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警卫员的陪同下骑着马来到自家的窑洞前，看见孙维世和邓颖超坐在外面的树荫下。她们的面前放着一本书，邓颖超一边教孙维世读书里的生字，一边讲书中的内容。
陕北的阳光从屋前的树缝间洒下来，照在这对母女的身上，金灿灿地闪着光。
孙维世从书本上抬起头来看见了周恩来，高兴地说：“爸爸回来了！”说着，她便跑进屋里去，给周恩来打来了一盆洗脸水。
邓颖超不由笑了：“这孩子，看见爸爸回来书也不肯读了。”
周恩来走过去，对孙维世说：“女儿越来越懂事了呀！你猜猜，我给你带什么回来了？”
孙维世看着周恩来神秘的样子，再看他两手空空，不由摇了摇头。
周恩来将手伸进衣服口袋里去，变魔术般地从里面掏出一只信封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孙维世：“信呀！”
周恩来说：“你猜猜，这是谁的信？”
孙维世摇摇头。
周恩来说：“这封信是写给孙维世的，写给我女儿的呀！”
孙维世根本没有想到有谁会写信给自己，一下子惊住了：“我的？”周恩来点点头。
“谁会写信给我呀？”孙维世睁大眼睛看着周恩来。
周恩来笑着说：“你再猜猜。”
孙维世自从跟随周恩来夫妇之后，从武汉到延安，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与上海时的演艺界朋友也从未来往。虽然在上海演过两部电影，成了小明星，但毕竟那时她只有十四岁，别人都把她当小孩子看，与王莹、蓝苹等女明星也只是一般的关系。自己的母亲和兄弟姐妹，要么在抗日前线，要么在国统区，书信来往很不方便，只有大哥在朱德身边工作，难道是他从前线给自己写来的信？
可是，周恩来却说，这信不是大哥写来的。
邓颖超站在旁边见孙维世猜不出来，就对周恩来说：“好了，别为难闺女了，交给她吧。”
周恩来将信交到孙维世手里。
孙维世接过信，信封上的字是用毛笔写的，那漂亮熟悉的笔迹一看就使她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这是生母任锐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员，千辛万苦辗转数省后送来的一封信，原本光滑的牛皮纸信封都已经磨毛了，信封上字的墨迹有几处都已磨掉。
孙维世用颤抖的手拆开信封。
任锐193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在信中告诉女儿自己现在的生活，叫她不必担心，让她在周恩来夫妇身边一定要听话，努力学习，准备将来为抗战服务。
信的末尾，任锐给女儿写了这样一首诗——
尔父临刑曾大呼：
“我今就义亦从容。”
寄语天涯小儿女，
莫将血恨付秋风！
读着这首诗，想着父亲在龙华悲壮牺牲的场景，无法抑制的泪水立刻涌满了孙维世的眼眶，她用牙紧紧地咬住嘴唇，不让泪水流出来……
任锐写给女儿的这首悲壮磅礴的《示儿诗》，气贯长虹，催人泪下，促人奋进，新中国成立后被收入《革命烈士诗抄》。
几天后，周恩来、邓颖超将孙维世叫到身边说：“你不是想到抗日前线去吗，我们决定将你先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去读书，等到你长大一点了再送你上前线。”
孙维世高兴地问道：“真的呀？”
邓颖超爱怜地说：“这孩子，我们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谎呀！”
说着，邓颖超走进窑洞里，取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小背包来，交到孙维世的手里：“闺女，这是我们为你准备的学习用品，你带上它到抗大去好好学习。背上这个小背包，你就是八路军小战士了，可不能再顽皮。”
看着这个窑洞，孙维世真有些舍不得，她问道：“休息的时候我还可以回来看你们吗？”
周恩来说道：“我们的女儿要回来，那当然是欢迎的呀，天下哪有不准女儿看父母的道理！”
一家三口开心地大笑起来。
孙维世来到抗大，学习非常紧张，但只要有时间她总是设法回来看望周恩来夫妇。有一天她回来，却被周恩来挡在了窑洞外面。
孙维世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呀？”
周恩来笑着说：“你等一等，先平静一下，等一会儿我会给你一个惊喜。”
孙维世不解地看着周恩来，问道：“妈妈呢？”
周恩来用手指了指窑洞说：“在里面哩，不过里面可不只一个妈妈了。”
孙维世更是睁大了眼睛：“不止一个妈妈？”
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说：“是的，不止一个妈妈，你进去看看吧。”
孙维世跟着周恩来走进窑洞，眼前的情景让她一下子惊住了——窑洞里平时她睡觉的地方，坐着两个人，她们都剪着齐耳的短发，背朝着大门正在说话。
周恩来对那两个人说：“你们看谁来了呀？”
两个人立刻转过身来。
天哪，孙维世这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两个人一个是邓颖超妈妈，另一个人是谁，难道真是她吗？
那个人已经站起来，直朝孙维世奔了过来。
孙维世一下扑到那人怀里，叫了一声：“妈妈！”
那个人就是孙维世的亲生母亲任锐。
原来，虽然孙维世来到了自己的身边，但周恩来心里仍一直惦记着战友孙炳文的遗孀和他的其他孩子，怕他们孤儿寡母在国统区里受到伤害，决定通过党的地下交通打听他们的消息，并将他们接到延安与女儿团聚。
一切都在秘密中进行。
为了以防万一，必须得慎之又慎地进行保密，周恩来当然不会事先告诉孙维世。就这样，任锐和儿子孙名世通过地下交通，被送到了延安，给了孙维世一个惊喜。
更令孙维世没有想到的是，初到延安的任锐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与自己成了同学。抗大毕业后她们又被送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亲母女两度成为同学，在延安一时传为佳话。
这段时间孙维世总是沉浸在幸福之中，她一下子有了两个家，两个妈妈。可是她又不免有些犯愁，与两个妈妈在一起，叫妈妈时，经常会两个都答应，不好分辨到底是在叫谁，她便想出一个办法，同延安的其他同志一样叫任锐为“妈妈同志”。
后来，任锐被安排在中央政府工作，负责监管政府大印，人们都叫她“妈妈同志”，就连毛泽东也这样称呼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