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维世回到了久别的延安。
当年离开的时候，她穿着一双草鞋登上飞机，现在回来了，脚上仍然穿着一双草鞋，身上背着一只小背包。站在清幽幽的延河边，清凉山上的宝塔倒映在河水里，河水同时也映出她清秀的身影。
孙维世在河水里照了照自己，不由感到吃惊，现在自己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那微微翘起的嘴唇多像为革命壮烈献身的父亲啊！
想到父亲，她的心里不由一阵难过，现在她长大了，从苏联学成回来了，决心沿着父亲的道路走下去。
她想起当年与周恩来夫妇在延河边散步的情景，那时她是多么的不懂事啊！是父亲的这对老战友将自己养育成人，是他们为自己的成长付出了心血，她多么想一步就走进那间熟悉的窑洞，紧紧地拥抱着他们，向他们表达一个女儿的敬意和思念。
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唱起了信天游：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
蓝格英英（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
实实的爱死人。
五谷里（那个）田苗子，
数上高粱高，
一十三省的女儿（呦），
就数（那个）兰花花好……
孙维世不由停住脚步看了看，见唱歌的竟是一位牧羊老人。他手握着羊鞭，站在高高的山梁上，歌声随着山风徐徐送来。
天性喜欢唱歌的孙维世一边走一边跟着唱了起来：
正月里（那个）说媒，
二月里订，
三月里交大钱，
四月里迎。
三班子（那个）吹来，
两班子打，
撇下我的情哥哥，
抬进了周家……
山上唱歌的牧羊老人听见山下有年轻的女声跟着自己唱，声音唱得更加响亮：
兰花花我下轿来，
东望西瞧，
瞧见周家的猴老子，
好像一座坟。
你要死来你早早的死，
前晌你死来后晌我兰花花走。
手提上（那个）羊肉怀里揣上糕，
拼上性命我往哥哥家里跑。
我见到我的情哥哥有说不完的话，
咱们俩死活呦长在一搭。
这首歌便是当年唱遍陕北的《兰花花》，也是周恩来非常喜欢的一首陕北民歌。后来有一次，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在延河边散步，当听到山上有人唱这首歌时，周恩来也跟着唱了起来。在孙维世眼里，周恩来和蔼可亲、办事干练而精力充沛，但从来没有听到他如此地放开嗓子唱歌，惊得睁大了眼睛问道：“爸爸，你也会唱这支歌呀？”
周恩来点点头说：“当然会啦。”周恩来接着问道，“女儿，你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吗？这是一首陕北民歌，名叫《兰花花》。”
孙维世看看邓颖超，两个人不由哈哈地笑了起来。
邓颖超说：“恩来，你整天都在忙，你不知道，我们闺女早就会？唱了！”
说着，三个人又是一阵大笑。
一家三口顺着延河边慢慢地走着，周恩来便给孙维世讲起了这首歌——
《兰花花》是陕北民歌中的经典，是根据一个发生在陕北的真实故事所写成的。
据延安南川临安镇的老乡讲，兰花花原名姬延玲，小名叫叶子，1919年出生于延安南川临安镇街一个农民家庭。陕北的水土将她养育得美丽动人，如同一枝雨后漂亮的兰花，亭亭玉立，因此人们就给她取了个更好听的名字兰花花。
十六岁那年，兰花花与一位红军战士相遇，两个人一见钟情，山盟海誓。后来这位小战士随红军过山西东征，两个人只得依依告别。
此事不久被父母得知，认为她私订终身，败坏家风，于是在十七岁那年，便将她许给临安镇后街一户有钱人家的小儿子任小喜。兰花花虽然反抗，但最后还是被强行拉上花轿抬到了任家。谁知任小喜是个无赖之徒，为了钱财竟在宜川县抢劫杀人，后被民主政府枪决。第二年，一个满脸麻子的石姓富家的儿子，看着兰花花漂亮，于是出钱买她。狠心的父母为了钱财，便将兰花卖给了石家的儿子。如此人家，兰花花如入地狱，受尽折磨。她日夜思念着心上的红军哥哥，最后在苦闷中郁郁病死，死时才二十四岁。
