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鲁迅本人对西班牙文学也是比较熟悉的，他从日文转译19 世纪末著名作家巴罗哈的小说《山民牧唱》时指出，巴罗哈的本领“恐怕他还在伊本纳兹（通译伊巴涅斯）之上”，“虽在译文上，也还可以看出作者的非凡的手段来”。① 而对从日译本转译成中译本的译文颇有看法，他在从日译本转译巴罗哈的《少年别》时，不仅对日译本译文的“诚实”提出疑问，“就是文字，也不知道究竟和原作有怎么天差地远”。②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从日译本、英译本或俄译本转译西班牙文学作品的状况已得到根本的改变。根据不完全统计，从已出版的二百多种西班牙文学作品来看，除了个别的译本外，绝大部分是从西班牙语直接译出的，无须借助其他国家的文字来翻译西班牙文学作品。
在二百多种已译成中文的西班牙文学作品中，西班牙的古典名著《熙德之歌》《堂吉诃德》和《小癞子》均已有多种的中译本。除了《堂吉诃德》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已有中译本外，其他的古典名著都是1949 年之后翻译的，译者都是大学科班出身的，他们现在是西班牙语言文学教学、研究和翻译的专家、学者和教授。他们慧眼识珠，把西班牙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介绍给我国的读者。
《熙德之歌》是西班牙第一部史诗，《塞莱斯蒂娜》是中世纪黑暗中的一盏明灯，《堂吉诃德》是西班牙黄金世纪的杠鼎之作、世界的名著，《小癞子》是起源于西班牙的欧洲第一部流浪汉小说，这些经典的出版将使国人对西班牙文学有进一步的了解。尤其是《小癞子》，其影响之大至今仍有作家用这种形式创作小说，德国当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公开声称，他的小说创作深受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在任何社会里，只要存在着贫困就有流浪汉，流浪汉小说就不会绝迹，它将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小癞子》出版于1554 年，是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 多年之后，西班牙从海外掠夺的大量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西班牙王室，让那些皇亲国戚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也不为过。而西班牙人经过长达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驱逐了阿拉伯人在伊比利亚半岛的统治。但耗资费时的长期战争使西班牙人陷入贫困，在饥饿线上挣扎，在全国不到500 万的人口中，流浪汉就占了15 万人，“广场、大街上都是流浪汉”。一方面，上层社会的贵族花天酒地，一些文人趋炎附势，不是创作英雄、美人的故事便是编造魔师、巨人等光怪陆离的小说以取悦那些达官贵胄；另一方面，普通的西班牙人生活艰难，难以为继。《小癞子》的诞生是西班牙人的自我宣泄，也是对社会不满的愤慨，反映了西班牙社会的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的社会状况。
《小癞子》是下层社会贫困的产物。小说主人公———拉萨罗为了生存去偷去骗，这无疑是对传统道德的破坏。如果不用这种方式生活，他将无法生存下去。在道德约束和生理需要的两者中，他选择了后者，以牺牲道德来满足生理的需要。《小癞子》蔑视社会普遍的荣誉感，否定社会的道德观念，寻找人生的出路，体现了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思想。
这部发出西班牙人呐喊的经典，经杨绛先生之手首先介绍给我国读者，据杨在《〈小癞子〉译本序》中声称，她“翻译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经过修改和重译，先后出版过五六版”，杨的《小癞子》中译本曾有多家出版社出版，计有上海平明出版社的1951 年、1953 年版；作家出版社的1956 年版；上海译文出版社的1978 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年和1986 版，并于1997 年收入《西班牙流浪汉小说选》中。杨的中译本是否直接从西班牙语译出就不得而知了。此外，还有盛利的中译本《托尔美斯河的拉撒路》和刘家海在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小癞子》，后两种中译本是从西班牙语译出的，这是确实无误的。
《小癞子》《堂吉诃德》等西班牙文学经典的多种译本向人们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些经典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贴近现实，易为读者接受。自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今，西班牙文学译介的主要对象是现实主义作家，这可能与“文革”前政治、经济乃至文化艺术实行的“一边倒”政策有关，大量翻译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排斥各种与现实主义相反的文学流派，形成另一种形式的闭关主义。“文革”后的新时期中，这种闭关主义已不复存在，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世界的各种文学流派在中国都进行了实验。不过，西班牙文学的译介还是停留在现实主义的层面上，译介得最多的是19 世纪“98 年一代”作家乌纳穆诺、阿索林、巴罗哈、加尔多斯、克拉林、伊巴涅斯和诗人希梅内斯等人的作品。究其原因，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客观的条件所致。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与我国提倡的现实主义相吻合，适合当时的话语环境，为主流文化所接纳。在新时期，这些现实主义小说大多得到了西班牙文化部的赞助，有利于出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重庆出版社的《骗子外传》等数部西班牙文学作品、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西班牙黄金世纪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的《血的婚礼》、漓江出版社的《洛尔卡诗选》、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鸿篇巨作《加儿多斯文集》都是用西班牙提供的资金出版的。西班牙使用不多的资金，在短短的数年内出版了不少西班牙近代的名著，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扩大了在中国的影响。
