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马背上打江山，但却不能在马背上治国。要想得到不同民族的拥护，必须了解他们的心思，考虑他们的需求，满足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了人心才好治国，家族的统治才能长久。
随着边疆及全国形势的逐步稳定，康熙帝觉得确实应该喘口气了。可是他心中明白，要在战场上以武力征服顽敌并不是难事，对他这样一个被汉人视为满洲夷人的帝王来说，化解民族歧视、缓和满汉之间的矛盾，使汉人心服，才是长期、艰难的事。
油画·海上激战对此，他一直用尽心机，但仍时时感到满汉之间的隔阂。既为征服者，当然要保证满族享有统治民族的特权。但如果对汉人歧视太甚，他们即使不公开反抗，也会心怀不满以消极的方式表示不合作，只有汉族百分之一的满族也像坐在火山口上，难以自安，更不要说达到天下大治了。他之所以事无巨细地亲自过问，凡事谨慎小心，不能不说与这一点有关。其实，自康熙帝即位开始，这一问题始终是急于解决的突出问题。而康熙帝也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顺治年间，由于对汉族官员的歧视，朝官中，同一官职，满官品级却高于汉官。如满洲大学士、尚书、左都御史等官居一品，而汉大学士只有五品，尚书、左都御史为二品，而其他职务也都是满员高于汉员。这种明显的歧视，不仅不能调动汉官的积极性，反倒使他们感到耻辱，使本来就难以诚心办事的情形更加复杂，有些汉官不过是混日子，三心二意地应付局面。康熙帝亲掌政务后，立即下令将满汉官员品级划一。尽管实际上在每个衙门中仍是满官作主，但起码在形式上一致起来。就是在康熙帝亲政前夕，他又下令“各省督抚，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简选贤能推用。至于提督总兵官，系防守地方，亦应不论满洲、汉军、汉人，简选贤能推用。”此旨一下，才逐渐改变了清初地方官总督、巡抚多用满人的局面，但是仍以使用旗人（满、汉军）为多。当然，这不完全是民族歧视的结果。清初，天下初定，民族矛盾尖锐，用满人可以放心，但对协调缓和民族关系不利，用汉人又难以担当责任。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主要使用的是汉军旗人。不过既然康熙帝明确表示“不问满汉，但选贤能”，对缓和对立情绪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
同时，康熙帝又采取了另一项对汉族士大夫的招抚攻心之策。本来满族一入关，就恢复了科举取士制度，企图对汉族士大夫诱之以功名利禄。尽管随着清朝统治的逐渐巩固，有一些士大夫和年轻的读书人相继通过考试步入仕途，但一些学问素著、名望很高的大知识分子仇恨清朝，遁迹民间，仍不肯应试为官。这些人影响很大，往往享一方名望，具有号召作用。不与清朝合作倒无所谓，他们往往著书立说，鼓动复明之志，谩骂清朝之非，显然是新王朝的潜在威胁。因此，在顺治年间，清廷便多次派人到民间征访遗贤，又让地方官将所管范围内的隐逸、贤良征召为官，甚至下令：“凡山林隐匿，有志进取者，一体收编。如有抗节不到，终身不得予试。”可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不是我行我素，便是托词拒绝，就是不为所动，甚至还写诗讽刺那些应召者，是变节辱身，砚颜利禄。
