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骑在马背上的民族，满族及其统治者爱新觉罗家族囿于自身的局限，想要管理好这个国家，还缺乏足够的智慧。这就要求爱新觉罗家族去吸收那些原来统治阶级中的一些杰出人士，依靠他们的力量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样就将更多的高门大族拉进自己的阵营，使统治进一步稳固。
清·黄玻璃菊瓣式渣斗顺治很明白，要想加速统一中国的进程，巩固大清江山，就必须依靠汉官。在他亲政以后，清廷中汉官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来清廷有一条旧规，汉官在各衙门中不能掌印，即不能当家做主。顺治亲政不久就规定，谁的官衔在前，谁就掌印。顺治十二年（1655）八月，都察院署承政事固山额真卓罗奉命出征，顺治即命汉官承政龚鼎孳掌管部院印信。龚鼎孳闻命后，诚惶诚恐，战战兢兢，以一向以满臣掌印上疏推辞。但顺治仍坚持让他掌印。从此以后，汉官掌印才正式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内阁大学士起初满人是一品，汉人只是二品，顺治十五年（1658）改为全是一品。六部尚书起初满人一品，汉人二品，顺治十六年（1659）也全部改为了二品。
汉族大学士洪承畴、范文程、金之俊等，既熟悉典章制度，又老谋深算，富有政治斗争经验。顺治对他们都很信任和重用。他亲政不久，就任命范文程为原先全由满人出任的议政大臣，使之得到了汉人从未得到的宠遇。他与范文程常在一起探讨如何治理国家的问题。范文程告诉他统治者所实行的政策，要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并提出兴屯日，招抚流民，举人才。他的不论满汉亲旧、不拘资格大小、不避亲疏恩怨等重要建议，大多被顺治采纳。他与范文程过从甚密，常在其陪同下“频临三院”、“出入无常”，宫廷内院几乎成了范的“起居之所”，连朝中一些汉官也为之不满，顺治却毫不在意。范文程在他手下屡屡加官晋爵，当范文程年老体衰、上疏乞休时，顺治仍然恋恋不舍，命他养好病后再加召用。
顺治重用和宠遇汉官，就是要“图贤求治”，使清王朝长治久安。但是，在他内心深处，仍存在着满洲贵族对汉人本能的一种猜忌心理。他最担心汉官结党，因此时时加以防范。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大学士陈名夏、户部尚书陈之遴、左都御史金之俊等27名汉官联名上疏，要求重治杀害妻妾的总兵任珍。顺治立即警觉起来，认为陈名夏等人是党同伐异，便令各部七品以上官员云集在午门外，对陈名夏等人议罪。结果，陈名夏等人分别受到降级、罚俸的处分。后来，大学士宁完我又以痛恨剃发、鄙视满族衣冠、结党营私、包藏祸心的罪名弹劾陈名夏，使他终被处决。类似这样的猜忌、防范乃至加害汉官的事时有发生，但总体来看，顺治对汉官还是信任和重用的，也正是由于这些人在他统治期间助了他一臂之力，才使这位年轻的皇帝尚能有所作为。
顺治八年（1651年），由大学士范文程引见，福临与汤若望相识了，这位年已59岁、学识高深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博得了年轻皇帝的好感和敬仰。这一年，汤若望被诰封为通议大夫，他的父亲、祖父被封为通奉大夫，母亲和祖母被封为二品夫人，并将诰命绢轴寄往德国。不久汤若望又被加封为太仆寺卿，接着又改为太常寺卿。
顺治十年（1653年）三月，又赐名汤若望为“通玄教师”。顺治皇帝不仅使他生前尊贵荣耀，连他的身后之事也考虑到了。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就将阜成门外利玛窦墓地旁的土地赐给汤若望，作为他百年后的墓穴之所。后来，顺治亲笔书写“通微佳境”的堂额赐给他悬挂在宣武门内的教堂内，还撰写碑文一篇，刻于教堂门前，赞扬他“事神尽虔，事君尽职”。在顺治的恩宠下，汤若望真可谓是爵位连进，尊荣有加。因顺治的母亲孝庄皇太后认汤若望为义父，他便按满族习惯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汉语的爷爷。
