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清一直到民国，益阳被人称作“健讼之县”，意思是百姓爱打官司，各种是非曲直和矛盾纠纷由有司衙门断案繁多。过去，人们通常把对某一案件不断告诉或纠缠不清而上诉称为“健讼”，它既指人，也指民风。在仰仗人治的封建时代，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清初，因移民涌入，益阳“生齿剧增”。按照清廷三级制划分，以户口赋税多少、面积大小为标准，益阳被划入一等县，其中，词讼繁简是重要指标，知县政绩考核和俸禄据此推定。民国循袭旧例，益阳继续定为甲等县。据1935年《湖南年鉴》统计，益阳县府全年收结刑事、民事案件多达1218件（不含乡、保、族氏结案数），与同类县份相比，案件数量超出2～3倍。其时，益阳人丁为843000多人（1936年），诉讼量超过1%。尽管益阳被视为资水流域的工商业中心，市场活跃，经济繁荣，拥有“小南京”、“银城”等美誉，但掩盖不了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健讼之风依旧。
其实，益阳讼风盛行由来已久。《益阳县志·风俗篇》记载：“……俗以好讼名，凡令益者，诰诫止讼之示，几为下车后照例文章。凡田土口角，动则请客论曲直短长，谓之吃‘是非饭’。此造既动客，例派保甲向彼造通知回席，谓之‘打约’。两造均已备筵而事不能散则赴县告状，以各地方人之名具公廪。一经审讯，两造各集词证，皆有轿费、出官费。其火食酬谢，更所费不赀。谚曰：‘灶里不断火，路上不断人，’往来倾家荡产而不悔。乃讼棍及地方鬼为害也。相传县对岸宝塔山昔为光棍山，县令某建宝塔压之，然后光棍之风稍息。”上述记载表明，因为健讼，几乎每一任益阳县令都感非常棘手。小小县令抵不过强大的地方势力，常常需要忍气吞声，否则乌纱不保。据益阳洪桥周氏族谱记载，清初，邑人周达嵩在江西九江一带做“卖状纸”生意，充当讼棍，“三年告脱九个官”。益阳虽无此况，但亦令七品县令谨小慎微。不过，像咸丰知县林廷式为扯平一件买卖田土官司，不惜自己高价买入，再低价卖出以息讼，此类情形依然存在。不少县令寄希望于大办教育，修缮文庙，来提振和改变地域文化。清道光三十年（1850），湖广总督李瀚章（李鸿章之兄）任益阳知县时，特意拜访益邑高士善卷之庙，写下《洪崖寺记》。文中夸赞善卷故里“……而山村僻壤之区，犹能以善名焉，意必乡之中多善人”。希望“相安于无事之天，共化其平之气”，以期“俗美而风醇”。至于同治年间光棍山宝塔（遗址在今益阳市汽车南站后山）的修建，更叫人拍案称奇；此举表明，宝塔虽是一座激浊扬清的镇邪塔，却也是一座“以讼为耻”的警示塔。
益阳讼风为患主要表现在讼棍横行，根源在地方势力特别是宗族势力强盛，讼师不过是其代言人。讼棍也称讼师，以替人写状纸打官司为生。旧时，百姓普遍认为讼师们摇唇鼓舌，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炮制冤假错案，干的是伤天害理的勾当，不仅是非缠身，连累家室，还有断子绝孙的报应，所以成家困难，子孙不昌，故有光棍之谓。
清代至民国，益阳各地讼棍遍布城乡。他们精通律例，熟悉官场旧习，善于察言观色，巧舌如簧，口若悬河。或无事生非，滋事寻衅，恃才逞强；或小题大做，图财谋势，怂恿当事者交讼。他们往往混淆事实，串通官衙和城乡，有的还原被告两头通吃。清代，在益阳城内的县衙附近，一种名曰“歇家”的客栈专为诉讼者告状所设，多达近20家。按惯例，凡报官者必先寄宿歇家，取得铺保，以便官府传唤。歇家除索取寄宿费，另收铺保费若干。个别歇家还为诉讼者写禀帖（俗称状纸），再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益阳著名的歇家清代有张岳保、桂华、五仁、三阳等，民国有信性大旅社、得安大旅社等。张岳保曾聘有专业律师入店坐堂，代写诉状，帮忙打官司。歇家老板周桂华于1926年在县衙外修建一栋二层楼房，拥有客房十余间，在益阳城挂起第一块旅社招牌——桂华旅社。诉讼者众，从旅栈业的兴盛可以推知。