康熙帝读书像加图《二十四史》的676的SB1康熙帝清楚，随着大规模战争的结束，对立情绪当然会逐渐缓和，因此，继续征召无疑是消除仇恨、表示诚意的合适办法。康熙九年，康熙帝以“孝康皇后升柑礼成”为词，颁诏天下，“命有司举才品优长”，又不自愿出来为官的遗老，举为“山林隐遗”之士，征聘到京，以便任用。但仍不见明显效果，宁波故明翰林院编修葛世振，关中名儒李颐见有征召之旨，竟称病坚决不就，卧床不起。后几年三藩之乱爆发，康熙帝虽然忙于战事，但却没有忘记收服人心的大计。当康熙十七年三藩被先后分化，在平乱转机已显的关键时刻，一道谕旨由京城发往全国各地：“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词章，以备顾问著作之选。朕万几余暇，游心文翰，思得博学之士，用资典学。四海之广，岂无硕彦奇才，学问渊通，文藻瑰丽，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不论已仕未仕，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将亲试录用。其余内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见，在内开送吏部，在外开报督抚，代为题荐，务令虚公延访，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贤右文之意。”
一场大规模搜访荐举人才的运动随着谕旨到处开展，在不长的时间内，即有170余人的名单上报朝廷。于是，这一次康熙帝成功了。
应该说，清朝30余年的统治，即使对三藩之乱的冲击仍无法撼动，反清复明的前景也只能是无望，因为人们早已被战乱折腾得筋疲力尽，新一代出生并成长起来的人很难再有更多的对“异族”的仇恨。这一切是康熙帝施展策略的客观有利条件。当然一些气节坚劲，声望素著的大儒此生已矣，已别无他求，仍难以就范。如顾炎武，当时已经65岁高龄，当征举诏书到日，他当即表示宁死不从，如定要相逼，就只有一死。弄到最后地方官也无可奈何。又被他的朋友，山西学颐列入征召对象。这次他虽以病为由拒绝，竟被强行连床一起抬到省城，最后绝食6天，并要自杀，才被放回家中。大儒傅山都被抬到京城，却抵死不肯入城，大哭大闹，也总算被免征。其他如黄宗羲、魏禧等也是非以自杀，便称病重。就是在名单中应荐者，有许多人也并非情愿，心存“走一遭”，对付一番了事儿。
康熙帝已经够满意了，他要好好利用这一机会，表明自己的宽宏大量以及诚意。尽管南方战火正炽，然而银装素裹的京城还是一派平静安宁，宫廷中又显现出数年少见的安详。十一月，各地被荐名士陆续抵达。康熙帝倒不急于开考这场被命名为“博学鸿词”的特科，他发下旨意说：冬季白天时间太短，不利于答卷，难以显示各学人的才华，可将考期后延，待来年春暖再行安排。同时命令主管部门——礼部妥善安置应试者的食宿，每月每人发给白银三两、白米三斗，不使各位有饥寒交迫的忧虑。
康熙十八年三月初一日（1679年4月11日）春风和煦，阳光普照，康熙帝一早排驾到堂子致祭，回宫登上太和殿。在一片礼乐和传呼声中，应试者排队进入太和门，齐集太和殿前，对皇帝行三跪九叩首礼结束，然后被引导至右侧的体仁阁下依次就座，准备应试。只见大学士捧来试题，试题是《璇玑玉衡赋》、《省耕诗·五言排律二十韵》。上午十时，康熙帝又降旨赐宴体仁阁，并由大学士向与试者宣布从来会试、殿试、馆试、状元、庶吉士都不赐宴，现在破例是皇上非常礼遇重视之意。然后由大学士、掌院学士等官员陪宴、赐茶。席间还向应试者透露说：本来大家都是很有才学被荐举，不必考试的，但考试更能显示才学，这是皇帝敬重的意思。
吃饱喝足之后，考试才正式开始。不过，应试者心中都清楚，这场考试不过只是走走形式，试题如此简单，要求又这样宽松，根本就不像是考试。几个小时后吏部将考卷收齐后，这场张罗半年的“博学鸿词”科便结束了。
