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奥秘虽然不可能仅仅通过研究行为就能完全解释，但这些理论对我们认清事实，还是很有帮助的。能够肯定的是，各种动物的生命都遵循这唯一的规律发展，而这个规律最早出现于胚胎时期。
因此，我们也可以借助它来追踪儿童心理的发展变化，寻找社会现象中的规律。
不论是人还是兔子，亦或是蜥蜴，不同的生物在胚胎早期都非常相似，这一发现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脊椎动物的成形过程都比较类似，但胚胎发育成熟以后，之间的差异就天差地别了。
不过，婴儿在出生时都有相似的心理胚胎，这一点是能够被肯定的。所以，无论那孩子将来会走上什么样的道路，成为科学家或苦力、圣人或罪犯，在他们心理胚胎的成长期，也就是心灵的形成阶段，都应当给予同等的对待与教育，都要经历相同的成长过程。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在生命的最初几年受到的教育大体相似的缘故，因为顺应了他们自然的本性。
人的内在个性应当自然发展，而不是受别人的左右。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帮助一个人扫清其成长过程中影响自我实现的障碍，帮助他构筑自我。
在确定心理胚胎的确存在之后，我们发现，环绕着心理胚胎，器官也形成了，那就是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它们相互联结并整合在一起。但对于心理胚胎如何成为生命体，以及它怎样成为独立自由的个体，这些问题，以目前的科学水平还无法解释。
1930年，美国费城的学者发现：大脑中的视觉神经元，形成的比眼球还早，是早于视觉神经而先行出现的。这一理论与现行理论截然不同，可以为动物心理先于其生理的形成提供依据。动物的本能先于其器官的形成。既然这样，那就意味着动物的生理部分是自行完成构筑，以合乎自己的心理需求和本能的。动物的肢体往往最适合表现其本能。而过去那种旧的观念，则认为动物采取某种习性是为了适应环境。
费城学者的理论也承认以上因素，但它更偏重动物本能的行为或习性，认为动物有能力很好地适应环境。
从牛的身上，我们能够发现一些东西。作为一种强壮的动物，早在地球上刚有植物覆盖时，牛就出现了。追溯其进化过程，也许有人会问，草既然那么难消化，牛为什么会去吃，并因此长出4个胃呢？只是为了生存吗？那它大可进食别的东西，毕竟其他食物的数量也相当丰富。但几百万年之后的现在，我们看见牛还是在吃草。
通过仔细观察，我们发现：牛吃草时，只会从靠近草的根部将其咬断，并不会将其连根拔起，似乎知道青草经过剪断，就不会很快地开花结籽，而地下的根茎也会长得更好。后来，人们又发现，在植被的保持上，青草能够防止水土流失、肥沃土地。这就说明，在自然秩序的维持中，青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啮咬之外，牛的粪便和对地面的滚压，也对青草的维护保养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样看来，牛简直堪比农用机械，甚至要更好！牛除了协助草的生长，保持草场水土，还能为人类提供牛奶。
所以如乌鸦与秃鹫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一样，大自然设计牛这种生物，也有其目的。
无数动物选择食物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不管是哪种动物，其觅食除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还有着自己的使命，即合力维护整个自然界的和谐统一。比如，蚯蚓每天要吃掉相当于它体积200倍的泥土，可见它并不是为了吃而吃。达尔文也曾说过，蚯蚓的存在，就是为了肥沃地球的土壤。蜜蜂传播花粉的行为，我们也很熟悉。从其意义上看，除了自己的生存，它还为其他生命的存续奉献自己的生命。
类似的高境界者，在大海中也比比皆是。比如，有些单细胞生物能够过滤水里的某些毒性物质，为此，它们需要吞饮大量的水，相当于人一分钟要喝大约一加仑的水。
更高级的生命及地表上的土壤、空气和水的净化，都依赖于这些动物，虽然它们本身并不知晓自己的生存关系着地球的生态。
我们似乎能觉察到，冥冥中仿佛存在着一个特定的计划，而动物们都在听从这一“隐藏的命令”，并努力完成这个计划，以期协调统一所有的物质，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由此可见，我们之所以存在于这个世界，是为了向前进化它，而不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享受。虽然我们与动物相比，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主要差异也不过是，人类的运动方式不那么特殊，或者说人类没有固定的栖息地。
在所有的动物当中，只有人能够来去自如，能够适应各种气候，不管是热带还是寒带，沙漠或是雨林。对人类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事不能做：他们能用双手劳动、会讲多种语言、能走能跑能跳、可以像鱼一样游泳，还能做极具美感的运动，比如跳舞。但孩子在刚出生时，并不具备这些能力，需要在童年时期逐步学习。
刚出生的婴儿，不具有任何行为能力，之后他开始依靠自己的努力，学会像其他动物一样爬行，学会走路。孩子除了要获得人类共同的能力，还要调节自己的体温以适应气候和越来越复杂的生活环境。这种适应性的工作，并不适合成人来做，只有孩子才能很好地完成。
对于某个环境，成人就算再喜欢，也只能将之存放于记忆；孩子却可以吸收它于无形，并以之构成自己的内在心理。孩子能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融入大脑，成为自己的养分，语言这个例子就很明显。
成人对于宗教，往往带有其感情与偏见，宗教已经融入了他们的血脉，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因此，尽管从理性的角度他们应该加以拒绝，但事实上却很难摆脱。
假如我们想移风易俗，或者强化某一民族的特定性格，以孩子为突破口是最好的选择，因为成人的思维已经形成定势。孩子具有无限的可塑性，我们要振兴一个民族或国家，要唤醒宗教或提高文化水平，就不得不仰赖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