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历史地理学的哲学基础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这一点，侯仁之教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中曾进行过比较全面的阐述。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严格地说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具代表性的两部著作是1936年达比（或译作德贝）主编的《英格兰历史地理（1800年以前）》和1948年布朗的专著《美国历史地理》。前者主要是按照时代的前后顺序，来“复原”在不断变化中的英格兰地理；后者则着重从美国某些不同的地区，来揭示其地理上的前后变化。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说明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地理环境，包括人类自身的活动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反馈作用都在不断地变化中。达比强调的是“重建过去时代的地理”，提供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前后相继的地理剖面；布朗则特别侧重某一个地区在历史时期由于人的活动而发生的巨大变化。
在这两部历史地理的著作问世之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就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变化”的观点，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内的这一切变化，主要都是由于人的活动。恩格斯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当前的地质的、地理的、气候的状况以及植物和动物都是逐渐生成的，都有其前后相继的历史，把有关上述这几个方面的研究，根据其“前后相继的历史，坚定地继续研究下去，自然科学就会进步得多”。侯仁之教授指出，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前后相继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晚至20世纪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历史地理学”。虽然达比和布朗未对恩格斯论点进行介绍，但是，“现在看来，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有关自然界变化的见解，至今仍可作为历史地理学的一种理论根据来进行探讨。至于对历史地理学在学科性质上的认识和研究方法的利用，还在不断发展中”。
继侯仁之之后，刘盛佳也提出，“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手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历史地理研究正是自然界（地理环境）、人类社会（人为环境）和思维发展（人—地关系）的地域结合的历史过程，因此它和辩证唯物主义有十分亲密的关系”，“作为历史地理学方法论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
近年来，钱学森从系统论的高度上，提出发展“地球表层学”的建议，认为这是地理科学中有待建立的一项基础理论学科，促进了进一步发展历史地理学的思考。侯仁之着重指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应该属于地球表层学开放性巨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一认识的出发点，就是认为人类出现的地球上之后，从其活动能力发展到足以导致地球表层产生了质的变化时起，就开始参与了地表系统地物质循环以及能量转化和信息交流，因而成为地表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结果不仅仅是在深刻地改造着自然界的面貌，而且还在不断地创造着原来自然界中所不存在的人文景观。因此在地球表层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地相关的系统研究，从而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重要的相互汇合。”“如何把过去时代和目前正在发展中的这个时代的人地系统的地域变化，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包括其历史过程，又密切结合其现状，这正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一项当务之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探索未来。地理学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要为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供人地关系在发展中的合理建议和对策。”
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蓝勇教授在新近撰文提出：“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手段上借鉴了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使学科的研究思维、研究方法、研究手段都与其他历史学的分支有所不同，这便使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不仅对历史地理本身的认识远远深于传统历史地理学，也使用现代历史地理学思维方式、方法和手段来研究历史学的许多问题，具有新意。总的看来，现代历史地理学在研究思维、方法上有以下两个新的观念：尽全时空观念和人地互动观念。这两个观念构成了历史地理学以后完全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基础。”
关于“尽全时空观念”，蓝勇教授指出：“任何事物都是由具体的时空组成，这样，对历史客体的认识应由地域性客体和时间性客体两大部分组成。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要全面、客观、准确地认识客体，首先既要尽可能地占有所有历史时间信息符号，也要尽可能地全面占有所有历史地域信息符号。”“历史本体的总和应包括所有自然和社会因素，即一切时间点和空间（地域）点。”
