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傅早年特别对南洋史地方面钻研至深，先后出版相关专著、译著十余部，论文数十篇，是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时人顾因明就曾评论说其“用力之专，侪辈诚无出其右”。关于李长傅的学术贡献，近年来已有一些学者作了初步探讨，但对其在南洋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贡献涉及不多。这里拟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史角度，对李长傅在南洋历史地理研究方面的贡献略作论述。
（一）对“南洋”一词名称来由和地域范围的研究
南洋是我国近代以来对东南亚及其附近地区的传统称谓。关于这一名词的来由及其所指范围，20世纪20—30年代，李长傅曾在多篇（部）论著中作过专门讨论，而以其《地理学上所见之南洋》一文最为系统和深刻。在这篇论文中，李长傅论证说：“南洋之名词，在我国已成地理上习用之名，而其名称之由来，尚无讨论及之者。窃按南洋之名，本为地理之普通名词，习用已久，乃成专门名词。夷考其意，南者指方向，洋者指海外，与东洋、西洋成对立之情势，其习用为地理名词，不过近数十年事耳。我国通南洋虽早，而唐宋以前，只有南蛮、南夷之称，并无所谓南洋。明代大开海外航路，南洋群岛，船舶往来如织，然亦无南洋之名，而只有东洋、西洋。据明人之东西洋针路，大约以渤泥（今文莱一带）为东西洋之界，渤泥之东如苏禄、吕宋、台湾是为东洋，渤泥以西，如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马来半岛、爪哇及苏门答腊，是为西洋。故郑和之航行海外，只有下西洋之说也，清人记载始有南洋之名，如《海国闻见录》，有东洋、东西洋、南洋之名称，《瀛环志略》有南洋各岛章，然不习用，至于通用于官牍及报章，则不过清末之事耳。但当时国内另有南北洋之名称，北洋指黄河流域，南洋指长江及粤江流域，官制有南洋大臣北洋大臣之设立，海军有南洋舰队北洋舰队之区分，而此海外之南洋则通称为南洋群岛（如薛福成有《南洋群岛宜设领事疏》，《申报》常论及南洋群岛之华侨）。自民国成立，国内南北洋之名称，渐不习用，而南洋群岛简称为南洋，遂成地理上习用之名称矣。”这里不仅清晰地阐述了“南洋”一词的由来、最早习用的时间，而且论述了海外南洋与国内南洋的区别。在同一篇论文中，李长傅还研究了南洋在广义与狭义上的范围：“南洋者指南方海外之地，自无一定之范围，我国学者遂分为广义狭义二说，其范围亦各自有说，莫衷一是。此种种学说，大多源出自日本之纪载。日人所谓南洋大抵指东南亚洲及海洋洲（即大洋洲），即台湾琉球小笠原群岛，彼人亦有包括之于南洋以内者，彼邦学者又因其包括太广，是以其缩小其范围者，遂有广狭义二说。我国之所谓南洋固亦无明显之界限，然以习惯上言之亦略有准标。大约一般人之所谓南洋，不外下列之地：（1）安南（今越南）（2）暹罗（今泰国）（3）缅甸（4）英属马来半岛及婆罗洲（今加里曼丹）（5）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东部）（6）菲律宾群岛。此一带与我国之关系：（1）地理上与我国或陆地相连，或隔海相望，（2）在历史上或为我属邦，或为我势力范围，（3）在现势上，以上之地，为华侨之集中点，而经济上与我国关系最密。故鄙意以此为南洋之标准，较为适宜。”在《南洋史纲要》的“绪言”中，李长傅也有类似的观点：“所谓‘南洋’者，以其在我国之南方，而远隔重洋也。其地位殊难确指，说者谓有广狭义二说：广义之说，自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以迄澳大利亚、纽丝伦，东括太平洋群岛，西包印度，皆谓之南洋。狭义之说则仅指马来半岛及马来群岛为南洋也。据作者管见，南洋之名词，当然指广义之南洋。唯以中国为本位，可分里南洋与外南洋二部，后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为里南洋。