其实，我国在20 世纪80 年代（具体的说在1980 年至1986 年）没有任何外来的资助下也出版了不少西班牙文学作品。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巴罗哈的《冒险家萨拉卡因》、巴莱拉的《佩比塔·希梅内斯》、加尔多斯的《萨拉戈萨》、伊巴涅斯的《血与沙》等一批西班牙著名小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洛佩·德·维加的《塞维利亚之星》，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费洛西奥的《哈拉马河》。全国各地方出版社也出版了西班牙的文学名著：福建人民出版社的《西班牙小景》（阿索林）、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马尔塔与马丽娅》（巴尔德斯）、四川人民出版社的《慈悲心肠》（加尔多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一无所获》（拉福雷特）、山东文艺出版社的《碧血黄沙》（伊巴涅斯）、北方文艺出版社的《西班牙葡萄牙语文学丛书》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的。
在全国各地方出版社竞相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中，有一部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现代小说，并经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青海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的《蜂房》。该书的作者便是后来于198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卡米洛·何塞·塞拉。由于当时我国的大多数西班牙语学者把精力用在对拉美文学的译介上，忽视了对西班牙文学深入的研究，塞拉的获奖在我国西班牙语界反应平平便是一个例证。
塞拉以他的第一部小说《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确立了他在西班牙文坛上的地位，并饮誉欧洲。他的小说一扫战后西班牙小说创作的沉闷局面，以鲜活、细腻的笔触反映了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严酷现实，并以暴力、人性扭曲、怪诞的社会现象而创立了恐怖现实主义（tnemendismo 直译为“可怕主义”，笔者认为意译为“恐怖现实主义”为好，既涵盖该词的本意又说明了该文学流派的性质）。由于塞拉忠实地反映现实，屡遭佛朗哥当局的迫害。他的《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出版后第二年即被查禁，他的第二部小说《蜂房》也被禁止出版。作品不得已于1951 年在阿根廷出版，这些给作者带来了不幸，他被驱逐出马德里新闻协会，他的名字禁止在任何一家报刊上出现。
塞拉这位伟大的西班牙作家，在“文革”前几乎闻所未闻，直到20 世纪80、90 年代才为人们所了解，他的小说《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蜂房》和他的短篇小说陆续在我国出版。《当代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有对塞拉小说的译介，《外国文学》曾在塞拉获得诺贝尔奖后以专辑的形式介绍他的小说，并于1993 年第6期上发表了张绪华先生介绍恐怖现实主义的文章《当代西班牙文学中的可怕主义》，追溯了恐怖现实主义在西班牙文学中的渊源，和内战后产生恐怖现实主义的社会历史原因，并指出这一文学流派不仅在小说而且在诗歌方面也同样流传，它的出现和存在对西班牙文坛起过积极的历史性作用。张绪华先生还具体细微地列举了《帕斯夸尔·杜拉尔特一家》中恐怖现实主义的事例，证实了在塞拉小说中，“一般都有怪异的典型、滑稽的奇形的人和低贱的下层人，并把这些人当作艺术创作的漫画式的风格……和一种怪诞色彩方向的倾向”。张绪华还在他的专著《20 世纪西班牙文学》中详尽地介绍了塞拉的生平和作品，对塞拉的《蜂房》做了阐述后强调指出，“《蜂房》的诞生意味着塞拉的作品进入了社会现实主义的新阶段”。董燕生在他的专著《西班牙文学》中对《蜂房》做了评论，“书中没有占主导地位的主人公，作者的笔触轮番在你我他的脸上扫过，抓住任何一个人任何一瞬间的窘态和丑态，就像一栋住宅楼猛然被劈开，露出它的纵切面，给里面的住户来个措手不及的曝光，把经济拮据、世情冷漠、道德沦丧的社会真相和盘托出，不过值得宽慰的是，卑微的心灵虽然久经扭曲，却仍然互相渴求着爱情的抚慰”。
李德恩也曾于1988 年在《外国文学》第3 期上发表的《社会现实主义及其他》一文中，谈及西班牙的社会现实主义时也旁及了塞拉的《蜂房》，在分析塞拉的创作态度时说“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流露出作家的爱憎情感，这正是作家自我意识的反映”。此外，李德恩还写了加儿多斯的《福尔图娜塔与哈辛塔》的书评《全景小说》和赫苏斯的《堕落》的书评《〈堕落〉读后》。李德恩对西班牙文学的兴趣源自在大学期间聆听我国西班牙语界前辈孟复先生教授的“西班牙文学”课，孟复的专著《西班牙文学史》也由后人于1982 年出版。孟复对我国西班牙语教学，乃至西班牙文学和拉美文学所作的贡献是无人可与比肩的。
意大利作家与中国文化
1 Oriental Silky Country in the Eyes of Ancient Ro m an Writ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