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食业也称酒馆业。清朝光绪末年，益阳城里的酒馆基本是单层建筑，称为“地楼馆”，主要经营筵席、炒菜和面点。当时比较著名的有隆盛园酒馆，地点在今大庆剧院，老板陈四喜；临兴酒馆，在临兴街新长征肉食店；东洋楼酒面馆，在福星街下首；别有天酒馆，在小石码头对面；另外，福星园酒面馆、胜利酒面馆都在广法寺附近。清朝末年，全市酒馆有10余家，生意均比较兴隆。
民国初年，益阳酒馆业发展较快，相继出现了楼台花圃，经营业务也得到扩充。增加了包办筵席、随时堂菜、便餐小饮和面食包点等项目，外加清茶供应，形成了酒馆茶楼格局。开在白马庙河街的涤华楼，老板姓符，是较早的楼台建筑。仙鹤楼酒家由奚保生任经理，开在石码头（当时的轮船码头）旁边，三层高的楼房，在小城益阳很是气派。福春楼酒家位于大码头正街，老板为饶镜仙，楼高三层，装饰雅致。
1923年，二堡后街开设了养性花圃，标志着益阳饮食行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不仅指酒馆就餐环境上了档次，而是湘菜在此得以形成系列并向全市推广，如高级全鱼宴系列和特色火锅系列等，确立了其在益阳饮食行业的龙头地位。
1927年以后，一度沉寂的“地楼馆”再度复兴：有汤五爷的聚丰园面馆，开在著名的将军庙下首；朱发光的九馨阁酒馆，开设在新码头下首；高玉和的迎宾面馆，开在向家码头旁边；邱鸿兴酒面馆，开在万寿宫上首。此类“地楼馆”除经营一般筵席外，还兼营诸如爆炒肠丝、相盆、水鱼等地方风味菜品。由于讲究质量，口味地道，因而生意兴隆，乃至经久不衰。此后，还有不少酒馆相继开业。如小南门外的陈树春面粉馆、三堡晋江楼酒馆、南门口曹裕记、东门口李生泰酒面馆。其时整个行业发展到20多家，从业者80余人。另外，盛春和粉店、赵新华粉店和岭上梅粉店均以专营米粉著称。
酒馆业行会尊奉詹皇祖师。益阳城内原有一詹皇宫，位于现大庆剧院下首，相传建于清朝乾隆年间。行会每年在此聚会一次，大摆筵席，改选管事，处理会务，修订行规。根据行规，凡经营筵席、炒菜和面点者，必须入会，缴纳一定的牌费。职员和帮工概不例外，须缴纳一次入会金。学徒拜师，要写投师字约，学徒期三年内无工资，出师时要办出师酒，邀请行业管事及相关行家鉴定。
益阳酒馆业有沙帮和本帮之分。沙帮是长沙人开的酒馆，本帮为益阳本地人所经营。虽按地域划分，实则是两种不同的风味和流派，二者烹调技术各有所长。沙帮讲究精致，花色多样，熘炒菜走大油，喜大刀面（指切面），油码清煨不勾芡。本帮讲究麻辣香焦，丰盛实惠，熘炒菜常用小油，多小刀面，油码勾芡。沙帮和本帮通过长期共事，互相交流切磋，逐渐打破了帮口界限，在益阳帮会中算是最融洽和谐的。后来，益阳筵席和面点多以湘菜和湘点为技术路线而不断发展进步。
1930年长常公路通车，流动人口显著增加，酒馆业较前有所发展。著名的救济花圃应运而生。这家开在学门口救济院内的酒馆建有亭台楼阁，培植竹林花木，经营筵席堂菜，名茶细点，气派不凡，盛极一时。此外，大码头正街的华园酒家、华新面社、大陆春面社等新型酒家面社相继问世。如面食多采用大刀面，油码清煨不勾芡，提供如鸡丝、火腿、鳐珠、三鲜、肉丝、羊肉、牛肉、虾仁、鳝鱼等各种时令菜品，品种多样，选择自如，风味独特，呈现一种“吃在益阳”的都市气象。
1930年，筵席面点业同业工会成立，推选张鸿春为理事长，全行业近30户，从业人员100多人。行业规定，职工除油白案技术工给付工资外，其余职工全靠顾客给“堂彩”和“小费”维持。
1935年，由江苏、福建和安徽三帮商人合建成三益街，随即新增酒家三户。小蓬莱、醉月楼和泌香居，均布置别致，备有酒厅和客房。小饮小吃店有汉阳春、喜相逢，皆经营炒菜腊味。另有龟肉馆、茶馆、粉面馆、小点油食店及专营卤腊味、茶盐鸡蛋、削荸荠、油炸臭干子、鲜肉馄饨等摊点，品种繁多，通宵营业。三益街一时成为益阳市最热闹的饮食一条街。此外，盛佑林粉馆和盛光保米粉店为两兄弟开设，专营清浆米粉，是益阳有名的特色食品，在市井中反响很好。
1944年，日寇进犯，益阳沦陷。酒馆业除个别外迁，其余均关门歇业。像养性花圃、四如春面社均搬往桃江，乐群酒家远迁安化，仅少数职工随往。1945年8月，日本投降，益阳光复，各同业公会纷纷回城复业。筵席面点业的养性花圃、秾积花圃、醉月酒家、乐群酒家、三民酒家、民众食堂、鸿运面社、四如春酒楼、赛楚南酒馆、盛光保面粉店、鸿春楼酒家、晋江楼、邱鸿兴、曹裕记、陈树春、李生泰、柳华兴、长兴福、紫鸿春、李南康、美味园等20余户相继开业。筵席酒馆业同业工会恢复活动，詹皇宫亦装饰一新，并增加数处住宅。
随着内战爆发，物价疯涨，经济萧条，百业凋零，益阳工商业纷纷歇业倒闭。益阳酒馆业亦不可幸免，大部分店面停业，近五成职工失业。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整顿，酒馆业才稍有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