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我从北陵大街经过一座桥回家。在桥上，偶然发现一个生动的场面：拓宽的河堤上，新鲜的黄土堆出阔大的斜坡，一个橙色的圆点从上面缓缓下移。那时是暮冬，在铅云与枯树的背景下，黄土以及上面的橘红非常抢眼。仔细看，才知这是一个穿橙色衣裤的孩子在堤坝滑行。
我很感动，好像体味到一种深远的寓意。想了想，又好像见过这场面。一路上，回忆在哪里见过此景：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没有。于是我很奇怪，记忆似乎又与什么东西窜笼了。
那天随手闲翻一本油画集，有幅画差点让我跳起来。
《惟一的橘子惟一的灯》，作者是奥地利的依贡·席勒。这是一幅铅笔水彩。
画面简洁。床、墙壁与门都未敷色，淡黄调子。在赭石色的衬布上放一只橘子。席勒将这只橘子诗意地称为“灯”。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曾感叹作者的内心多么岑寂，珍惜着来自外界哪管是一点点的温暖。这种感受进入记忆之后，竟然一直活跃着。它一旦与生活实景的相似场面一遇时，就跳出来，如北陵大街桥头的一幕。我在桥头看到缓缓下移的橙衣小孩，心里也生出无端的伤感，仿佛替这孩子的寂寞忧伤。可见艺术品潜人人心的时候，场面中夹带着情感，不同于实景。
席勒短命，不到30岁便迈入天国。他是表现主义鼻祖克里姆特的学生。席勒具有卓越的线描才能。他笔下的人或物一反克里姆特的唯美，线条在惊人的准确中艰涩、打结、抖颤。表现人物的手与脸时尤如此，活画出人心深处的焦虑。也许是维也纳心理学派的影响，席勒比其他画家更逼真地反映出人类具有神经症特征的内心惊惧。席勒又是一个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画家。正如克里姆特深浸于日本的浮世绘，席勒笔下偶尔会有中国画的意味，他的《带金钟花的李树》与《向日葵》（布上油画，1909），画面上可以看出朱耷的意味与张力。当然，在澹泊宁静的中国画的领地里，席勒只是身影一闪的旅人。他的内心太不平静了，与东土的笔墨意味并不相容。席勒以粗放的绘画语言真率表达的敏感与困惑，让观众久久不能平静。在《惟一的橘子惟一的灯》里面，你可以感到那只橘子在呼吸。它渴望过，憧憬过，哭泣过，像他纯真美丽的妻子伊迪丝。
翻画时，我对未来寄寓过一个幻想，希望有一天会遇到黄土大堤上的橙衣小孩，把这幅《惟一的橘子惟一的灯》送给他，说当年的感想。那时我已衰老，而他健壮年轻。这人拿着画惊讶地说：“是吗？当年会有这样的事情……”
生活所以值得留恋的理由之一，是我们能够挽留并重温一个已经逝去的旧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