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下班后独自往家里走。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如同烈火一样在大街小巷腾腾地燃烧，人们的心都被燃烧得激动、兴奋、不能自制，陷入一种罕见的精神狂热之中。她一边走一边看大街上新贴出来的大字报，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那些如妖似魔的“牛鬼蛇神”，令孙维世感到身上一阵阵的寒冷。
人们怀着真诚、善良、无畏之心奋勇投入这莫名的烈火，是神之力还是人之力，使数亿之众的中华大地一夜之间人人作魔、如幻如痴？
难道真有这一件件的事情吗？难道那些曾经参加革命的先辈们真是那样的妖魔吗？她从小就与这其中的很多人认识呀，怎么就一直看不出来呢？为此，她曾去西花厅，想问一问周恩来。可是，周恩来看着她，表情非常严肃，只让她自己好好地想一想，靠自己的能力进行判断。
孙维世自从进了周恩来家以后，从来没有见过和蔼可亲的周恩来这样对待自己，她感到不解，可是又想不出原因。
中南海西花厅，那个她所熟悉的地方，那个曾经布满她青春足迹与欢乐身影的地方，那一双将她养大成人的父母，现在要想见一次都变成了不再容易的事情了。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孙维世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走着走着，前面墙上几个斗大的字把她吓了一跳：揪出大特务孙泱！标语的落款是中国人民大学某红卫兵组织。
孙维世做梦也不会想到，平地会冒出这样的事情来，中国大地好像到处都是坏人，每个人都在想“抢班夺权”，就连自己的亲哥哥也一下子变成了“特务”。
孙泱（1915～1967），原名孙宁世，20世纪30年代，由母亲任锐带到上海，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8月到武汉，参加八路军，后赴延安。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朱德秘书，中共嫩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东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计委军工局局长、计委委员，西南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党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等职。著有《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故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讲话》等。
本书在前面已写到，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早年与朱德、周恩来不光是亲密战友，按照当时的说法，其实他们是换过金兰帖的结义兄弟。由于革命、家庭与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朱德在担任了八路军总司令后将孙宁世即孙泱留在身边做机要秘书。为了对战友的遗孤负责，无论是任何战斗，朱德总是将孙泱带在身边，让他跟自己学文化学军事，使他很快地成长起来。由于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的许多事情，他后来参与了《朱德传》的撰写。
正是这本《朱德传》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了这本书，大骂这是一本为军阀立传的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这是在歪曲历史与事实，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根本什么都没有做。于是下令对写书的几名参与者进行追查。
高压之下，有的人开始“认识”，说这是本“大毒草”，并对此进行了自我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是，一直跟随并亲眼看着朱德指挥各种战役的孙泱却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部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有写错，他为朱德元帅立传是尊重历史与事实的。
对《朱德传》的批判刚刚兴起，孙泱又被莫名其妙地说成是“特务”，而且说是“日本特务”。中国人民大学许多并不懂得中国革命史的年轻学生们，在那些大字报上还有鼻有眼地分析说，孙泱是日本人在抗战时有意安插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身边的，是专为日本人收集情报的。
我的天，如此一个深藏的“特务”，那还不激起人们的仇恨啊！
天真的艺术家孙维世被这件事情震呆了，她不知道哪来的这股风潮，不知道这样的罪名出自何处，来自何方，更不明白将孙泱说成是“日本特务”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不几天，大街上出现了针对朱德的大字报。
有一天，孙维世刚走进办公室，有几个陌生人前来，他们称是来向她进行“外调”的。
孙维世不由警觉起来，问那几个人：“你们‘外调’，找我调查什么？”
那几个人也不客气，就对她说：“朱德，你知道朱德吗？你要向组织上老实说明你与朱德的关系，应该站出来揭发朱德。”
孙维世吃惊不小，睁大了眼睛看着对方，反问道：“你们要我揭发些什么？”
对方说：“揭发朱德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反毛主席战略思想，重用特务孙泱等等。”
孙维世越听越生气，一下子站起来，用手指着大门说：“你们给我出去，我这里不准你们说这样的话。朱德同志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是毛主席的老战友。我非常尊敬他，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孙维世看了一会儿书正准备睡觉，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打开房门，从外面进来两个人，手中拿着一封介绍信，也说是来向她进行“外调”的。
