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隋唐立都于关中长安，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状况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更替以及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尤其是京城长安的居民的社会生活具有何种程度的影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
（一）隋唐时期关中地区频繁出现的暖冬现象
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新疆以及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的西北部除外）是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其基本气候特征是冬冷夏热、雨热同季。不过中国幅员辽阔，在东部季风区内，南北纬度跨度很大，太阳辐射量颇不均衡，因而又呈现出不同的气候带，从热带到寒温带种类齐全，而现在的关中地区即属于暖温带季风气候。受季风的影响，中国的夏季普遍是高温天气，而在冬季则南北热冷相差悬殊，所以学者们在探讨历史上气候的变迁时往往从分析北方地区冬半年的气温着手。竺可桢在断定公元600—1000年为温暖期时，所提出的主要依据便是唐都长安在公元650年、669年和678年出现的无冰无雪的暖冬。竺可桢关于隋唐时期为温暖期的结论已被证实是基本正确的，但他的统计资料却很不完备，这难免要引起一些歧见。暖冬现象一般在史书记为“冬无雪”或“冬无冰”，有时则记为“冬不雨”、“冬旱”、“冬雷”、“冬暖如仲春”等。隋代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留下有关的气候记载。笔者根据《旧唐书》、《新唐书》中的“本纪”与“五行志”之有关记载，对唐代关中地区暖冬现象做了详细的统计，冬季温暖的年份共有27个，分别是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贞观二十三年（649），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麟德元年（664）、乾封元年（666）、总章二年（669）、仪凤二年（677），武则天皇后垂拱二年（686），唐中宗神龙二年（706），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开元三年（715）、开元九年（721）、开元十七年（729）、天宝元年（742）、天宝二年（743），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大历八年（773）、大历十二年（777），唐德宗建中元年（780）、贞元七年（791）、贞元十四年（798），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元和十一年（816），唐穆宗长庆二年（822）、长庆三年（823），唐僖宗乾符三年（876）和广明元年（880）。唐代历时290年（618—907），其间京畿所在的关中地区的暖冬竟多达27个，大致为十年一遇（这里尚未考虑唐朝末期有关记录缺乏的因素），其出现次数之多与出现频率之高，在中国历史上各王朝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些暖冬的统计资料表明，从总体上来看，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确实是比较温暖的。
除了冬季比较温暖以外，唐代关中地区夏季的气温也显得较高。在唐朝的前期，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就多次抱怨盛夏时节京师的炎热，并为是否应该出外避暑而不时与好谏的臣子发生争执。唐朝后期还数度出现夏季燠热的记载，《旧唐书·德宗纪》说贞元十四年（798）“是夏热甚”，此事在《新唐书·五行志》记为“夏大燠”。《新唐书·五行志》还记载了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4）六月“大燠”。虽然史书中记载唐后期夏季“大燠”只有这两、三次，但从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唐德宗下诏盛暑时节“量放朝参”的情况来推测，当时盛暑高温几乎是年年常见的事情。
（二）物候资料所反映的隋唐关中地区的气候状况