讼师泛滥成灾，结果必定是视律法如儿戏，炮制冤假错案。震惊全国的丁朝佐陷害无辜案就是典型。这是一起错综复杂的由讼棍泄私愤制造的冤案，原案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案情大致是：清乾隆三十年（1765），新化生员阳悦安与安化刘海清因水田典契发生纠纷，阳带人到刘家田里抢稻谷，双方发生斗殴。在群殴中，刘海清的弟弟刘光辉不慎飞石砸到父亲刘廷畅头部，致其重伤而亡。讼棍丁朝佐因新近输了一场官司，将与己争讼的王家之子王金鹏、王玉鹏兄弟列入诉状，诬蔑王玉鹏致人死亡。官司刑讯逼供，又屡屡翻供，几次在益阳与长沙府间来回发审，历时一年多。后终由曾任益阳知县的张焕发现破绽，寻访证人，理出事情原委，查出真凶刘光辉，并开棺验尸重新勘验伤情，才使真相大白于天下。结果，“救父”而“伤父”的刘光辉以“逆伦”论罪而凌迟处死，枭首示众；丁朝佐陷人于死罪未决，杖一百，流放三千里，就地加徒役三年后再发往伊犁终生为奴；阳悦安革去生员，发往宁古塔服徒役。
而多数讼棍的做法是暗中接受诉讼当事双方的委托和钱财，然后权衡利弊，操纵案情，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结局。有的拖宕案件审决时间，索取更多财物，尽量将官司搓成平手或小有输赢。民国时期编写的《资阳刀笔汇例》记载：清末，县内瑶华一王姓木匠在干活时与人争执相殴，用斧头将对方砍伤。伤者请讼师具状，木工闻讯后亦请此人代为应诉，并予以重金。讼师深知，此类小案，官府很少出面查实，故将“用斧伤人”改为“甩斧伤人”。一笔之差，结果案情性质大变：犯意变成过失，刑事变成民事。讼棍之害，可见一斑！
在益阳，讼师还有一大本事就是诡辩和狡诈。据《资阳刀笔汇例》记载，同治年间，一安化木簰过益阳，时值洪水季节，木簰撞到河岸边吊脚楼，致使数间茶楼受损。双方交讼，知县判令簰主悉数赔偿。因受讼师指点，簰主辩称，今后过益阳，将驾簰从陆地通过。知县斥其荒谬。讼师趁机说出一番“舟簰行水道，房宇建陆地乃天经地义”的道理，貌似有理的说辞，致使知县改判为部分赔偿。
而为钱财驱使，讼师参与作弊犯奸之事也屡屡发生。相传清代，县城东门外有一年轻寡妇，因家财富有而不愿出闱，与代为管家的中表私通。族人觊觎其家财，谋其产业，于某晚将二人双双捉获，押送县衙。夜晚三更，衙役暂将人犯关押。中表之妻闻讯，急忙找讼师解救。讼师素与衙役熟识，夤夜将其找来并贿以重金，衙役即将中表妻与寡妇互换。次日，知县升堂，提中表诘问：“所犯何奸？”中表振振有词，答曰：“为避嫌疑，携妻同居；夫妻同室，所犯何罪？”知县令妇出堂，果然为其妻子。族人瞠目结舌，反遭一顿斥责，悻悻而归。由于讼师诡劣，加之旧时官府昏暗腐败，使得官司裁断偏颇，有失公允。而获胜一方为讼师的名声增添了砝码，借助讼师之力，产生一种“无理变有理，少理变多理”的社会心理。此种心理的蔓延，不仅导致诉讼成风，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判理的难度。
益阳健讼之县的流传，与封建宗法制度提供的保护伞脱不了干系。自宋元至明清以来，大量江西籍客民移居益阳，从事开垦。移民到来，有先来后到的主客之分，故而“聚族而居”。之后人丁繁衍，一村一姓，绝不掺杂外姓。自明代始，各族筑有祠宇，置有公产田地，修有族谱，设有族长，崇尚“族谊”，俨然成一独立王国。此类族氏，《益阳县志》记载多达100余个。大凡田地产业、山林水利、婚丧嫁娶与外姓争执纠纷，族内务必同仇敌忾，小则涉诉，大则械斗，若不参与，即被视作“轻漠祖业，斥为不孝”。一旦械斗，一般由族长组织，全力以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益阳县志·风俗》载：“集族众于祠，以全族之力与之较。”