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泱惨死，金山被捕，更大的危险正一步一步地向孙维世逼来。
为什么一件件可怕的事情，一条条莫名其妙的罪状，都是向着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呢？这里面到底是谁向他们伸出了黑手？
一个个曾经认识和交往的人从她的脑海中放电影一样地掠过，想来想去只有江青、叶群。
江、孙二人相识多年，从上海滩到延河畔，相互知根知底，加之孙维世在诸多方面的不配合，江青、叶群“登台”无形中增加了孙维世的险恶。也许是江青、叶群本来早就“锁定”了孙维世这个“目标”，因此才会有一个又一个可怕的噩梦向孙维世及其家人扑来。
196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孙维世戴好头巾，穿上大衣，急匆匆来到任均家。她跟任均说：“六姨呀，江青怎么能出来参政呢？她出来对大家非常不利，我知道她在上海的事儿太多了，而且她知道我讨厌她。她非整我不行，我知道她的事太多了！”
第二次，一个黄昏时分，孙维世又偷偷来找任均，进门说她已经被软禁了，天天有人监视，她是偷偷溜出来的。
孙维世问任均：“六姨，你还保存着江青在上海的照片吗？”任均说：“就是东方话剧社，她一块儿送给咱们一人一张的那个？签着蓝苹的名字？还在呀！”孙维世一听忙说：“你赶快烧了吧，要不万一查出来，恐怕就是反革命了，闹不好有杀头之祸呢。现在她们一手遮天，说什么是什么，咱们不能让她们抓把柄。”
任均在谈到这件事情时回忆说，我理解她的话，也相信她的话——尽管我还认为毛主席会管着江青，不让江青胡来的。维世走后，我就把江青那张照片烧掉了。
被捕前，孙维世与妹妹孙新世约定，每周的星期三晚上，二人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相见，如一方未如期赴约，那就一定是出了事情。
又是一个星期三的夜晚，华灯初上，姐妹两个如约相会，她们沿着台阶一圈又一圈地绕着纪念碑，一边走一边交谈。看着广场四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两个人的心都沉甸甸的。
突然，孙维世停住脚步，抬头仰望着纪念碑的塔顶。
一百多年来，中华大地上有多少志士仁人，为着民族的复兴与独立，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头颅抛处写青史？是他们用自己的躯体铸造了这座纪念碑的基石。
大滴大滴的泪珠从孙维世的眼眶里涌了出来。
孙新世不知发生了什么，着急地问：“姐姐，你怎么啦？”
孙维世无限悲愤地说：“妹妹，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
孙新世不由一惊：“总理爸爸怎么啦？”
孙维世说：“许多迹象表明，他很不安全，难道你没有看出，打击我们的后面还有更加险恶的目的吗？”
孙维世的话让孙新世一下子警觉起来，她说：“问题能有那么严？重吗？”
孙维世说：“我们必须有准备。大哥那么好的一个人，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一直跟着朱德委员长在战场上奔波，怎么能是特务呢？他要真是特务，八路军还能打胜仗？我作为共产党员，不能不反映情况。如果我写信后大哥的问题清楚了就好了。如果写信后我也出了问题，那就是党里出了坏人，坏人要是不揪出来，那就是亡党亡国的大事。”
孙维世清楚地记得，从1967年6月到1968年2月，有数不清的“外调人员”来找她，要她提供陈毅“反对毛主席”的材料。因为陈毅与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在留学法国的时候认识，他对孙维世很好，孙维世与陈毅也很熟，陈毅每次见面时都爱对她说：“维世啊，有空到我家里坐坐哟！”因此这些人便来找孙维世，想从她这里“挖”出一些陈毅的“材料”。
孙维世听后大惊，连连地摇头，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自己也从来没有听说过。
“外调人员”警告她，你不要再袒护陈毅了，希望你认清形势，站在革命立场上，揭发陈毅的问题，这才是你的出路，不然就会同他一样的下场。
孙维世讥讽地问：“一样的什么下场？当国务院副总理还是外交？部长？”
那伙人恼羞成怒，问她：“你对打倒陈毅是什么看法？”
孙维世说：“为什么要打倒他？陈毅副总理热爱毛主席，身经百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大功臣。”
关于陈毅的事情，这伙人在孙维世那里没有捞到一根稻草，气急败坏地走了。
孙维世在大庆体验生活时，与铁人王进喜等许多劳动模范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化大革命”开始，孙维世得到王进喜受到迫害的消息，于是四处为王进喜的事奔走呼号，并约王进喜来北京，想法与周恩来见面，将自己的情况向周恩来作个汇报。
为了让王进喜来北京后能见到周恩来，孙维世在不能再任意进入中南海的情况下，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并向他说明了王进喜的情况，希望能给这样的国家功臣以保护，使他免受“文革”的冲击。
不久，王进喜来到北京，可是这时北京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孙维世自己也被强行劳动改造。王进喜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她，只得根据孙维世提供的地址，通过孙维世指点的方法，最后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周恩来对他为了“将贫油国的帽子摔下太平洋”的铁人精神进行了肯定，希望石油部的“革命群众”在运动中对这样的有贡献的人物能给予保护。