隋唐时期关中地区是偏于温暖的气候，从当时唐都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梅树、柑橘的生长情况也可得到证明。唐时长安皇宫和南郊曲江池畔都种有梅树，唐玄宗妃江采苹因其所居之地遍种梅树而获得“梅妃”的雅称，曲江池畔盛开的梅花也为唐都长安的这一著名的风景区大增异彩。另外，在关中平原的西部，当时的扶风县界也可见到梅花。这皆可证明唐都长安以至关中各处当时都是有梅树的，并非只是个别的现象。至于柑橘，有资料记载说唐玄宗天宝十年（751年）蓬莱宫殿前栽种的柑橘曾结出味道鲜美的果实，一直到唐朝后期的唐武宗时期（841～846年）长安宫中仍然有柑橘树，并且结得果实。梅树和柑橘都是多年生的木本植物，其正常生长乃至结实对气温条件的要求较高。现代果树学的实验表明，梅树只能抵抗-14C的最低温度，柑橘只能抵抗-8C的寒冷，而现在西安地区每年的绝对低温几乎都在-8C以下，在1931～1950年期间还有三年（1936年、1947年和1948年）降到-14C以下，所以现在西安以及关中的其它地区难见可正常结实的柑橘，梅树也生长不好。因此，从物候方面的证据来看，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较现今是要相对温暖一些的。
从全国范围来说，除了历史气候统计资料和物候方面的证据以外，动物分布尤其是从南北朝后期至北宋初年野象（亚洲象）在淮北、江北诸地的分布变迁，辽宁省南部第3个花粉带、燕山南麓第3个孢粉带、南昌洗湖泥炭第3个孢粉带、黑龙江省三江平原第3个孢粉带、京津平原钻孔中最上部的孢粉组合等植物孢粉资料，西藏自治区东南部易贡地区附近的若果冰川最新冰期的冰碛层下的古代山地黄棕壤型土遗存，云南省大理点苍山雪线的高低变化以及中国近2000年来海平面的升降变化，都反映出隋唐温暖期的存在。这些其他地区的气候资料与关中地区的气候资料相互印证，说明隋唐时期气候的由寒转暖不独在关中地区有所反映，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气候的全球变化现象。
（三）对隋唐时期关中地区气候温暖程度的推测
上述证据显示，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总体上讲比较温暖，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关中地区当时的气候究竟温暖到何种程度，尚需要与现代气候作一番比较，才能清楚地反映出来。
杨怀仁等依据大量历史和方志资料以及近年来有关单位所作的树木年轮学分析结果，认为中国近2000年最主要的暖期出现在8～10世纪，当时年平均气温较今高1℃左右。另外，段万倜等依据“普兰店温暖期”植被带分布情况，推测当时年平均气温大致与现在相仿或稍高；龚高法等则依据梅树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柑橘基本无冻害、春季物候期较今早10～15天等物候证据，认为隋唐温暖时期亚热带北界位置与现在相比“北移1 个纬度”。根据相关资料并综合其它研究成果，笔者等也曾推测如与现代气候的情况相比较，则隋唐时期中国气候的年平均温度高出1℃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左右。在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变化（尤其是气温变化方面）的幅度因纬度的高低而呈现出一定的不同，大致是高纬度地区变化剧烈，而低纬度地区变化稍小。上述诸家的有关推测，实际上只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或者说反映的是中纬度地区亦即传统所谓“中原地区”的情况。考虑到关中平原正位于中国东部季风区的中纬度地带，这样的推测应当是最适合于关中地区的。从整体上来看，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温暖的状况是与全国平均水平大致一样的，年平均温度高出现在1℃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左右。这也就是说，当时关中地区的气候已具有了北亚热带的某些特征，与今日秦岭南面的汉中、安康地区略相接近。
（二）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所带来的影响
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尤其是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一定的影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已往的学者在分析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时，多简单机械地套用竺可桢关于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四寒四暖模式或气温变化曲线，缺乏对中国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气候变化阶段的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因而所得结论往往未免有些偏颇甚或失实之处。