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包尔吉是我的蒙古姓氏，在《元朝秘史》的汉译本中被写作孛儿只斤。这个姓我平常不用，因为在汉人居多数的城市，使用这么复杂的姓要用大量的时间去解释，太累。
发表作品时，我偶尔标上姓，使之成为“鲍尔吉·原野”，诗人赵健雄说这叫“蒙汉合璧”。在作品上注姓，表示不去掠其“原野”之美。其他深意是没有的。
但这也遇到过麻烦。
我的一首名叫《乡音》的诗被国内一家用英文印行的刊物选译，给了一点稿费。事先我不知这是稿费，这是一份某银行的通知，告我凭此去一家较远的分理处取钱。
我知道某银行是一家与外币有涉的金融机构，如美元什么的。我并未兴奋，没干过和美元有关的事，怎能和它相亲呢？
到了地方，拿凭证一看是稿费六元。支这稿费约需十来道手续。如要买一个铜牌再去换等等，每道手续都依次排队。在这些排队的人中，大多是企业和个体户提备用金的，六元钱肯定是最少的数目。
当那位小姐把铜牌清脆地掷来时，我见她掩口一笑。我猜想，咸亨酒店里的人笑孔乙己，大约就是这样的笑法。
临了，到了取款的时候。
“那个人是谁？”我急忙回头瞅，不知付款小姐在说什么。
她提高了声音：“鲍尔吉是谁？”
“鲍尔吉是我呀。”我和蔼地回答。小姐和我隔着钢管焊的为了防止抢钱的栅栏，而且大理石的台面也有一米宽。
“那原野又是谁？”她用圆珠笔杆敲着台面，案例出现了。
“我就是原野。”
“你，到底叫什么？”她镇定质问。
排队的人，目光已经转向我。我不是电影演员，很难在这么多人的逼视下保持气定神闲。
我虚弱地解释，原野是我的名字，而鲍尔吉……但没提《元朝秘史》与孛儿只斤。
她笑了，向同事问：“你听说有姓鲍尔吉的吗？”她那同事轻蔑地摇摇头。她又问栅栏外排队的人：“你们听说有姓鲍尔吉的人吗？”她那用化妆品抹得很好看的脸上，已经露出戳穿骗局后的喜悦。
我有些被激怒了，但念她无知，忍住。子曰：“人不知而不愠。”我告诉她：“我是蒙古人，就姓这个姓。”
她的同事告诫我：“就算你姓复姓，顶多姓到欧阳和诸葛这种程度，鲍尔吉？哼。”
这一位并不无知，并且戴一条蓝珠石项链，她知道复姓，但竞提到“姓到”这样的限制。以汉人的倨傲，如果我是泰戈尔，那么“罗宾德拉纳特”这个姓定会使她们目眦尽裂了。
我不想当着那么多人和她们争辩或进行更可笑的学术性讨论，为了六元钱不值得。我仍耐心解释。
“在欧阳之外，不是还有罗纳德·里根、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吗？”
众人笑了，我知道他们在嘲笑我卖弄学问。有人说：“他肯定念过大学。”而银行小姐向我投来明确的侮慢的眼神。
原来中国人不配姓复杂的姓氏。这与阿Q想恢复自己的赵姓而不可得一样。
“你说怎么办呢？”我尽量悠闲地问那小姐。
“你要证明鲍尔吉是你。”她手拿着我的工作证和身份证。“但这已经不可能了，这上面写的都是原野。所以，你要把鲍尔吉找来，和他一同领款。”
为了六元钱去找鲍尔吉。我想起一句歌词：“为了一块牛排出卖巴黎。”
鲍尔吉，你在哪里？我怅然离开取款台，在心底呼唤。
对任何人来说，为了六元钱罹此磨难，就应该罢手了。但我如看电影一样，想知道此事是怎样一个结局。
我站在门口观察。
我发现一个面相善良的人，上前叙说我的处境，简言之，请他充任鲍尔吉。
“这怎么行？”他瞪着眼睛，原本善良的人瞪起眼睛也不善良。我忽悟，这种作弊的事不能选择好人。
我又找到一个衣冠不整如无赖样的人，二十多岁。谈过之后，他狡猾地问：“这事好办，你给多少钱？”
多少钱？这事不能超过六元钱。我告诉他“三元钱”。
“三元，”他简直想咬我一口，“你那笔款多少钱？”
“六元。”我给他看提款单。
他笑着看我的脸，那目光在我眼睛鼻子之间滑行。用目光蹂躏别人就是这个样子。他提一提后裤腰，问：“你是知识分子吗？”在“知识分子”这个词里，他的语调充满了恶毒的揶揄。
“我是你爹。”我告诉他。
他要动手，这从他肩上可以看出来。《武当拳法》曰：“挥掌者其肩先动。”我上前掐住他的两腮，酸痛是难免的了。我把他的嘴捏成喇叭花一般，里边洞黑黄牙森然。
我一推，他踉跄而去。
他是那种在社会底层游荡的人，我后悔了，怎么能找这样的人担任鲍尔吉呢？凡吾鲍尔吉氏，乃贵族血统，铁木真即是此氏中人，当然又是我们的先祖。
最次也要找一个电大毕业的，这是我对新鲍尔吉的要求。
不好找，我只得打电话给附近的一位朋友，请他相助。他叫刘红草，在某机关当科长。
我道出原委，他摇头。“六元钱，嘿。我给你十元，算了！”
我表示此事如何如何，他迟疑地俯就了。
中国银行分理处，人已稀少。我们来到付款台。“他就是鲍尔吉。”
我骄矜地向小姐介绍，像推荐一件珍宝。
“是，就是。”刘红草点头。
“工作证。”小姐扔一句。
刘红草假装找工作证。“哎呀，忘带了。”
“回去取。”小姐连头都不抬了。
“嗨，六元钱。”我恳求她，“开开面吧。”
小姐有点通融的意思。“拿名章也行。”
“快拿名章。”我指示刘红草。他又假装上下找。
“小姐，你看没带名章。”
小姐坚拒。
我问：“那一会儿拿来名章，他还用来吗？”
“随便。”
出门，我和刘红草握别，感谢大力支持。我独自找一个刻章的老头。
“鲍尔吉是啥玩意儿？”刻章的老头茫然发问。
“什么啥玩意儿？”我恶狠狠地说，“这是姓！”
“姓？”老头更茫然，“我刻了一辈子名章……”
又来了，我只好安抚：“刻吧刻吧……”
刻好了，牛角名章，十元。
“十元？我最多出六元。”
“八元。”
“六元。”
“七元，少一分不行。”
“七元就赔了。”
“赔了？”老头从花镜上方看我，“什么赔了？”
我的事情无人可解释。我拿着名章取出了按惯例应该在邮局汇来的稿费。
我看到结局了。主要的，当我手攥着“鲍尔吉”的名章时，便不惮来自各方的质询了，可以雄视四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