关于“人地互动观念”，蓝勇教授指出：“现代历史地理学将人地关系作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最终归结点，强调分析社会现象的环境起始因素。”“从天地生命的综合研究来看，从长时段和宇宙星系一体来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肯定起着决定的作用，只是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里，人类可以加速和延缓历史发展的进程，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起着决定作用；不能简单地说生产力越高，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越小，只能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地理环境一方面通过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影响人类社会、上层建筑，一方面直接影响民族性格，造就文明的差异，这两者并不冲突，反而更能体现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影响的复杂性。”
关于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或者说人地系统问题，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以供参考：
（1）在历史时期，人类活动既受到地理环境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反过来对地理环境产生着影响，并且其影响的程度（范围和力度）有越来越大的趋势；
（2）在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演变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同时也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而由自然因素与人为因素相叠加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演变，又反过来影响到人类活动的本身，或者说影响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
（3）在历史时期，人地关系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这种矛盾关系复杂性和具体情况，不仅因时而异，而且因地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二）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1.历史地理学观念的变化
尽管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概念与学科理论却是在20个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在近100年的时段里，中国历史地理学虽然在具体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学科理论的发展却相对滞后，这严重地制约了这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深入了解当代国外尤其是西方历史地理学的最新研究动态，借鉴其先进的理论与方法，应引起学者的重视。阙维民《历史地理学的观念：叙述、复原、构想》一书，以英文期刊《历史地理学杂志》（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所刊的内容和信息为论述基础资料，参证其他相关论著，系统细致地研究了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学科结构、理论与方法、学科理论意识的新趋势以及“历史地理学构想”的理论探讨与实践例证，颇多新颖见解，有助于理解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发展的新趋势。
阙维民认为：“历史地理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不仅在继承中国沿革地理研究传统的同时吸收了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且还借鉴了近、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和实践。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科在西方的发展，经过理论方法的‘反思’，已经从现代的‘复原’历史地理时期逐渐或正在过渡到当代的‘（历史）地理学构想’阶段，越来越呈现出学术思想人文化、学术研究综合化、学术交流世界化的趋势。无论往日、今日还是明日，中国历史地理学界都曾经、正在和将会面临不同专题、不同层次和不同意义上的继承创新与中西对话问题，需要我们不断地、认真地去认识、研究和解决。”
同时他认为，西方历史地理学科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发展历史程，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历史地理研究是近代西方地理学的组成部分，自18世纪以来德、法两国近代地理学创始者们有史学背景，所以地理研究中对历史学与地理学相互关系的一贯重视；②近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特征是“叙述与描述”往日地理，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主要特征是“复原”往日地理近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
阙氏还认为《历史地理学杂志》1975年创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自1975年以来的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与1975年以前的近、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不同之处在于：近现代历史地理研究只是“叙述”、“描述”和“复原”被人类改造过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而当代历史地理研究的主要任务和趋势，明显地受到当代西方社会哲学思潮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不仅要研究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还要研究改造往日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的人类；②不仅要“复原”往日的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还要研究往日的地理环境或往日景观在当时人们头脑中的印象；③不仅要研究人类改变往日地理或往日景观的行为，还要研究引发人类行为的思想意识。
在对现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反思”基础上，阙氏提出了对“历史地理学构想”的理解，认为：①历史地理的构想：往日地理的感知；②历史地理学构想：往日地理的认知；③构想的历史地理：往日地理的表述。
2.寇·哈瑞斯关于西方历史地理学的一些观点
这里重点介绍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有关观点。此文是加拿大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寇·哈瑞斯为参加1982年9月于上海举行的“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而准备的发言稿，后因故未能出席会议，由唐晓峰翻译并发表（王守春校）。其主要论点如下：