笔者认为，气候变化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关系相当复杂，不仅寒冷气候与温暖气候的影响作用互异，而且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特征对当时人类社会的影响更因这些时期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隋唐时期的气候特征和历史社会背景与其以前乃至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所区别，因而当时的气候状况对人类社会所带来的影响自然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隋唐两代立都于关中长安，也就是说长安是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而关中则是京畿所在的“首善之区”。因此，隋唐时期关中地区总体上较为温暖的气候特征，不仅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更替有一定影响，而且给关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当地居民尤其是京城长安的居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
1.帝王避暑行宫与隋唐时期的多政治中心格局
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对当时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权更替所带来的影响主要通过两代帝王大规模营建避暑行宫并频繁临幸的过程中表现出来。
行宫亦即离宫别馆，是中国古代帝王为了出外巡幸、狩猎而建造的宫殿。大致从殷纣王开始就已有了行宫的营建，秦代以来更形成一种制度。隋唐时期行宫数目也很多，有名可考者即达70余所。众多的行宫虽然遍布于全国各地，但主要仍集中分布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及两京道上，形成哑铃形分布格局。隋唐时期的行宫在功用上存在明显的不同，或为消夏避暑，或为冬春沐浴疗养，或为巡幸两京时沿途驻次，也有一些是因帝王旧宅改建及为了军事、宗教活动而兴建，其中尤以避暑行宫的数目最多而且也最重要。由于隋唐时期气候温暖，当时的盛夏十分炎热，所以两代的帝王均非常热衷于在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的周围尤其是关中南北山区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稍不如意，则另行择地改建，累计营建数目共有22所。当时的避暑行宫，又称作清暑宫、夏宫、凉宫。隋代关中的避暑行宫见于记载的有扶风郡普闰县（今陕西麟游县）的仁寿宫、眉县的安仁宫，京兆郡长安县的福阳宫、太平宫、仙都宫、户县的甘泉宫、周至县的仙游宫、文山宫、凤皇宫、宜寿宫，共计10所；唐代关中地区则有凤翔府麟游县的九成宫（万年宫）、永安宫，坊州宜君县的玉华宫（仁智宫），京兆府长安县的翠微宫（太和宫）、永安宫（大明宫）、蓝田县的万全宫（万泉宫）、华原县（今陕西铜川市耀州区）的永安宫，共计7所。隋唐两代帝王在关中地区所造避暑行宫的总数已达17所之多（其中隋仁寿宫与唐九成宫在一地），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这些避暑行宫多营建在依山面水、清凉可人的山谷地区，选地适宜，设施完备，是盛夏避暑的理想去处。
在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17所避暑行宫中，又以隋仁寿宫（唐九成宫，唐高宗曾改名为万年宫）最为重要，唐时九成宫中殿阁皆题署牌额以类皇居，并专门设有九成宫总监进行管理，可见地位之不同一般。此宫在唐凤翔府麟游县西一里，背依天台山，襟带杜水，“炎夏流金，无郁蒸之气；微风徐动，有凄清之凉”，据说其安体养神的功效，虽汉代的甘泉宫也无从比拟。正因为九成宫“凉冷宜人”，而且“去京不远”，隋文帝及唐前期诸帝一再改修扩建并频繁前往避暑。据笔者统计，隋文帝在位24年，外出避暑6次，全部都在仁寿宫；唐高祖在位9年，外出避暑2次，因九成宫尚未修复，故未曾临幸；唐太宗在位23年，外出避暑10次，有5 次是在九成宫；唐高宗在位34年，外出避暑17次，临幸九成宫（万年宫）更达8次之多；武则天在位21年，外出避暑3次，因移都于洛阳，不能舍近求远，出幸的全是洛阳周围的避暑行宫。隋文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等不仅频繁临幸仁寿宫（九成宫），而且每次都要驻次相当长的时间，所谓“春往冬还”，大致在春二、三月前往，秋八、九月返回，出幸时间往往长达半年以上。有时从春正月就开始避暑，而结束的时间则推迟至冬十月。隋文帝甚至于在开皇十九年（599）春二月去仁寿宫避暑，一直到次年的秋九月才返回京城，历时长达一年半有余，若非畏惧夏日京城的炎热，又岂能如此？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离宫别馆动辄以数百相称，但真正意义上的避暑行宫没有一所，即以被唐人视为避暑行宫的汉甘泉宫（秦林光宫）而言，西汉诸帝也曾频繁临幸，总计多达27次（文帝2次、武帝11次、宣帝5次、元帝5次、成帝4次），但多半是在冬春季节前往甘泉宫郊祀泰畤，夏天临幸只有汉文帝三年（前177）三月、武帝元封五年（前106）四月、征和二年（前91）夏和征和四年（前89）六月这4次，而且这4次中，又有3次是巡狩北边时路过临幸甘泉宫的，所以并未曾停顿多长时间。这样的情形，与隋唐时期似有很大的不同，是否说明秦汉时期的气候不如隋唐时期温暖，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