澳大利亚、纽丝伦、太平洋群岛为外南洋。本书则以里南洋为标准。外南洋在地理上属于海洋洲，其历史与里南洋亦迥不相同，当归入海洋洲史研究也。”在这些论述中，李长傅不泥于日人之陈说，不仅分析了南洋在广义与狭义上范围的不同，而且根据其在地理、历史及经济上与我国的关系，确定了南洋的地域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李长傅还从自然地理学角度，将整个南洋地区分为大陆部和海洋部，即所谓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半岛）和马来群岛（南洋群岛），并认为印度支那半岛为亚洲大陆之一部，马来群岛则分属于两个大洲，其中西部属亚洲，东部属海洋洲（即大洋洲，又称澳洲）。至于亚澳两洲具体分界线，则与当时多数地理学者的观点相同，采用荷兰鱼类学家威伯尔（Weber）的说法，即“经阿卢（今称龙戈岛）及喀噫二岛间折而向西，经西兰（今称苏拉贝西岛）与Olri岛（今称奥比岛）间更折，而北经西里伯与摩鹿加群岛间名之曰威伯尔线”。同时，他又从政治区划即政治地理学角度，对当时南洋之法属印度支那、暹罗、缅甸、英属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英属婆罗洲、菲律宾等地区的政治归属及其内部各区的政治性质分别进行了简要的论述，如他指出：“英属马来半岛为若干英国之殖民地及保护国组合而成。就其性质上分为三者，（1）海峡殖民地为英国之直辖殖民地，分为三部曰新加坡、马六甲、槟榔屿。（华侨名之曰三州府）（2）森美兰、雪兰莪、彭亨、霹雳，四邦为保护国而联合为一邦，曰马来联邦。（3）柔佛、吉打、加央、丁嘉楼、吉兰丹，五邦为保护国。所谓英属马来半岛，为地理上之名词，非政治上之名词也。”
李长傅兼通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门学科，因而对于“南洋”一词的名称来由及其所指地域范围的研究不仅具有开拓性质，而且颇有科学价值，这可从与其他学者观点的比较中看出来。中西交通史、西域南海史地研究大家冯承钧1936年在其所著《中国南洋交通史》一书卷首《序例》中称：“今之所谓南洋，包括明代之东西洋而言。东西洋之称，似首见《岛夷志略》著录，然至明代始盛行。大致以马来半岛与苏门答剌以西，质言之，今之印度洋为西洋，以东为东洋，昔大食亦以此两地为印度与中国之分界。然在元以前则概名之曰南海或西南海。兹编研究之范围，东起吕宋，西达印度西岸，阿剌壁海西岸诸地不录，安南、占城、缅甸、暹罗四国不著于编：安南原列中国郡县；昔之占城为今安南之中南圻；缅甸与中国交通常遵陆路而不循海；暹罗至元代始合为一国，元以前其境先隶扶南，后为杜和钵底国也。”此说将历史上的南洋与南海或西南海等同，而将印度支那半岛（今称中南半岛）北部诸国排除在外，显然颇不可取。台湾近代史学者王尔敏于1985年曾撰写《近代史上的东西南北洋》一文，专论中国近代史上的东洋、西洋、南洋、北洋诸词汇之意义，论证南洋“其所包括地域，略计有越南、交趾、占城、柬埔寨、暹罗、丁噶奴、彭亨、柔佛、麻喇甲、亚齐、葛喇吧（即爪哇）等地，俱由元明以来所谓西洋地带转变而来”。其说则将南洋的范围与历史上西洋的范围等同，考证也略嫌粗疏。又，南洋一词所指地域范围，今人多谓与东南亚相同，如《辞海》释“南洋”一词即作：“①地区名。清末至民国时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各省为南洋，称江苏以北各省为北洋。②即‘东南亚’。”按《辞海》将“南洋”释为“东南亚”大致不误，但如果精确地说，清末民国时期所谓的南洋还应该包括马来群岛东部在地理区划上被人们划入大洋洲的那一小部分，而李长傅先生在70多年前就以地理学家的眼光揭示出了这一点，确属难能可贵，宜引起南洋问题研究者的注意。
（二）提倡中西史料互证、“参以南侨之口碑”的治学方法