（1）“历史地理学不是那种有模式可供仿效的学科。”“历史地理学既不坚持某种非常明确的方法论，也不坚持其本身的理论，而是提供对于世界的一种透视。这种透视，不可避免地是由观察者的环境和观察对象所形成的。我们从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来观察这个世界，看到不同的东西，复原不同的历史地理。所以，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
（2）“在西方，不少领域中的许多工作，在非严格意义上讲，都可称作历史地理学。但作为一门精确的学科，历史地理学是在地理学领域中发展的。”
（3）“地理环境决定论引起了一些逻辑上的混乱，其中最严重的两处是：由于环境决定论者在从事研究之先，对问题已持有一种总的看法，而没有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所以其研究成果没有任何科学的客观性。因为人类与其环境的相互作用已有数千年之久，所以事实上，原因与结果乃是相互纠缠和渗透的。回顾一下，以上混乱是难以克服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是将世界简化了的狭隘观点。”
（4）“事实上，上个世纪所争论过的每一个关于地理学的见解，在70年代，几乎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再现。其间的主要区别是，70年代有更多的地理学家学习哲学，他们力求将自己的研究和方法论纳入哲学的传统。”
（5）“一些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想法”：
与自然地理学的关系——“我们并非要训练自然科学家，而是在培养对环境具有广泛观察能力的人。”
文献和历史学方面的能力——“必须了解有关的历史书籍，成为在文献方面严谨的学者。”
空间模式——“对空间理论进行挑剔是容易的，但空间理论至少可以加强地理学家统计方面的能力。”
野外工作与地方研究——“中国的过去是由皇帝、王朝、帝王城市以及地方村社中成百万的普通人民所构成。我想，中国的官府对于普通人民来说，是疏远和甚无好感的。当然，无论在哪里，我们的工作都要在这两个等级范围内展开”，但“最有意义的工作主要将放在中国早期城乡之中默默无闻的人民中间。”
框架组织——“达比关于纵向研究的论述和克拉克关于地理演变的论述，为更加专题化的研究提供了地理学着眼点。”
地理学选题——“问题基本上可归为三类：迁移（维达尔称为流动，这也许是更好的术语）、聚落模式和环境适应。”“地理学家研究了两方面的演变过程：一方面是欧洲人对植物区系、动物区系和水文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急剧开发的土地对欧洲移民和社会特性的影响。”
比较性选题——“在研究个别地区与探索永恒法则之间，存在着获取普遍规律的可贵机会。”
历史地理学在当代有什么用处——“在我们这个趋向于扩展空间和毁灭历史的时代，那些研究过去问题的学者们负有特别的责任。”“当今，我们历史地理学者比以往更有责任去把自己的知识献给公众。如果我们只是拿出供其他历史地理学者阅读的深奥的学术论文，便是没有履行我们首要的社会职责。我们不放弃学问而去从事娱乐活动，可是却有必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际的用处。”“现在，一种毁灭历史的极为触目的形式，就是消除早期景观。景观当然不是静止的，但今天，景观却是以极高的加速度演变着。所以，在西方，景观保持问题是个相当尖锐的问题。类似的问题自然还有：我们要保留哪些过去的景观？保留多少？如果这些问题只需由建筑史学家来回答，那么最后剩下的将仅仅是一群杰出的建筑物，而不会有多少继承下来的景观。我们历史地理学者应提供一个宽广得多的远景设想。”“保存作为历史化石的景观是重要的，不过在把过去传达给今天这个更伟大的工作中，它还是一小部分。历史不仅向我们说明过去的样子以及我们是怎样来到今天的，其内还包含着一切前人的智慧的结晶。只有愚蠢的人才不理会这些智慧。”
寇·哈瑞斯《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一文的有些说法虽然有偏激之嫌，但所提出的一些理论问题，却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
3.阿兰·R。H。贝克关于历史地理学基本原理的观点
英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阿兰·R。H。贝克（Alan R。H。Baker）1996年访问陕西师范大学期间，在其专题报告《历史地理学的实践及原理》中，提出了历史地理学的七条基本原理：
（1）整体而言，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并非旁枝；
（2）历史地理学探求往日之地理状态及其演进过程；
（3）历史地理学旨在探索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的地理变化；
（4）历史地理学注重研讨特定地区的历史性特征；
（5）历史地理学对地区环境要素组合的关注更甚于作空间分析；
（6）历史地理资料及理论均有其不确定性；
（7）历史地理实践中争鸣尤为重要。
贝克是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界最关心历史地理学科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地理学者之一，也是当代最杰出的学者之一。上述历史地理学的七条基本原理，针对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贝克的新作《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系统论述了地理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区位地理学与历史学、环境地理学与历史学、景观地理学与历史学区域地理学与历史学等相关理论问题，最近已经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值得国内同行学者认真一读。
（三）历史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相结合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尤其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时期的地理，所以研究工作必须借助于历史文献，相应地历史文献考证就是必不可少的基本研究方法。历史文献不仅包括历史官修或个人编撰的正史、政书、类书、地方志、诗词歌赋、笔记小说等等，还包括历史档案文献、出土文献、金石碑刻、谱牒资料等等，要利用这些历史资料，版本学、金石学的基本功必须具备，并且要有清代汉学家所推重的对历史文献进行考证的本领（钱大昕及其《二十二史考异》与赵翼及其《廿二史札记》分别是考异派与札记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但是，研究历史地理仅在历史文献考证上下工夫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野外考察。这就是说，只是历史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相结合，才是正确的研究途径。
