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need to follow my heart。”
这是2005年7月5日，李开复走进他老板的办公室说的第一句话。为了这句话，微软与Google两大巨头不惜对簿公堂，一场对李开复的争夺就此展开。这场越演越烈、被业界广泛关注的官司事后被认为是微软针对Google越来越猖獗的挖角行动所表示的姿态。作为Google从微软抢走的级别最高的雇员，李开复必然成为全方位法律纠纷的首要目标。在此后的法律进程中，李开复在宣誓作证的时候说，微软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Rick Rashid）曾经劝告他说：“你不应该走。如果你离开，你的境况将会令你很不愉快。”
尽管最后双方达成了和解，但是这场官司对李开复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他回顾起2006年Google中国所面临的诸多误解和困难时，他说：“应该说，经历了2005年的官司，我对外界的判断改变了，打官司的时候会看到更多误解的存在，当时我所碰到的困难远远超过其他的事情。”
尽管面临着种种困难，李开复最终还是选择了离开。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促使身居高位的李开复离开工作了七年之久的微软呢？或者如同李开复所说，又是什么原因使他勇于去追随自己内心的选择呢？
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有的人以无所谓的态度对待选择，他的生命也因此变得一文不值，过着随波逐流的生活；有的人谨慎而明智地对待选择，因而他道途通达，事业顺遂。选择绝非一件易事，它如同一场考验，在检验着每个人的见识、能力、志向和决断。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说明李开复是如何面对抉择的。
1998年，微软CEO斯蒂夫·鲍尔默访问中国，有一天下午原定与李开复一同拜访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但那天上午微软研究院还安排了一个面试，其中有一位很优秀的博士，把李开复、沈向洋一帮聪明人提的四个难题答对了三个半，于是李开复就告诉鲍尔默，“你自己去见总理吧，我要去见学生。”结果那天下午，他真的把见总理的时间全部给了这名博士。
易地而处，或许大多数人都会选择见总理，但是李开复的逻辑很简单：没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而总理并不需要他在场。
面对选择，人们一般总会有两种声音：一个是来自头脑的声音，一个是来自内心的声音。头脑会告诉你，你要理智，你要慎重；但内心会说，这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选择，那只是一个大家认为比较合适的选择。
追随内心的选择，是一种崇高的信仰，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是一种向上的动力。
在李开复成长的路上也有过许多重要的选择，例如四岁时向父母争取提前读小学、在大学时从法律系转到计算机系，但毫无疑问，他在职业发展中的三次遵从内心选择至关重要，也正是这三次选择成就了今天的李开复，成就了他在中国互联网行业和在中国学生中的地位。
1988年，在取得了“非特定人连续语音识别”系统的突破后，李开复顺利通过了博士答辩，从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在李开复的恩师瑞迪教授的力荐下，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学院一改传统做法，挽留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教书。有着良好商业意识的瑞迪教授将李开复的研究成果做成了一个软件，并以每年10万美元的价格许可给一些大型商业机构，当时IBM、Apple、Microsoft等10多家公司都在当年就购买了技术许可，李开复也成为各大公司瞄准的目标，但李开复还是听从导师的意见留了下来，从而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
这对李开复来说可以说是一个理智的选择。在读博士的时候，李开复一直把瑞迪老师当作自己的楷模，所以他觉得这个工作很好，留在学校，可以很自然地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走老师曾经走过的路。但是后来李开复发现，许多教授都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到了如何获得终身职位、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学生、怎么样去发表论文等上面。包括自己也将更多的时间花在怎么找经费、怎么写论文上面。虽然他的论文一篇一篇地发表，但都没有能够成为真正的“产品”。
在那段时间里，李开复自己也感到很困惑。自己这样的选择是否错误了呢？
如果你了解李开复在大学时从法律系转到计算机系的场景，你就会发现，此时李开复的处境与当时又是何其的类似。正是老教授在哲学课上对“make a difference”——也就是对“影响力”的阐述，才使得李开复萌生了转系的念头；而此刻，李开复感觉，虽然卡内基梅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系是世界顶尖的，但这个工作已经逐渐地偏离了他的期望，对社会的影响力也太小，不符合他的人生理想。如何追随内心的想法，将自己的影响力最大化也成了李开复思考的一个问题。
真正让李开复看清楚自己内心想法的是在1990年的一次旅行。当时联合国提供了一个很特殊的奖学金，李开复拿了这个奖学金来到中国。这次中国之行更是让李开复对中国有了更清晰的印象，给李开复留下了经久不褪的烙印，这种始终贯穿他一生的中国情结，也使得他在日后两次回到中国，为中国的青年作出了表率和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李开复在北京四五所高校还有中科院为学生们做了很多场演讲。事后李开复颇有感触地说：“我感触最大的是当时我29岁，可学生大都是25、26岁，几乎是同年龄的人，但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差别为什么这么大。他们和我一样的聪明，比我更努力，同样是炎黄子孙，只是我个人有幸在美国接受了最先进的教育。我觉得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我希望尽我的力量让所有的炎黄子孙都能够尽快发挥他们的潜力，这也可能是我感触最大的事情。”
这次中国之行深深改变了李开复。从中国回来后，他的心里一直有一种不一样的想法，那就是，现在在学校里做研究固然是好事，但对社会的价值并不那么直接。而他希望去做一些直接有益于社会的事，比如研发一种很多人都会使用的技术或产品，或是去帮助学生发掘他们的潜力。相对于按部就班地在学校里做研究，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知名教授”，这才是李开复内心真正渴望要做的事情。
就在李开复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希望能够更直接去参与社会的时候，苹果公司的一位副总裁和他取得了联系。他先是给李开复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
当你脑中出现一个思想，也会吸引其他同类的思想过来。那段录像不可避免地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感觉到，制作这段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这也正是他努力要成为的类型。后来李开复才知道，这段录像的制作者名叫阿兰·凯，他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
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被称为“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开复把这段录像反复演示了30次，他也日益相信，苹果公司所做的事可以更好地改变世界，而苹果公司也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
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那位副总裁告诉李开复，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他们请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的家里游说，还给他和他的太太送鲜花。这一切让李开复觉得很有人情味，他的心已经不知不觉地偏向了苹果。
在那个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人，而是4037人。尽管“Windows 2.0”已经诞生，但这并不是一项成功的产品，大家还是在用DOS，而苹果看上去比微软更能代表未来的趋势。因此，当苹果最后来找李开复，问他：“你是要改变世界呢，还是用你的余生写那些论文？”李开复毫不犹豫地就作出了选择：加盟苹果。
就这样，李开复放弃了在大学成为“知名教授”的机会，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当年放弃法学院的学分改学计算机一样，人生中这两次勇于放弃的经历，都使李开复更加清楚了自己的追求和兴趣所在，让他更有激情去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将自己的价值最大化。放弃那些自己缺乏激情的东西，得到的却是自己主动追寻的事业。
从象牙塔到一个完全商业化的公司，这对李开复来说就像打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全新世界的大门，或许当时他的心情就像许多学计算机的学生在他们编写自己的第一个程序时，怀着虔诚而激动的心情敲下的那一句——
Hello，Wor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