《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
在中国历史上，帝王的都城通常就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在地。但由于历代多实行陪都制和行宫制，在完善的都城体系中，除了首都之外，还应包括陪都和行宫。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某些陪都或行宫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往往也起到临时政治中心的作用，从而与首都一起形成多政治中心的格局。这一点，在隋唐时期表现得十分突出。隋文帝时期都城定在大兴城（即唐长安城），频繁临幸并长时间驻次的仁寿宫实际上就是当时的临时政治中心，只是到了隋炀帝时期，由于营洛阳为东都而不宁其居，仁寿宫的地位和作用才被削弱。唐朝与隋后期一样，也实行多都制，但陪都的数目和名号变化无常，唐太宗即位之后重修洛阳宫以备临幸，至唐高宗显庆二年（657）仿效隋制正式立洛阳为东都。武则天代唐自立，改东都为神都，又以并州太原为北都。唐玄宗在开元九年（721）一度以河中府置中都（治今山西永济），甫及半年而罢。以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设置五京，即中京长安、东京洛阳、北京太原、西京凤翔和南京成都，几经变更，到了宝应元年（762）复以京兆府为上都、河南府为东都、凤翔府为西都、江陵府为南都、太原府为北都。纵观唐代，虽然陪都的数目和名号多有变化，但政治地位比较重要的是长安与洛阳这东西两京（都），其他陪都只是徒具名号而已。在唐朝前期，尤其是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期，东都洛阳是当时的辅助政治中心，交通与经济方面的作用尤其是漕运江南财赋的作用十分突出，但九成宫作为唐前期最重要的避暑行宫，无疑亦具有临时政治中心的作用，至少在唐太宗和唐高宗这两位帝王频繁临幸的年月里应当如此。
出于盛夏避暑方面的原因，唐代京城长安内部的政治中枢也曾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在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17所避暑行宫中，比较特殊的是大明宫。大明宫是人们熟知的唐长安城三大内之一，是唐中后期全国政治中枢所在地。这所宫殿在最初实际上只是建在长安城东北禁苑中的一个避暑行宫。唐高祖退位后的开始几年仍居住在太极宫中，但因为身份的变化，已不便在盛夏时节兴师动众出外避暑，只好于贞观三年（629）四月徙居长安城西“有山林胜景”的弘义宫以度余年。不过由于弘义宫规模较小，房屋低矮，不仅有损太上皇的形象，避暑的效果也很不理想。于是，贞观八年（634）十月，唐太宗在长安城东北别营永安宫，“以备太上皇清暑”，翌年正月改名为大明宫，未几，太上皇驾崩，修建工作遂告中顿。龙朔二年（662），“高宗染风痹，以宫内湫湿，乃修旧大明宫，改名蓬莱宫”。当年的夏四月唐高宗徙居蓬莱宫，又于次年（663）夏四月从大内太极宫移仗“北据高原，南望爽垲”的蓬莱宫含元殿。其后，咸亨元年（670）改称含元宫，神龙元年（705）恢复原称大明宫。大明宫在经唐高宗大规模扩建以后，已完全与长安城连成一体，地位也迅速抬升。自龙朔三年（663）开始，由原来的避暑行宫改建的大明宫已与太极宫一道发挥起唐都长安政治中枢的作用。安史之乱以后，大明宫则完全成了长安的政治中心，并导致唐后期内廷行政、财政机关的增强，军事防卫构造的强化，宫廷仪礼的变貌，长安城中有关道教建筑的突出等政治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促成这样的变化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大明宫修建在龙首原上，地势较高，宫殿建筑宏伟宽敞，清凉通风，宜于盛夏寝居办公，这当是一个不容忽略的要素。唐高宗在龙朔二年（662）和龙朔三年（663）的夏天出居大明宫期间未再出幸其他的避暑行宫，与这两年前后的举动形成明显的反差，唐玄宗时期也没有出外避暑的记载，就是很好的证明。唐后期因为政治动荡，唐帝很少出外游幸，只能常年居住在大明宫中，关中的众多避暑行宫也就随之逐渐荒废了。作为政治中枢，大明宫虽说有避暑的效果，但清凉的程度毕竟与山区的九成宫无法相提并论，所以在贞元十三年（797）六月，唐德宗特别下诏：“自今以后，时暑及雨雪泥潦，亦量放朝参。”京城官员在盛暑之日获准放假，不用上朝，皇帝当然也就不必临朝听政了。朝参制度的这种变革，很明显是为了适应当时连年夏季燠热的气候状况。