地理学的重要方法是野外考察，这对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来说，也不例外。关于野外考察在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性，侯仁之教授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中曾经作过阐述：“从理论上讲，这是不难理解的。第一，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历史时期的地理，但其若干特点以及变化微小的诸因素，仍然保留到今天。不注意这些，而只是从文献中去探讨过去的情况，是很难求其近似的。反之，如果详细地加以参考，既能比较真实地复原过去，又能揭示当前地理特点的形成和发展。所以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野外考察仍然是十分必要的。第二，历史的文献资料虽然重要，但涉及的范围和数量究竟有限，单凭这些不完全的文字记载，企图恢复过去的地理面貌，显然是不够的。实际的情况是若干历史地理的问题，尽管不见于文字的记载，但在实地考察中仍然会被发现，并能求得解决。”“为了进行历史地理的野外考察，航空照片的利用是常常有极大帮助的，因为通过航空照片的判读，可以发现一般在地表不能或不易看到的现象，如河流的故道、湖泊的旧迹、聚落的遗址等等，毫无疑问，这对历史地理学的复原工作是非常有用的。”
刘盛佳教授则从认识论的角度，关于野外考察对于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关于人类认识的来源以及认识发展过程的唯一科学的理论，“它的基本原理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实践论。在坚持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的基础上，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并把实践的观点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认识是从实践中产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人类的认识不是对客观外界的直观的消极反映，而是为了改造客观世界而进行的积极的能动的反映。这类认识真理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革命实践的辩证过程。历史地理学之所以要强调实地观察，就是为了增强我们的感性的认识”。
当然，关于历史文献考证与野外考察相结合之所以是历史地理学的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这个问题，还要算史念海教授的论述最为精辟：“要了解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就必须借助于文献记载”，“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研究地理现象，更重要是要进而研究地理现象的演变及其和人们的活动的互相影响，这就更离不开文献记载”，但是，“地理现象固然是在时时演变着，但各种演变不是都能齐一的。有的地方固然大异于往昔，有的地方还可依稀稍观旧迹，有的地方实际上也许没有多大的改变。没有改变和改变不多的地方。当然应该从事实地考察，就是改变很多或迥然不同的地方，也可就之推寻演变的痕迹。就是地面上忆经杳无所睹，还可借助于地下。考古发掘就就是从事地下探索的。”“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由文献记载当可了解更多的当时具体情况，而实地考察也可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这一点应是更为重要的。由于文献记载并非都是第一手的史料，也并非都是得之目验的结果，因而就不能说是毫无讹误之处。通过实地考察，这些讹误就可以得到纠正。这应该是相得益彰的。当然，实地考察并非仅仅是为了纠正文献记载的讹误去从事进行的。实地考察是为了更容易看到地理现象的实际情况，有助于了解其间演变的过程，更有助于探索这样一些演变的规律。”正因如此，“实地考察和文献记载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两者并行运用，应该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学的较为有效的步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必须有充分的准备工作，除了室内文献研究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外，还必须有地图资料、摄影摄像器材的前期准备；另外，野外考察只是研究手段，而不是研究的目的，野外考察所得到的认识要尽可能地反映在相关研究成果之中，制作相关地图以及适当运用照片影像以便直观反映地理现象变化的都是必不可少的。
（四）现代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的运用
历史文献考评与野外考察相结合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多适用于定性描述，要深化历史地理学研究，实现从定性描述走向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就必须广泛地采用各相关学科尤其是现代地理学的最新理论与研究方法，并且要充分利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正如侯仁之教授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一文中所阐述的，“现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利用有关史料仅作某种地理现象前后变化的说明是容易的，而要深入探讨以揭示其内在变化的规律，却是困难的；更不易从定性进入到定量的探讨。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现代的科技手段引入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这就是学科发展中在认识上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代新技术、新手段可以运用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主要有树木年轮学、孢粉分析、C14年代测定、“热释光”方法、古地磁测定、磷酸分析以及航空照片、卫星照片的解释等等。目前，这些研究手段在历史地理研究中运用的还不是十分普遍，有着广阔的运用前景。
自20世纪中叶以来，数学方法在地理学和历史学研究中都曾一度掀起过高潮，现在仍不失为重要的定量分析研究的手段，历史地理学者如何应用数学方法，加强定量分析，提高研究精度，与国内外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接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代科学方法论运用于地理研究的，前些年主要是所谓“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尤其是系统论应用于地理学研究更为广泛，历史地理研究也应当引入系统论。现在地理信息系统方法在现代地理学研究中已经相当普遍，如何将这一方法运用于历史地理研究工作中，也是今后应充分关注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