至于涉诉，各宗族均以头面人物具状，谓之“具首”。清末，周姓族人与外姓争一葬有远祖的山地，竟邀宁、益两县在外任知府、知县及在籍的举人、生员、绅士等30余人出首，联名向省府衙门呈控。民国末年，益阳枫田夏氏与县府争益阳十景“裴公云树”的山地归属，不惜借其族人、时任国民政府第四方面军中将副司令夏楚中的威望和影响，多次请省府主事者调停，举全族之力，具状应诉，据理力争，终于改变民国县府欲将裴公山建成民众公园的想法，“维持原状”。其兴师动众，可谓登峰造极。当然，宗族势力介入亦维护了族人利益。清光绪初年，益阳人周鉴佑驾木簰流放汉口，因时值洪峰，木簰不慎将汉口盐税局一艘在长江上航行的盐船撞坏，随即木货被没收，人犯被当局法办。家人向时任汉阳府学谕的桃江族人周近山求助，请其出面与官绅联络，向衙门申辩，以“簰来如山倒，船来如鸟飞”应对，结果周鉴佑被无罪释放，货物及其他损失均由盐税局赔偿，计银元宝72个（合银360余两）。上述诸案，均以胜诉告终，族人奔走相告，视为庆事。其诉状和判词均载入族谱，彰显宗族权势和强盛，流芳后世。而为在争讼中获胜，各族亦是不计工本，不吝钱财。益阳徐姓族谱记载：徐氏族人为一块山地纠纷，不惜“争讼十四年，耗公田十石”。正是由于得到人、财、物的全面支持，根深蒂固的宗法制度操纵了各种大小刑、民事纠纷的争讼，止诉息诉，几为一句空话。
除了宗法势力为百姓诉讼撑腰，究竟还有何种原因造成益阳诉讼成风呢？首先是地理环境。地理因素与讼事多寡有关联。在益阳传统的上、中、下三乡之中，上、中乡多丘陵山地，物产丰富，土田肥沃，如有纠葛，寸尺必争。每年夏秋两季，水利灌溉纠纷突出。山林争斗，为数也不少。下乡皆湖垸平川，开发较晚，五方杂居。清代至民国，因围湖筑垸，洲滩显露，业权不明，易生讼斗。一旦洪水来袭，百姓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灾后发生业权争执者尤多。因河湖改道，堤垸异位而引发纠纷亦屡见不鲜。其次是人口杂居。明清时期，湘中陆路交通阻塞，全赖资水出行。益阳是通往武汉的最主要商业航道，上下来往商贾，多于益阳逗留。地当要道，四方杂汇，虽商业繁荣，但嫖妓、赌博、贩运和吸食鸦片以及帮会道门等丑恶腐朽势力随之而至。人心不古、世风不振是诉讼增多的一个重要原因。最后是封建人治制度。法制黑暗，贿赂公行，官风不肃，特别是律出知县，随意释法，为健讼提供了契机。历任益阳知县贤愚不一，因方法、态度不同，其释法、执法和断案水平差异巨大。有的姑息养奸，任由讼棍架讼、霸讼；有的生性柔弱，苟且为官，充当和事老。面对益阳的“健讼”，康熙朝赵申乔在湖南巡抚任上，曾撰联“纵然院署如冰冷，唯望民安诉讼空”表达自己的愿望。光绪十三年（1887），益阳知县左斗才于益阳县衙的门楹上题联：“公生明，廉生威，果哉未之难矣；礼制心，义制事，必也使无讼乎？”语虽堂皇，实则无奈，近乎自我宽解。光绪二十一年（1895），赵润生任知县，移世风，重教化，开导知识分子恪守“涉讼为耻”信条，对诉讼事主开展息诉教育，以理服人，使讼事稍减。也有设酷刑，以期达到减少诉事的目的。《益阳县志》记载：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允芬在任，“负讼者以棒敲其胫，肿大如股，讼事为之大减”。饮鸩止渴之举，为时人所诟病。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宗法制度的消亡，社会秩序的整顿，法制的逐步完善，以及移风易俗的推广，特别是对社会黑恶势力打击力度的增强，曾经盛行200余年的健讼之风逐渐熄灭，益阳人“小意”的文化禀性再度闪现，“健讼”在建设法制社会中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人治时代的历史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