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爱用“艰难困苦”形容做一件事的困难。时间长了，只要是困难重重的事情，都有可能变成被赞美或者是被珍惜的功绩。
同样也是时间长了，人们开始想，这件事是不是应该不“艰难困苦”。人们甚至敢想：人活着是不是也可以比较容易地完成一些事情？又想：人这一辈子是不是可以多办成点事情？还想：人轻松地完成一些事情，是否可能就是自身的权利？
话到这里，已经牵涉民法和政府职能的问题。人们已经看到，由于近年来市场经济的推行——是的，是市场经济，而不是别的什么——使政府的职能越来越转向为民众服务。在许多领域，一些政府职能部门开始承认他们就是为别人服务的，无论自然人或是法人。这种服务可以被理解为这是公务员领取薪俸的依据，换言，他们是靠这个吃饭的。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的服务已经在众多领域被公开宣称这是我们应该享受的权利，而不是被恩赐、靠运气、受施舍。
顺便举例。过去安装（迁移）电话，申请之后要等待数月，还要接受电信工人粗暴的“主人翁”式的态度。而我们感激人家亲自上门给咱们装（迁）电话，脾气大点应该，没拿你当外人。现在，申请递上之后，一小时之内就有人上门，鞠躬，换鞋，弄好了再鞠躬，请用户签字。紧接着就有电信局的访问电话打过来，问弄好没有？工人说没说你好、再见、谢谢？态度怎么样？总之，电信部门在感激你装（迁）了电话，给他们一个工作机会。而上门工人的谦恭卑顺，使我惊呆了，差不多要弃家出走，因为他们太努力、太客气、太出人意料，因而太有喜剧色彩了。我所惊讶的并不是这一件事，也没有企图把这篇文章变成对电信部门的感谢信。稍微留意一下就会发现，生活已经出现了很多变化，铁路、民航等公用设施开始推行尊重人的权利的服务，而民营企业早就在这样做。虽然还有一些部门飞扬跋扈，但总的趋势是朝这个方向转变。无论是不转变不行，还是不得不转变，给人的感受是，社会降低了老百姓做事的成本，老百姓不必再“艰难困苦”地办成原本是很小的一件事。
我把这种转变归功于市场经济，是因为舍此无处可归。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够让公共性的设施推行人性化服务的理念。我们对市场经济仍然所知甚少，尤其对它的能力，特别是深刻改组社会结构和人的观念的能力所知更少。我从小在各种豪迈的口号与美妙的承诺中长大，长大后仍然两手空空。除体制的因素外，观念的因素仍然阻滞着社会的进步（我指的进步主要是人的被尊重）。在中国，人一做官或管事，第一件事就是分清你我。你我包括上下、尊卑、内外，包括求与应。与此相关的是行与否、通与堵。从来就没有人想，我要为你们服务并借此谋生。官员可以独立于别人的诉求之外生存，而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在别人的生存中获取生存，在别人较好的生存中获取较好的生存。商家生存的理念是服务，波音公司已把企业形态从制造业改为服务型企业——为别人提供空中运输服务设备的企业。企业爱讲一句话：核心价值观。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但所有的核心价值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为用户提供最好的、最有特色的服务，以此获取最大的利润。
人们常盯着企业的利润不放，忽略了他们的竭尽心智的服务。反观政府官员，既无利润，也无服务，仿佛没做错什么。然而，政府官员的生活费用中已经包含了社会公共财富提供给他们的薪俸，即纳税人在集体养活着他们。官员为社会服务是本分，不服务则是蛀虫。但政府的事情说起来比这复杂得多。各种规章制度使他们可以藏身迷宫之中，让你说不出什么。而且，为社会服务并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等等。我在这里说的是，在观念上，企业比政府更具备服务的需求，而市场经济会像八爪鱼一样，以其无孔不入的形态早晚会把服务的理念推向社会尽可能深的层次之中。
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我到管区派出所办一件事，此事属于法规规定可办之列，而我各种文件一应俱全。按规定，办事的警员要在半个月之内、办事人到达两次之内办完，否则视为拖延，警员离岗培训。我在半年内跑了十几次，接待的老大姐和颜悦色，然而不办。我熟知此事程序，有空就去。想看看她到底能拖到什么时候。先说明，她的“和颜悦色”是上级的要求，并非我偏得；而办一件具体的事到底应该需要多长时间，上级无法规定，因而我怀着社会调查工作者的心态不断奔波。后来，我不能再拖了，也不想投诉她。建议她把批件交给我，直接去分局审批。她说很好。我在分局半个小时就办完了此事——不光我，任何人都如此。
这么简单的事，老大姐为什么不办呢？她的心态大约是，你一来就想起此事，好言搪塞；把人劝走之后，此事又搁置无期，最令人赞赏的是其和颜悦色。这不光是敷衍或不敬业的问题，而有一种顽固的观念盘踞心中：我凭什么为你办事？许多在政府供职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敬业”这一说。对“业”，按说他们比任何人都敬，喜欢与崇拜这一职业，但一换上制服就结束了。他们敬的是自己的职业，主要是“职”，不干别人的“业”，更没有将其理解为敬用户、敬老百姓。
在这里，我再提一下“成本”这一概念。这么多年以来，由于政府某些不与时俱进的规定的阻隔和某些办事人员的拖延，把老百姓的成本提得太高。老百姓为什么一提到办事就想到送钱？不是他们手里钱太多，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官员都太爱钱。百姓们想用资金成本降低时间成本，企图采用民间奖励的方式提高官员的效率，用心良苦。
做一个好人，其所为不外是降低别人的人生成本。每个人活着都抱有一个宏大的人生计划，然后像蚂蚁登山一样一步一步接近它。虽然这些计划在别人或后人看来不甚宏大，或许渺小。假如把一个去世者的履历作一下连线统计，他们的人生目标可能是这样的。
甲：种7亩地，盖3间房子，养羊20只。
乙：考体育学院，在中学当教员直至退休。
丙：当兵，副团转业，到地方任职，退休前升为正处级。
丁：当工人，下岗之后送报纸供孩子大学毕业。
这些目标在局外人看来如鸟儿衔枝做巢，说不上气象万千，但谁置身其中都要付出全部心血。人是不能笑话别人的，若笑话你可能比他还窘迫。就人的付出和他们的所得而言，一生的目标也许付出半生就够了，但成本，即困难妨碍了他们的进程。我们这个社会太多强调“困难”的绝对性以及永恒性，太多赞美人在困难面前的不屈不挠，而很少反思社会包括我们每个人为降低别人的成本做了哪些事情。与其赞美那些在克服困难中创造了奇迹的人（如上访1285次），不如帮别人做成一件小事。“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话的本意是推行“仁”，其中也包含了降低别人人生成本的意思。甘地说“勿以暴力抗恶”，说的也是尽最大努力降低冲突的成本。所谓的好人都是降低别人人生成本的人。雷锋所做的事情，你可以视之琐屑，但不能讥之人格琐屑。他尽了他的能力，帮助别人快捷与满足。孔繁森、南丁格尔都是如此。
人如果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认为决不幼稚，那就是，尽每人每日所能，帮别人一个忙，让他早日实现人生的宏大理想，整个社会会由此加快发展速度，活100年能顶200年。而我们竟无损失，不过做了一些应该做的，愿意做的，小小的帮助别人的事情而已，且不去管彼此认识或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