还应特别提及的是，隋及唐前期诸帝频繁临幸避暑行宫也为某些政治投机者发动宫廷政变和政权不正常更替提供了一些契机，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隋仁寿宫之变。仁寿宫之变是隋代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关于这次事变的性质、起因、经过、后果以及影响，已有不少学者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在这次宫变中，杨广、杨素能把握时机，矫诏逮捕反对党核心人物柳述及赐死原太子杨勇，无疑是他们夺权成功的关键。不过应当指出，杨广、杨素之所以能迅速控制仁寿宫，实与仁寿宫是由杨素监督建成的，其对仁寿宫的内部情况了如指掌有关。另外，作为当时的一个临时性政治中心，仁寿宫与国都大兴城之间有不算太短的距离，这也为发动宫变者在隋文帝死后第八天才公布他的死讯以便有充足的时间去做各种部署，并从容不迫地控制大兴城提供了可能。如果再往前溯，我们也不难发现，太子杨勇与隋文帝之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并最终被废黜，固然与杨广一党的多番诬陷迫害有关，但文帝长期居住在远离京城的仁寿宫中而无法了解实情，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避暑行宫对政权的影响，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个实例。武德七年（624）夏，唐高祖携李世民、李元吉前往仁智宫（即后来的玉华宫）避暑。太子李建成想利用唐高祖、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机会，与李元吉密谋，指使庆州（今甘肃庆阳）都督杨文干组织发动兵变，企图里应外合一举除掉李世民。后因有人告密，杨文干的叛乱很快被李世民亲自平定。当时唐高祖因为情况紧急，曾经向李世民许诺，平定叛乱之后另立世民为太子。此事由于有人为太子建成说情而未曾兑现，但世民与建成、元吉一党积怨日深，所以后来还是发生了长安城玄武门兄弟残杀的悲剧。
隋文帝末年的仁寿宫之变和唐朝初年的仁智宫之乱，说明避暑行宫的确在当时的宫廷政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帝王频繁临幸并长时间居住在避暑行宫中，对帝王的自身安全和国家的稳定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于这一点，朝廷中的有识之士甚至某些帝王都是有一定认识的。仁寿末年，卢太翼就曾固谏隋文帝不要经常避暑仁寿宫。唐朝前期，每当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等人出外避暑时也要受到许多臣子的犯颜直谏。据说隋炀帝因为发动过仁寿宫之变，当政之后不仅不敢像隋文帝一样经常前去仁寿宫避暑，而且不时“梦太子杨勇领徒持兵问杨广何在”，故而“遂幸洛阳，终身不敢留长安”。唐太宗即位后，“欲以（仁寿）宫奉高祖，高祖恶之，不往”。贞观二十一年（647）的四月和七月，唐太宗因唐高祖所修的太和宫与仁智宫之旧基分别营造翠微宫和玉华宫。就避暑的效果而言，修建在关中北山地区的坊州宜君县凤凰谷中的玉华宫，“因山藉水”，环境优美，同时在宫殿的建造上惟“正殿瓦覆”，“余毕葺之以茅”，所以“当时以为清凉胜于九成宫”，秦岭北麓太和谷中的翠微宫自然无从与之相比。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唐太宗仅在贞观二十二年（648）夏去过玉华宫一次，而次年即贞观二十三年（649）夏却是到翠微宫避暑的，并于这一年的五月病逝于此宫的含风殿。唐太宗善于玩弄权术，晚年对魏王李泰和一些权要将相颇存疑虑，他之所以舍远求近，在自己临终前将避暑的场所选择在距离京城长安较近的翠微宫，或许正是为了防止类似于武德七年仁智宫之乱再度发生。
由于隋及唐前期某些避暑行宫也具有临时性政治中心的作用，这样，某些避暑行宫就成为发动政治革命的一种重要场所，而对于是否能控制这些避暑行宫也相应关系着政治革命的成功或失败，这不难从隋仁寿宫之变和唐初仁智宫之乱中得到证明。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显然与隋唐时期关中比较温暖尤其是常年夏季燠热的气候状况以及因适应这种气候特点而产生的避暑行宫制度有着一定的联系。