那时全国上下“外调”成风，孙维世不知道对方要调查什么事情，认为能认真查清一件事情总是好事，于是就让他们坐下。
那两个人坐下后向她说了一大通有关朱德的坏话，同样要她“交待”与朱德的关系，揭发朱德的“罪行”。
孙维世一听心中怒火万丈，两眼圆瞪，猛一下用手拍响桌子，大骂这两个家伙不懂历史，是在为一些个人野心家办事，是别有用心人的走狗，并厉声大喝，再不出去就要打断他们的狗腿！
一个柔弱的女子，浑身是胆，拍案而起，吓得那两人灰溜溜跑了。
孙维世生气地将房门“砰”的一下关上，声音震得小院树枝上归巢的鸟儿扑扑地飞向夜空。
可是，“外调”的事情还没有完。就在孙维世看到那幅中国人民大学某红卫兵组织贴出的关于大哥孙泱的标语之后不久，又有几个人找上门来，说是要向她进行“外调”。这次“外调”的不再是朱德的情况，而是有关孙泱的事情，要她揭发孙泱的“特务罪行”，并交待孙泱与朱德的关系。
孙维世怒目而视，反问对方：“你们说孙泱是‘特务’，拿得出什么证据吗？”
对方支支吾吾说不出来。
孙维世大怒，指着那几个人说：“你们这是在陷害别人，这是在犯罪，你们必须停止这种非法行动！”
对方也不示弱，气势汹汹地说：“我们执行的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孙维世听后不由哈哈笑了起来：“江青同志，她能给你们下这样的指示？我到时要问问她。如果你们说了假话，那就得按党纪国法来处理你们。”
动用如此强大的“外调”机器来对朱德和孙泱进行调查，非得是在党内外握有重权的人才能做到的事情。在孙维世看来，江青绝无此权，也不能有这样的胆子，孙泱则不必说，朱德呢，一个开国元帅，有谁敢来对他进行“外调”。这样的事情就江青当时的地位，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天真善良的艺术家孙维世啊，虽然经常进出于中南海，但她的天才都用在了艺术上，对于政治完全是陌生的。当时的政局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她竟还浑然不知。
孙维世不由冷笑了两声。
那几个人见孙维世如此态度，就厉声道：“孙泱的‘特务’身份，是首长江青同志当众宣布的。”
原来，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央文革小组就派人来找孙泱，要他写揭发朱德、陈毅、聂荣臻以及廖承志、萧华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材料，但却遭到了孙泱的拒绝。
孙泱对那些人说：“你们怎么会冒出这样的问题来？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功臣，怎么会做出你们说的那些事呢？我跟他们一起那么多年，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呢？”
这些人回去后向江青、陈伯达做了汇报。
江青一听生气地说：“孙泱是个保皇派，也可能是个特务，他在朱德身边那么多年，我们必须得让他说话。”
1967年9月，江青、陈伯达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在会上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孙泱是坏人，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和“国民党特务”。
一顶顶帽子从江青的“帽子公司”批发出来，又一顶顶地戴在孙泱的头上。没有事实，不要根据，先戴上再去找“证据”来论证这个“事实”。才女孙维世对于这种非正常的政治手段毫不知晓，就是想也根本不可能想象得出来。她认为，既然你江青说了孙泱是“特务”，那好，我就得向你说明事实，让你尊重事实，善待自己的兄长。
夜已很深了，孙维世为此睡不着，她披衣起床，拧亮台灯，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针锋相对地诉说孙泱不是“特务”，要求中央文革调查澄清，希望江青能实事求是地处理孙泱的事情。
关于孙维世给江青写信的事情，以后出版的两种版本的《金山传》都有记载。它告诉我们这样一个情节，当孙泱、金山出事以后，孙维世、孙新世姐妹四处求人力图解救亲人于危难，她们除了向中央军委写信以外，也给当时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也就是江青写信求救。
到了这样的地步，天真的艺术家都没有想到江青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为着个人的权力与仇恨，早已抛弃了她们之间多年的“友情”，将那张无形的网撒向了她和她的亲人。
孙维世不是江青、叶群之流，本身没有厚黑的本领，她在情急之中找到江青，足以说明她担任毛泽东出访苏联的翻译组组长、最后一次去见毛泽东均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觐见，心底坦荡。从孙维世为大哥的事情给江青写信，也可以看出她过去对江青只能说是看不惯，不配合，不愿多来往，还没有激化到更深层次上的政治分野。她根本没有想到江青后来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政治狂人，并亲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千古奇冤。
信发出去后，石沉大海。
这时，江青亲自跑到中国人民大学，宣布孙泱是“大特务”，“老三反分子”，变本加厉地说什么“孙泱是日本特务、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是中国人民大学师生的头号敌人”。随即孙泱被关押到中国人民大学特设牢狱中（一间地下室），毒打刑讯，重点逼他写朱德的“罪状”。
孙泱乃先烈之后，壮士之子，十多岁便随其父在上海坐过蒋介石设下的大牢，耿耿之心早已在这生死炼狱中铸炼得如钢似铁，如何能忍受颠倒黑白的逼供！在被设作监狱的地下室里，常会听到铁铐怒砸案桌的声音——这正如朱德所说，有先父遗风。