受到周恩来接见的王进喜非常高兴，逢人便说：“是毛主席、周总理救了我；周总理已经接见了我……”
可是，周恩来的保护并没有起多大作用，王进喜最后还是被一伙人抓起来批斗。首都的大街上贴出许多诬蔑大庆铁人王进喜的大字报，说王进喜是“假标杆”，是什么“国民党”……
孙维世非常愤怒，痛苦，不安，感到不可理解，也为自己没有能很好地保护这样一个英雄人物而自责。
这天清晨，孙维世照常去劳动改造的地方上班，在经过长安街的时候，发现街上竟有人贴出了污蔑周恩来的大字报。她感到十分吃惊，竟然有人想对周恩来下手了，这是她所绝不允许的！
下班回到家里，立刻就进来了一伙人，同样自称是“外调人员”。要孙维世揭发周恩来的问题，并与周恩来划清界限。
孙维世愤怒了，指着那伙人说：“你们给我滚出去！周恩来不是你们说的那样，我比你们清楚！”
那伙人还不肯走，要孙维世认清形势，转变立场。孙维世更加气愤，顺手抓起一张木凳，对那伙人吼道：“你们出不出去？不出去我就用它砸你们的头！”
那伙人一看孙维世真的要将凳子砸过来，那还不把脑袋砸出一个洞呀，立刻夹着尾巴逃跑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连串的事情使孙维世彻夜难眠。
她接着告诉妹妹：“为了我们的总理，为了我们国家，以后再困难我都会坚强地活下去。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无论如何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
1968年3月1日深夜，天黑黑的，大院里所有的人家都已关灯睡觉了。被责令接受监督劳动改造的孙维世因为白天太累，也睡得早。当她睡得正香的时候，突然家里的房门被人敲响。
她不敢去开门，急忙穿上衣服，站在屋里问是什么人。
来人说他们是某某组织的造反派，奉中央文革的指示前来找她。
孙维世说：“有事也不差这几个小时，等天亮了再说吧，反正我也不会跑的。”
那群人一听就来了火，对她大声地说：“你再不开门我们就砸门了。”孙维世只好给这群人开门。他们冲进屋来，什么话也不说，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
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了下来，这伙人叫孙维世下车，将她关进了一间没有开灯的屋子里。接着便有人进来，拉亮了电灯，也不让她休息，连夜对她进行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并非公安机关，而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逮捕孙维世的理由很简单，江青下令以“现行反革命”（炮打中央文革、恶毒攻击红太阳）和“特嫌”罪名对其执行，根据就是曾经给李立三家送过两张戏票。因为李立三老婆李莎是苏联人，因此孙维世送戏票是假，为苏修“送情报”是真。
前面已经写到，当年孙维世从莫斯科回国时与李立三的夫人李莎同行，到了东北后又住在李立三家一段时间，因此与李立三家关系很好。新中国成立后孙维世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排了很多好的戏剧。李立三夫妇爱看戏，特别是对苏联戏剧他们都很有研究。孙维世曾送过两张戏票给他们，让他们去看自己导演的苏联戏剧，给自己的工作提提？意见。
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一晃就过去了十多年，为了寻找逮捕孙维世的“证据”，江青、叶群就将这件事情翻出来，硬说成是孙维世以看戏为由，去给“苏修特务”李立三、李莎送情报。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还得了，事情很快被传向社会。那些根本不了解内情的年轻的红卫兵如获至宝，大字报满天飞，矛头直指李立三与孙维世。
在那个“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年代里，这样地为一个人编造罪行，那真是神来之笔。多少年轻的热情被煽动起来，多少善良的心灵被利用，受害人有冤找不到头，诉苦找不到主，乱哄哄任由命运之神摆布。
老革命李立三在20世纪20年代曾与周恩来等一同留法勤工俭学，后曾于1930年6月任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由于过高估计了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势头，执行了一条左倾冒进的“立三路线”。此后，他在革命道路上跌跌撞撞几十年，未曾有过二心。其为人耿直，见孙维世因自己受牵连，为了帮助孙维世澄清事实，便多次出来解释。结果世事已变，人心已变，真理此时已成了少数人的专利，越解释别人就越怀疑。
对于李立三的围攻接连不断，可他“死不改悔”，更不愿指鹿为马，最后选择了“服毒自杀”。
这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死亡，法医在对其进行尸检的鉴定报告里，连死者的身高、体重都不对，因此曾引起很多人的质疑。他的家人不同意“自杀”的结论，只同意是“受迫害致死”。
李立三“自绝于人民”，孙维世就少了个为自己澄清事实的人证，面对如狼似虎的专案组人员，真是百口莫辩。
等待着孙维世的，将是怎样的命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