民国时期的南洋研究是以南洋史地研究为主流的，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少，但以李长傅的成绩最为显著，代表性的专著有《南洋地理志略》（暨南大学，1928）、《南洋华侨概况》（暨南大学，1929）、《南洋华侨移殖史》（暨南大学，1929）、《南洋华侨史》（暨南大学，1929）、《南洋通史》（暨南大学，1931）、《南洋概况》（暨南大学，1931）、《南洋各国史》（暨南大学，1935）、《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南洋华侨》（商务印书馆，1937）、《南洋史纲要》（商务印书馆，1938）、《南洋地理》（中华书局，1940）等，译著有《菲律宾史》（商务印书馆，1936），编制的地图主要有《南洋物产交通略图》（暨南大学，1928）、《南洋大地图》（合编，中南文化协会）、《菲律宾全图》（合编，中南文化协会）、《缅甸全图》（合编，中南文化协会）等，在《南洋研究》《南洋情报》《南洋学报》《学生月刊》《中日文化》和《真知学报》等期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有数十篇。通过李长傅的相关论著和言论可知，他在南洋史地研究方面是有自己独到的方法的，其治学方法可概括为：提倡中西史料互证、“参以南侨之口碑”，具体为：
（1）中文汉籍史料记载的考证。
南洋各国除安南外，都没有完整的历史体系，古代史几乎全部缺失，其相关史地情况，主要见于中国史书的记载，所以研究南洋史地尤其是古代南洋史地问题就不能不着重依靠中文汉籍史料，李长傅也不例外。李长傅出身于商人家庭，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私塾教育，中学毕业后更是喜读史地方面的史籍，因而在相关中文汉籍史料方面有较深的功底。据其《自传》：“自1915年至1919年，除学习英文及农业课外，暇时在家自学。因为自己对史地颇有兴趣，专读些史地书。历史我读《史记》《汉书》《纲鉴易知录》《清朝全史》《中国历史》《东洋史》等；地理我读《方舆纪要》《中国地理》《水道提纲》《朔方备乘》《海国图志》《蒙古游牧记》等。”其中所提到的诸书，如东汉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水道提纲》、何秋涛《朔方备乘》、魏源《海国图志》、张穆《蒙古游牧记》等，都是历史地理的名著，而西汉司马迁所作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通史，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部历史地理学著述，其记事上起轩辕，下至汉武，所述历史地理内容涉及自然与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不仅有像《河渠书》《货殖列传》这样的地理名篇，而且还有大量的相关内容集中或散见于诸卷帙之中，例如，在《史记》的70篇列传中，有6篇就是专门记述周边地区的，分别是《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另外，《吴太伯世家》《楚世家》《越王勾践世家》中也记录了许多有关东南地区地理内容的史料。历史地理学尽管在学科属性上与现代地理学一致，但因为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问题，所以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记载。所以正如陈代光所说，“先生这种深厚、扎实的幼学功底，为他以后进一步深造、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西文（含日文）史料与研究成果的吸收。