眼看着孙泱的境况一天天恶化，孙维世心如刀绞，急急忙忙跑到中南海，想进西花厅去找周恩来。可是，此时的西花厅非彼时的西花厅了，卫兵说什么也不让她进入。
孙维世第一次被拦在了红墙之外。
她没有办法，只得给周恩来写了封信，请求给以援助。
信发出去后，孙维世终日坐立不安，天天盼着周恩来的回信。可是，望穿天涯路，不见鸿雁归。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孙维世的这封信并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鉴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周恩来没有给她回信，也没有为孙泱的事情作更多的有效的努力。
就在孙维世向周恩来发信的同时，朱德为孙泱的事也曾找过周恩来，请他伸出援助之手，解这位革命烈士后代之危。
此时朱德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按说周恩来给以帮助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可是，事情最后是周恩来也未能有力地实施救援。
并非周恩来不想“救援”。孙泱何人，周恩来当然是知道的，纵观风云变幻的周恩来深感事情之棘手，岂敢轻举妄动，他为此曾不无苦笑地说：“有些人我没有保他，他的日子还好过一些，我保了他，他的日子更难过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张佐良：《周恩来保健医生回忆录》）
一叶知秋，孙维世感受到“秋意”。要想打倒一个孙泱，何用费如此大工夫？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现在正是大红大紫的时候，成了全国的副统帅，无论如何过去都曾经有过交往，孙维世想求他帮助自己的大哥渡过难关。
谁知冤家路窄，孙维世这封写给林彪的信，到了毛家湾后却落入了林彪办公室负责人叶群之手。
叶群一看机会来了，深埋心中多年的怨恨终于有了报复的机会，她立刻将这封信的事情告诉了江青。
得知孙维世求助于毛家湾的消息后，江青开始有些紧张，她早年也听到过林彪与孙维世在莫斯科的一些事情，害怕林彪旧情复发，倒向孙维世一边，那样她的整个计划就无法实现，或者说实施起来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于是便匆匆赶往毛家湾。她必须得去给那位毛家湾的女主人上一课，并用这个女主人来做男主人的工作，让他们都站在自己一边。
江青此行并非偶然，这里既有警告毛家湾不要看走了眼的动机，也有把叶群绑在自己战车上的动因。叶群在“文革”初期一向以追随江青自居，而且事事做到紧跟江青，如今她怎么会为了一个将要倒下的孙维世得罪江青呢？更何况这个孙维世曾经是她的情敌。
就这样，孙维世、孙新世二人为孙泱的事来回奔波，最后都没有得出一个结果，而对孙泱的迫害却在步步升级。由于出面的是这所大学里年轻的红卫兵，冤无头，债无主，姐妹二人根本无从知道事件的谋划者到底是谁。一切她们认为可以求援的高层人士都找过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调动了，一切可以想出的办法都实施了，虽然事情没有得到解决，但两位善良的女性仍然相信“真理”，相信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以后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
1967年10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孙维世同往常一样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突然进来两个人，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
那时的中央文革可了不得，用江青的话来说就是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掌控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文化大革命”）的大权。孙维世不知道他们找自己有什么事，就让他们坐下来慢慢谈。
那两个人根本不坐，站在那里问道：“你是孙泱的妹妹孙维世吗？”
接着，他们就向孙维世宣布，“‘日本特务’孙泱已经于10月6日死亡。”
孙维世问道：“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呢？”
来人说：“他是自绝于人民。”
犹如晴天霹雳，孙维世只感到天旋地转，眼前一片漆黑。她用手强撑着桌子，才没有使自己倒下。她痴痴地站在那里，声声呼唤着大哥的名字，连那两个人是如何走的都全然不知。
后来，她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妹妹孙新世，姐妹二人抱头痛哭。
姐妹二人带着大哥家的儿女们去向有关方面要死者的骨灰，得到的答复是，中央文革已于孙泱死亡的当天就通知，此人“系敌我矛盾，立即火化，不留骨灰”。
这一年，孙泱五十三岁。
泪水已经流干，严酷的现实慢慢地擦亮了孙维世这位善良、天真、诚实的艺术家的眼睛，一个大学的副校长，难道用得着下如此大的功夫？在迫害孙泱的背后，到底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孙维世不得不往深处想，越想越感到不寒而栗，如果真是那样，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那些立下过赫赫战功的共和国老干部们将会是一场什么样的命运呢？
孙泱留下了还未成年的儿女，孙维世看见他们，心中不免一阵酸楚。她悲痛欲绝，将孩子们召集起来，向他们详细地诉说了孙家的家史，诉说自己的父亲和哥哥是如何英勇与无畏，并向孩子们朗诵了母亲任锐当年写给自己的那首《示儿》诗。
当她念到“莫将血恨付秋风”之时，早已是泪流满面。
在孩子们眼里，孙维世乐观开朗而又美丽，见她这样，一个个都惊住了，一声声地叫着：“大姑！大姑！”
接着，孙维世说：“江青才是最坏最坏的人，真正的阴谋家野心家，毛主席迟早会被江青害死！”
在那个时代，敢于说出这样的话，犹如晴天滚过的霹雳，几个涉世不深的孩子听得心惊肉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