红军哥哥东征归来，得知兰花花被迫出嫁的消息，心里非常难过，但为了不给兰花花增加更多的痛苦，这位红军哥哥再不去见兰花花了。当听到兰花花病逝的消息，他悲痛欲绝，大病一场。病愈之后，他转业到固临县（今延安市临安镇）文教科当科员。不久又调到固临县小学任教导主任。他将自己对兰花花的思念之情，根据陕北民歌的曲调，写成了《兰花花》，把任家改为周家，然后教学生娃娃和村民演唱、传诵。《兰花花》很快在固临、延安、宜川、绥德等地传唱开来。后经延安“鲁艺”音乐工作者收集整理，迅速传遍了陕甘宁边区……
关于周恩来与陕北民歌《兰花花》，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后来也有一段回忆。
一次，周恩来在西花厅后客厅放唱片《兰花花》，放完后问：“《兰花花》好不好听？”“不好听。”孙新世不假思考，脱口而出。这使周恩来老大不高兴：“这孩子，怎么连一点革命感情都没有。”后来，邓颖超又谆谆教诲她，《兰花花》是陕北民歌，是老解放区军民们爱听爱唱的民间爱情歌曲，因此你的总理爸爸特别爱听爱唱。“经小超妈妈这么一说，以后又常听，渐渐地我也就感觉《兰花花》很好听了。”
孙维世一边唱着《兰花花》，一边向着那排熟悉的窑洞走去。
邓颖超老远就听到了那熟悉的歌声，早已站在窑洞门前迎接她了。
终于看见孙维世的身影了，邓颖超走上前去，一下子紧紧地抱着她，不停地叫着：“闺女闺女！”
也许是思念太久，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发颤。
孙维世一边擦着流出的泪水一边叫着：“妈妈，妈妈，我回来了！”
孙维世问起爸爸的情况，邓颖超告诉她说近来身体很好，抗战胜利了，现在国共两党有些事情需要他处理，就是工作有些忙。
傍晚，周恩来回来了，孙维世跑过去，一下子搂着他的肩膀叫着：“爸爸爸爸！”
周恩来哈哈地笑了起来，让孙维世站在自己面前，左看右看，高兴地说：“这孩子长高了，真成了一个大姑娘了！”
晚上，一家人在窑洞的油灯下，听孙维世汇报这几年来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当听到在苏联卫国战争中她与许多中国同学一起投入前方救护工作时，周恩来夫妇特别满意，不停地夸奖说：“好孩子，真是咱中国的好孩子！”
周恩来说：“明天你去看看任锐妈妈，也向她汇报一下，相信她会更高兴。”周恩来接着问道，“你回国来想做点什么工作？”
孙维世说：“那还得听从组织上的安排。”
邓颖超用手摸着孙维世的头，满脸微笑着说：“你看，我闺女多有组织性。”
受到妈妈的夸奖，孙维世有些不好意思，窑洞的油灯映着她微微有些发红的脸。这是周恩来夫妇1940年与孙维世在莫斯科分别后，六年来的首次相聚，父女、母女之间其乐融融。
关于孙维世的工作，周恩来早已有所考虑，他不同意让她马上就进入文艺团体，而是要她先到群众中去，了解一下当前的中国，认识更多的人民群众，知道更多的中国人民的喜怒哀乐，只有这样才能做好自己所热爱的文艺工作。
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深情地看着孙维世，并对她说：“你还记得在苏联学习的时候，我写给你的那封信吗？”
孙维世点着头说：“记得，记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周恩来说：“记得就好，还是信里的那句话，‘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把你培养成你父亲一样忠诚于人民的革命者是我的责任。”
听着周恩来的话，孙维世的眼里盈盈地蒙满了泪花。
周恩来说：“女儿呀，我想你还得到毛主席那里去汇报一下，因为是他批准你去苏联学习的。”
第二天，孙维世去看任锐妈妈——此时任锐早已从重庆调回延安。
任锐看着女儿，听她说起与周恩来夫妇的见面，说起在苏联学习的情况，心里非常高兴。并告诉她，自己已将名世送去参军了，现在他正在前方作战——这次，孙维世未能与孙名世会面，这成了她一生的？遗憾。