顺治对汤若望这种不同寻常的恩宠，原因究竟何在？他曾经对左右大臣这样说过：“汝曹月语我大志虚荣，若望则不然，其奏疏语皆慈祥，读之不觉泪下。”又说：“玛法为人无比，他人爱我，惟因利禄而仕，时常求恩；朕常命玛法乞恩，彼仅以宠眷自足，此所谓不爱利禄而爱君亲者矣！”
对皇帝的知遇之恩，汤若望感激涕零。因而，他常常直言以谏，为顺治帝执政出谋划策，充当着心腹顾问的角色。顺治皇帝临终时议立皇嗣，还专门征求汤若望的意见。
顺治帝年幼时，由于多尔衮的漠不关心和有意放任，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教育。至他亲政时，对汉文依然十分陌生，甚至在阅读汉大臣的奏章时，往往茫然不解其意。为此，顺治帝在亲政以后曾以极大的毅力苦读汉文书籍。他把乾清宫当作书房，摆放了数十个书架，经史子集、稗官小说、传奇时艺等无不有之。殿中还摆列长几，放置商彝周鼎、印章画册等文物。他每天除了处理军国大事外，都读书至深夜。有时五更起床读书至黎明拂晓，直到能够流利地背诵，方始罢休。为了保证有充足的读书时间，他还规定每月中逢五为视朝之期。短短的几年，福临对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大家的著作，明朝各个皇帝的实录，以及元明戏曲、话本等，无不涉猎，学识不断长进。他对当时著名小说评论家金圣叹评点的《西厢记》曾写下评语：“议论颇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足以显示福临对汉族文化的理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平日，他也能够熟练地运用汉语批阅奏章，评定考卷了。
几年的读书生活，不仅大大提高了福临的汉文化造诣，而且使他体会到历代汉族皇帝的丰富统治经验，十分推崇并决心效法历史上的贤主明君。顺治十年正月，16岁的顺治帝到皇宫内院阅读《资治通鉴》，问身旁的大学士范文程、陈名夏等人：“自古帝王圣如尧舜。固难与比伦，其自汉高以下、明代以前，何帝为优？”诸臣回答说：“汉高、文帝、光武、唐太宗、宋太祖、明洪武俱属贤君。”他又问：“此数君者又孰优？”陈名夏回答说：“唐太宗似过之。”福临并不完全赞同，随即指出：“岂独唐太宗，朕以为历代贤君莫如洪武。何也？数君德政有善者，有未尽善者，至洪武所定条例章程、规划周详，朕所以谓历代之君不及洪武也。”这充分表明，他要以明太祖制定的典章制度等作为自己的典范，以巩固清朝的统治。福临亲政后，正是在汉族的历史文化熏陶下锐意图治，才使多尔衮摄政时的草创局面更加巩固，这也深刻影响到他的后代子孙。
顺治帝十分懂得儒家“文教治天下”的道理，竭力以尊孔和提倡封建礼教来完善和巩固清朝的统治，使自己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顺治八年四月，年仅14岁的顺治帝遣官赴山东曲阜祭孔，次年九月，他又亲自到太学“释奠先师孔子”。以后几年，他还大修孔庙，更定孔子的谥号为“至圣先师”。他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并亲自主持编纂《顺治大训》、《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通鉴全书》，提倡封建的纲常名教。同时，特命大学士冯铨等主编《孝经衍义》颁行天下，大肆旌表忠孝节烈。他还多次亲祭明陵，为崇祯立碑，赞扬崇祯“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并给为崇祯帝殉难的太监王承恩建墓立碑，赞扬王承恩“赴义捐躯”，“无愧臣节”，谥号为“忠”。又为明末“殉难诸臣”范景文、倪元璐等人“给谥赐祭”。这对于缓和汉族地主阶级与满族贵族的民族矛盾，起了显著的作用，为大清江山的稳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