南洋各国的近代史几乎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史。从16世纪起，南洋地区逐渐成为早期欧洲殖民者的掠夺对象，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荷兰和英国、法国等殖民势力也侵至东南亚地区。西方学者出于为殖民者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对当地也进行了较多的研究。但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没有“南洋”这一特殊地域观念，南洋研究也就不是一门特殊学问，只是归纳在汉学（Sinology）内，算作东方学研究的一部分。到了近代，日本也加强了对南洋地区的渗透，因此也有较多相关研究成果问世。尽管早期西方的南洋研究仅仅是汉学家的副产品或旁支，但西方学者包括日本的一些汉学家或东方学家在内，一时名家辈出，在南洋史地方面的研究成果却是相当可观的，研治南洋历史地理当然需要积极吸收、借鉴或批评。正因如此，晚清、民国时期的不少中国学者，在研治中外交通史和南洋史地之时，大多重视对于西文（含日文）史料与研究成果的翻译和吸收，如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和《中国南洋交通史》、向达《中西交通史》和《中外交通小史》、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等，皆其著者。李长傅在年青时即喜好学习英文，1929年至1931年春，又获得东方舆地学社资助，东渡日本，先在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语，在研数学馆学英语，继而入早稻田大学研读史地，这为他打下了较好的外文基础。大概从1922年开始，李长傅就开始借助外文资料开展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人文地理学》（中华书局，1927）、《地理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35）、《菲律宾史》（商务印书馆，1936）、《中西交通史上之南洋——节译日本关卫〈西域南蛮美术东渐史〉》（《中南文化》创刊号，1934年12月）、《南海贸易之摇篮时代》（《南洋学报》第1卷第2期，1940年12月）等相关译作。
李长傅特别提倡中西史料互证的方法，用他的话来说，对于不少史实的记载，“中西史书，各异其辞”，所以“研究中南历史者，苟能利用外国纪载，与中史参照比较，必有新史实发见，亦甚有兴味之工作也”。例如，他在《南洋华侨史》等论著中，论定诃陵阇婆在今爪哇岛，不少学者赞同此说，但当时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如温雄飞就先后撰写《唐代诃陵阇婆是否今爪哇之研究》《阇婆非爪哇考》诸文提出反对意见，并质疑其考证历史地名的方法。李长傅亦先后发表《诃陵阇婆今地考》和《读〈阇婆非爪哇考〉》两文进行商榷，通过大量英文史料与中国古籍反复考证，以澄清其确切位置、命名原因及其演变规律，并认为温先生的“前文专就中国史书考证，后文加入外人方面之史料，定阇婆之在马来半岛，征引甚渊博，不幸所得之结果，纯系误解”。他还特别从历史地名学方法论的角度强调指出：“古地名之考证，为历史上重要之工作，一有错误，则历史上记载之史实，失其根据，以致全盘谬误，遗误非浅。”“惟诃陵、阇婆，二地之在爪哇，并非著者创见，乃东西洋学者所公认，而著者所深信者，故敢采入拙著中”，“惟中国人对于数字之观念，不甚准确。若胶柱鼓瑟，加以不明南洋历史地理，专就中国史书考证，易入歧途，章太炎先生将耶婆提考往南美洲，即前车之鉴也”。客观地说，不论李长傅考证诃陵阇婆在今爪哇岛的结论是否完全正确，他提倡的中西史料互证方法却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实际上，李长傅有关南洋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是在翻译并运用英文、日文史料的基础上将之与中文史料进行互证后而取得的。当然，对于外文史料和研究成果，李长傅并非全盘照搬，而是取其“为著者所深信者”，即根据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择善而从之；对于中国史书记载，也能认识到其局限性，认真鉴别，“详加考证”。这种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究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3）南洋华侨口碑传说、家谱、碑刻资料的运用。
