲？我是经历过的，所以，我知道女人要做母亲本身就意味着要无条件地放弃自己做女人的全部，而如果不能全身心地投入，那种痛苦有时候将完全降临在无辜的孩子身上，我不想再重演这种悲剧。可是刘妍并不懂得这些，她一再强调我这么丰厚的家产必须由她来生一个继承人，否则将来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保障，她的这种话让我的逆反心理更强了，我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婚姻是靠什么继承人来维系。为了让刘妍断了这念头，我曾经淡淡地对刘妍讲，我已经跟我的律师签过一份协议，我的财产将来要全部捐给研制抗癌药的科研机构，当然我会给刘妍留下足够生活的那一部分。刘妍当时的反应是跑回娘家住了1个多月，直到我去把她接回来。
很快，我忙着10月份武汉的订货会，一直在河北的几个印刷厂之间来回跑，跟刘妍有时一天通一个电话，知道她乖乖地在家，我心里安慰了不少。武汉会一结束，许多朋友挽留我再玩一天，可我想到十几天了，刘妍一个人在家也够孤单的，我想要尽快地回家，毕竟年轻的她充满了诱惑。我退掉早晨10点到北京的机票，半夜两点爬起来赶往武汉机场。
早晨5点钟我已经站在自己家的门前了，我满怀压抑不住的激情敲响了房门，可过了十几分钟，刘妍才穿着一件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性感睡衣给我打开门，我一把抱住了她，她却浑身哆嗦着对我嘟哝：“你不是说早晨10点才到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说：“我想你想得受不了，就坐最早的一班飞机回来了，怎么，你冷吗？”刘妍慌里慌张地点点头就回到床上躺下，我刚想到卫生间去冲个澡，可她却冲我喊起来：“你别去，求求你别过去！”我奇怪极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害怕什么？”我的声音也大了起来，这时刘妍下床走到卫生间门口说：“小东，你出来吧，你大哥回来了，你先回去吧。”刘妍的话没有说完，在我公司负责发行的一个大男孩刘东从卫生间里出来，他脸色灰白地叫了声：“郑总，你回来了。”
刘东是我1986年招聘的员工，他原先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后因和主任处不来跳槽到我这儿，因为他长得白白净净，很清秀，做事又麻利，我一直比较信任他，可我不明白早晨5点他怎么会在我家里的卫生间出现。这时刘妍显然从最初的紧张中缓过劲儿来，她打开房门说：“小东，你先回去吧，这里没有你的事了。”小东期期艾艾地走了，可刘妍关上门却一转身“扑腾”跪在我的面前，她说，“郑建，你原谅我吧，我和刘东是第一次，我想让他给我一个孩子，你千万不要去处置他，是我叫他来的。”一直渴望知道事情真相的我又一次后悔了，我后悔自己为什么不坐10点的飞机到家，后悔自己总是与这样的女人遭遇，更后悔又一次选择了婚姻。
我原谅了刘东，尽管事后在我的调查中发现，他和刘妍的来往从他到公司不久便开始了，可只有21岁的他还需要在这个社会混下去，跟老板的媳妇鬼混这种名声要是传出去，没有人会肯再给他一个机会。但是我无法原谅刘妍，她对我的伤害已不仅仅是背叛，我已经过了那种靠激情生活的年龄，我需要的是忠贞的爱情和完整的家，可这一切她都不能给我，最令我无法解脱的是我不想再离婚。我一直认为人生的失败不能重复多次，我无法想象总是在失败中生活，更何况这种事儿我只能打掉牙往肚子里咽，我不想让姜丽看我的婚姻再一次失败的笑话。我与刘妍签了一份分居协议，准备就这样维持名存实亡的婚姻。可即使是这样，这个不安分的女人也不能使我的生活与她无关。
有一次，我带几个客户到歌厅去消遣，要了几个“小姐”作陪，其中那个叫艾咪的竟然是她。浓妆艳抹的她看到是我一点儿也没有吃惊，大大方方地与那些客人耳鬓厮磨，又跳又唱，好在那几个客户远道而来，并不知道她就是和我睡在一个屋檐下的妻子。我趁客人没在意，满怀怒气地问她：“你并不缺钱花，干嘛出来丢我的脸？”可她却一副职业化的笑容，“我不缺钱花，可是我不快乐啊，你出来寻开心，就不许我寻寻开心吗？”我知道我与刘妍之间是彻底完了。
1998年，我以付她30万现金的代价与她协议离婚，我的第二次婚姻只维持了不到3年时间便告终结，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我的前妻姜丽到北京出差听说我又离婚了，她找到了我，已经40岁的她尽管修饰得体，但仍掩不住沧桑与憔悴，她现在已是成都一家外贸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我发现她并不是那么满足与快乐，也许是因为一直独身的缘故，她的眉宇之间充满了失落与忧郁。我们相对无语很久，她才低低地说：“前几天，我给小雪在山上买了一块墓地，请人给她修了一座很漂亮的公墓，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去看看她，好吗？”
想到已经长眠了快10年的女儿小雪，我的泪落在了姜丽递过来的手帕上。也许人在经历了很多以后，才会对失去的东西有一种追悔，才会懂得怎样珍惜以往得到的一切。我决定跟姜丽回成都，去探望孤单了太久的女儿。也许她地下有知，知道爸爸、妈妈一起去看她，会又一次笑出那些银铃般的声音。
因为不懂得婚姻中责任大于感情，我失去了很多，因为知道了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我也许会再次得到，对这一点我坚信不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