2.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经济种类，其特点是以动植物为生产对象，所以同自然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自然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气候的波动，无论是温度的高低或雨量的多少，均会对农业生产起很大影响”。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幅度随纬度的不同而不同，纬度越高，其变化幅度也越大，因而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化幅度大于南方地区，相应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也就比南方明显一些。据有关学者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对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适宜耕作地区的盈缩、作物生长期和农业生产熟制的变化、农业自然灾害的多少、水源增减与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水稻种植的兴衰、农作物单位产量的变化以及喜温经济型动植物的迁移等。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对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冬小麦的普及和水稻种植的兴盛方面。
冬小麦，又称宿麦，自古以来就是包括关中地区在内的华北平原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品种之一，但在隋唐以前其地位明显不及粟米重要。关于冬小麦在华北平原地区普遍种植的时间，学术界以往总是将其与农业二年三熟制的形成时间联系在一起，如日本学者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提出唐中期华北地区冬小麦普遍种植与二年三熟制形成之说，这一说法长期以来曾得到了中日农史学界的普遍认同。不过最近有学者指出，华北地区冬小麦普遍种植时间与二年三熟制形成时间之间并无绝对的联系，促成二年三熟制形成的社会经济条件包括很多方面，除了必须有冬小麦种植的普及以外，还必须有夏播豆类作物的推广种植，并且也必须有一定的人口压力和劳力资源，明代中期以后，华北平原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前述三项条件中的后两项才完全具备，促使二年三熟制逐渐在华北形成。另外，也有学者认为，我国大面积种植小麦的历史以石磨的普遍推广使用为标志，其时间应当是在汉代。南北朝后期以来气候的由寒转暖，促进了华北地区农业二年三熟制。唐代关中平原冬小麦栽培的普及，即是借助了当时温暖的气候。在8世纪关中平原中东部的粮仓地带，和粟田同是以长安的消费市场为目的地的小麦田开始急速扩大，利用水碾和畜力磨，大量的小麦被制成了面粉。王公、贵族、宦官、富商、寺院等，竞相投身制粉业将其作为一个赢利事业。面食在国都长安的流行，促进了城内饮食业的增加，大大丰富了居民的饮食文化生活，而食品多样化和加工技术的进步，也推进了长安城周边地区农作物的商品化。
3.对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
在隋唐帝王大规模建造避暑行宫的同时，京城长安的高官显贵也纷纷在长安城南樊川、城东浐灞两岸以及蓝田山区等地营构自己的别墅山庄。据有关统计，唐都长安近郊共有官人别墅91所，其中东郊25所，南郊66所。这些别墅山庄大多据原傍河，竹木茂盛，不唯风景优美，同时也具备避暑消夏的功能，白居易、元结、贯休等人的诗句即是明证，今人对此已有专门的论述。正因为如此，每当盛夏的日子，京城的不少高官显贵、文人骚客总要邀朋携妓，前往郊外别墅园林纳凉避暑，斗酒唱和，一时间蔚然成风。
除了住行方面以外，隋唐时期温暖的气候状况对时人的衣食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从西安近郊考古发掘出土的唐代各种人物俑和墓室壁画中可以发现，当时不论男女老幼衣着均比较单薄，特别是贵族妇女，更以袒胸露背，身着拖地长裙，肩披轻盈帔帛为风尚。而其后宋、元、明各时期的人物俑，则以身着棉袍厚衣为常见。唐人服饰风俗的这一特点固然如一般学者所云，与隋唐两代的胡化倾向和相对开放的社会风气有关，但这种服饰风俗的流行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关中地区常年偏暖之气候状况。
隋唐时期气候温暖也为关中地区冬小麦种植面积的急速扩大创造了条件，所以面食在唐都长安十分流行。以麦面制作的食品种类繁多，极大地丰富了长安居民的饮食生活。更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适应当时炎夏酷暑的天气，长安居民还发明了一种名叫“槐叶冷淘”的夏令食品。杜甫《槐叶冷淘》诗云：“青青高槐叶，采搡付中厨。新面来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资过热，加餐愁欲无。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此珠……万里露寒殿，开冰清玉壶。