对于这段往事，任均是这样回忆的：
1945年秋，二姐的三子名世从国统区转到了延安，住在南门外边区政府他妈妈那儿。我每周都去那里，大家见面。那时，宁世去了东北，维世还在苏联，我和（王）一达在延安平剧院。组织上为了照顾二姐身体不好，身边又没有孩子，就让名世留在延安工作。但二姐说不用，前方更需要人。名世便被派到牡丹江炮兵部队去了。
名世走前那几天，二姐牵肠挂肚，给他缝缝补补，没休息好。送走儿子，二姐就病倒了，一个人在窑洞里躺了好几天。她的心情很不平静。国家动荡，战事不宁，自己在颠沛中，拉扯大几个孩子，又舍家抛子，投身革命。身为母亲，哪能不时时挂牵骨肉？与小儿一别数载，相聚仅月余，却又命他去冲锋陷阵。母子情深，焉能割舍？何况这是最小的儿子。孩子此去山高水远，何日才能再聚膝下？二姐心绪起伏，写下一首诗：
送儿上前线
送儿上前线，气壮情亦怆。
五龄父罹难，家贫缺衣粮。
十四入行伍，母心常凄伤。
烽火遍华夏，音信两渺茫。
昔别儿尚幼，犹着童子装。
今日儿归来，长成父模样。
相见泪沾襟，往事安能忘？
父志儿能继，辞母上前方。
二姐再没有见到小儿子。1946年秋，名世牺牲在东北战场。
孙维世未能见到名世，就将任锐妈妈写给名世的那首《送儿上前线》的诗抄下来，有空就拿出来念一念，并以此激励自己。
望穿盈盈秋水，望断远飞大雁，孙维世终于归来，使母亲思念儿女的心有了寄托与依靠，任锐紧紧地搂着女儿，生怕她再从自己的身边？飞走。
与任锐妈妈谈了一会儿后，孙维世就直朝毛泽东家的窑洞走去。当她接近窑洞时，被那里的警卫人员给拦住了。现在的警卫人员都不认识她，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找毛主席，自然不能放行。
声音惊动了窑洞里的江青，她走出来，朝外面看了看，一见是孙维世，就走过去对警卫人员说：“她是周副主席的女儿，刚从苏联学习回来，过去是我们家的常客。”
说着，江青拉着她的手一同进了窑洞。
毛泽东在里面的一间窑洞里看文件，江青进屋就说：“主席，你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是孙维世，高兴起来，放下手中的文件问：“这不是维世吗，你从哪里来的？”
孙维世说：“我从苏联学习回来了，来向毛主席汇报学习的情况。”
毛泽东说：“你长高了呀，这学习也同个子一样‘长高’了吧。”孙维世和江青听了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风趣地说：“当初我一张条子就把你送走了，现在没有条子你自己倒回来了，看来还是中国这块黄土地好啊！”
毛泽东的话说得孙维世和江青又笑了起来。
与毛泽东见了面就算是汇报了，因为怕影响毛泽东的工作，江青就跟孙维世各自搬了一张小凳子坐在窑洞外面，边晒太阳边聊天。
江青与孙维世在延安的窑洞外面谈了些什么呢，孙维世的丈夫金山在孙维世逝世十周年时所写的《莫将血恨付秋风》一文中是这样记述的：
她（江青）问维世道：“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维世不明其意，反问：“什么怎么样？”江青不冷不热地哈哈一笑，指着维世说：“你这个‘草包’……”经她这么一笑一指一骂，维世就只好说：“很好呀……”不料江青突然把面孔一板，阴沉地说：“一点也不好！我吃够苦哩。我一定要收拾他们……”维世听了十分惊讶，不懂她所指何事何人。
临走，江青拉着她的手说：“你刚回来，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以后你就知道了，这里有坏人，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有的人就想整我们，你是周副主席、邓大姐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要好好团结起来对付他们……”
涉世不深的孙维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