次日，康熙帝在朝官和侍卫的簇拥下，带着试卷一路由京城南行，沿路春风杨柳万千条，田野中麦浪滚滚，白沟河水蜿蜒南流，他的心情好不轻松。在河北定兴附近的十里铺村一连住了5天，然后到保定，十四日返回京城。十几天中他看过了试卷，大致说来还算满意，只是其中有些应试者大概是故意没有认真。他也不想认真，与阅卷官大学士李爵、杜立德、冯溥和翰森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共同商量录取，他认为那些特别有影响、有名气的人必须录取。本着这一原则，最后取中一等彭孙通等12人，二等李来泰等30名。其中朱彝尊、潘耒等人甚至诗句不通、不合韵；毛奇龄诗中甚至有违碍字样；而严渑孙竟借口眼睛不好，只写了一首《省耕诗》，结果也一样都被录取。全部被授给翰林之职。其中朱彝尊、潘耒、李因笃等人从未进过官场，康熙帝都特加优待，授为翰林院检讨。尽管授官后，其中个别人心中还是不快，觉得这种“变节”行为有负为士名节，如李因笃授官之后不久，便数请“终养”，康熙帝也并未过分勉强，还是让他回家奉养老母了。但无论如何，这种对遗民的宽忍重用，对慢慢缓解朝野的对立情绪起了重大作用。康熙帝收服人心之策，取得了初步成功。
其实，康熙帝早在举“博学鸿词”之前，便注意到开科举，设特科，召山林隐逸这些办法，还有局限性。这些注重对读书人的召用，固然可以发挥广泛影响，但汉族地主有财势者和科举落第者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心向背，不能忽视。因此，三藩之乱发生不久后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帝又下令实施捐纳制度。当时清廷确实是财政紧张，兵费支拙，正好一举两得，准许那些名落孙山、入仕无路又总想为官扬名的一些落魄士人和地主，出钱即可捐得知府、知州、知县或者监生、生员出身。以此吸引他们与清朝合作，既可减少参与叛乱，稳定地方，又可扩大清王朝的统治基础，使他们为清朝统治也是为自己的利益出谋划策。这一办法果然取得成效。江南大批家有余资的地主文士每年都有相当多的人捐官、捐出身。仅苏州府属长洲和吴县在三藩之乱平定前三年，便有800余人捐了文武生员，而全国在三年之中竟有500余人捐为知县，占全部知县的三分之一。清政府每年捐纳收入，竟高达二百多万两银子。这不仅大大缓解了军费的紧张，也对平定三藩之乱起到重大作用。就当时收买人心的实际作用来说，甚至较“博学鸿词”科影响范围更宽、更大。
那时，康熙皇帝还很年轻，然而从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足以看出他的成熟和老练。当初步目的达到后，他心中也很清楚，捐纳历来不是用人的好办法。那些花钱买官的人是不会白下本钱的，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旦上任，便会不顾廉耻地贪占搜刮，苛虐百姓，长此以往，只会败坏官风，使社会稳定难求。因此当全国逐渐稳定后，他也多次下令禁止捐纳，指出那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不过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他奠定的统治基础上，其后代子孙也把这一弊政“发扬光大”，当成祖制而一再实行，最后使清朝的官场变成了市场，严重地损害和瓦解了清王朝的基础。
录取博学鸿词者，全都参加修《明史》。康熙帝的宽和、容忍与安抚政策确实使汉族士大夫及在野的遗民感到很大的安慰。大儒士顾炎武曾走南闯北联络抗清，九死一生。他虽然坚决拒绝与清朝合作，但晚年在给在朝为高官的外甥徐乾学等的信中，透露出关心朝廷致治的问题。黄宗羲不仅让儿子入史馆修史，还多次在自己的著述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在明史开馆后的十数年间，尽管康熙帝不可能完全化解满汉矛盾，但自清朝开国以来严重的反抗已经不可能再发生了，即使思想对立也极大地缓和下来。一些入仕为官者在康熙帝的礼遇下，不仅尽心尽力地为致治出谋划策，而且都对康熙帝的品行治绩盛赞备至、歌功颂德了。
其实，康熙帝确实并不是真的想用选人的博学鸿词者修《明史》，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于缓解民族矛盾，这一点可以说已经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