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从诗中描绘的情形看，所谓的“槐叶冷淘”当是用槐叶和以面粉制成，色泽青翠晶莹，吃时还须加冰的冷面类食品。槐树通体可入药，有祛热除风的功效，其中槐叶性“平，无毒”，“初生嫩芽或炸熟，水淘过食，亦可作饮代茶”。唐人对此已有所认识，孟诜《食疗本草》就曾说槐叶主治“邪气、产难、绝伤及瘾疹牙齿诸风，采嫩叶食”。另外，冰块也有药用价值，唐人陈藏器《本草拾遗》云夏冰主治“去热烦”，“夏暑盛热食冰，应与气候相反，便作宜人，诚恐入腹冷热相激，却致诸疾也。食谱云：凡夏用冰，止可隐映饮食，令气凉尔，不可食之。虽当时暂快，久成疾也”。可见唐都长安的“槐叶冷淘”不仅是夏季人人喜吃的美味佳食，而且是一种兼具除热治病功效的药膳。当时长安城的绿化有统一规划，城中通衢大街及坊巷街道两旁的行道树主要栽种槐树，采集槐叶很是方便。至于冰块，城南终南山中有一冰井（即今西安市长安区翠华山之冰洞），“经暑不消”，“长安岁不藏冰，夏则取冰于此”，采取也不太困难。正因如此，夏日吃“槐叶冷淘”成为长安宫廷饮食生活的一项基本规定。据史书记载，当时唐都长安宫中的膳食供应就要根据时节的变化进行调整，太官令负责“夏月加冷淘、粉粥”。这些社会生活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说明由气候的变迁所带来的影响确实是广泛而深远的。
（五）几点基本结论
通过以上论述，关于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温暖气候及其影响，可以初步得出如下几点基本结论：
（1）有关暖冬的历史气候统计资料和梅树、柑橘正常生长与结实的物候资料均清楚表明，从总体上看，隋唐时期关中地区的气候确实是比较温暖的。竺可桢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基本正确，对隋唐温暖期持怀疑态度的观点是与历史实际不相吻合的。
（2）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隋唐时期气候的转暖在全国亦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时关中地区的气候温暖状况是年平均气温比现在高出1℃左右，气候带纬度北移1°左右，已具有北亚热带的某些气候特征。
（3）隋唐时期总体上偏于温暖的气候特征给当时关中地区尤其是京城长安居民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广泛影响。帝王避暑行宫、官僚别墅山庄的大规模营建，唐人服饰、饮食风俗的一系列变化，都与当时的气候状况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公元5世纪下半叶，来自河陇一带的汉族移民在今天的新疆吐鲁番盆地建立了割据小王国，史称高昌国，至640年为唐太宗所灭，历经一个半世纪。这个深处亚洲腹地，具有多民族特色、多元文化的绿洲小国由于兴起于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的全盛时期，又地处东西交通大动脉的要冲，因而在新疆地域发展史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曾经扮演着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唐朝以后，迄于明初，吐鲁番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政治地位虽几经变化，但仍不失为西域东部地区的一个政治经济中心。由于长年的干旱环境，吐鲁番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得以较多的保留，所以19世纪末以来，这一地区逐渐成为中外学者考察研究的重点。20世纪70年代以后，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出土，更使高昌国历史的研究成为备受关注的热点，相关成果层出不穷，研究的重点也逐渐由考古文物调查、文书整理向综合研究方面发展，古代吐鲁番地区尤其高昌国社会生活史近年来也已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但由于学术背景不同、历史文献记载语焉不详等，中外学界对于不少具体问题的论证尚存在较大的分歧，如在高昌国居民的居住生活方式的研究方面就是如此。鉴于居住生活方式往往受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而吐鲁番盆地的民居建筑传统风格在新疆绿洲地区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章拟对公元5—14世纪吐鲁番地区民居生活方式及其生态环境背景进行初步研究，从一个侧面来考察古代新疆地区民族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变迁相互作用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