对于南洋史地问题的研究，李长傅提出不但要“采录群书”，而且要“参以南侨之口碑”。依笔者的理解，李长傅所说的“参以南侨之口碑”中的“口碑”两字，并非单纯指当地华侨的口碑传说，还应当包括家谱、碑刻资料在内。兹据先生有关论著中的实例以说明之。
李长傅对于南洋华侨口碑传说的运用，在其《中国殖民史》一书中有较多的体现。如他在论述元代中国与南洋地区贸易往来情况时就曾加过这样的脚注（李长傅称之为“足注”）：“据角田政治《外国地理集成》上卷，引华侨陈福禄之说：望加锡附近之莪哇（Gowa）武乞族（Boegis）部落，其酋长有刀，为元时之物。相传酋长之祖先，当时直接得之中国人，以传至今日。”在论及元之婆罗洲殖民地问题时，也说道：“婆罗洲北部与我国一海相隔，唐宋皆入贡中国，宋代曾与我国通贸易。据土人传说，与中国关系颇深，而元代曾设行省于北婆罗。”“尚有内部之蒲打坦人（Putatan）蓄有辫发，可见受蒙古人之影响甚深。据杜生人传说，系华人后裔。缘有中国人初自文莱至喀亚斯（Klias）河，从事胡椒之栽植，纳杜生妇女为妻，并招致中国亲友前来。后因避洪水之患及摩鲁莽斯人（Muruts）之袭击，移居邦都（Bundu）高地，子孙繁衍，即今日之杜生人。其人在中国新年，敬神焚香，尤完全守中国习俗云，据杜生人传说，更有中国人与支那巴鲁神龙之神话。相传多年前，有中国人三千人，居住在蒲打擔。中有一人名宝公者（Po Kong）与杜生酋长之女恋爱，酋长以女已订婚于其族人，不之许。二人乃逃往支那巴鲁山中。夜见有白光往来，审知为一神，每夜出穴，于口中吞吐红色宝石以为戏。宝公乃与其妻暗俟之，各两手握泥，待龙出穴，正吐出宝石时，以泥掷其目，使半盲。宝公取其石，天忽暗。宝公急劫石而逃，其妻则死于怒龙之手。卑劣之宝公亦不回寻其妻，终至单巴苏（Tempassuk district）之沙亚孛（Saiap）久住，其所藏之瓦瓮，至今犹存。今沙亚孛之杜生酋长，即其后裔云。”口碑传说资料固然可补正规史书记载之不足，但有些纯属误传或伪造，所以在李长傅看来，有些口碑传说资料是不可尽信的，使用时需要相当谨慎。如他在《南洋华侨移殖史鸟瞰》一文曾述及：“蒙古灭宋，宋遗臣多亡命南洋，而至安南者最多。爪哇相传亦有遗迹可寻焉。”对于前一句，文中加脚注引用郑所南《心史》和吴大连《大越史记》的相关记载互证之；而后一句，李长傅则加脚注谨慎地说明：“据南洋口碑，谓郑所南曾至吧城，曾录入拙著《中国殖民南洋小史》（《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五号）为国内谈华侨史者所采用，然据《郑所南文集》，及《郑所南传》，郑代终老吴下，足未出国门一步，此说恐不可据也。”
家谱资料的运用，在《中国殖民史》一书中也有体现，但李长傅对这类资料也持比较谨慎的态度，这可从他考证元世祖是否曾设中国河行省及所谓黄昇平总督一事中得到印证。西人记载有元世祖建设北婆罗洲中国河行省之说，谓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元世祖征服婆罗洲，于中国河设行省，其管辖地域兼辖苏禄群岛，中国总督名黄昇平（Ong Sum-ping）。又据苏禄王室家谱所载，黄昇平初至文莱，率中国人甚多，盖受元帝命求山顶神龙之宝石，此山后名支那巴鲁山（Kina-balu）。黄昇平有女嫁文莱苏丹阿克曼德（Akhmed），时在1375年。但是中国河行省及黄昇平事，中国史书俱无记载。两事是否可信，必须认真考证。对于黄昇平问题，温雄飞在其《南洋华侨通史》中曾有考证，他引用其同乡（广东人）黄卓如所述婆罗泥（即文莱）苏丹祭墓时所衣之服半作中国式，郊外也有“黄总兵之墓”的说法，考证该墓为黄昇平墓无疑，并且认为黄称总兵，可能是受命于朝而用的原衔，即使实际上是个海盗，也是比拟其所挟势力之大小，僭窃此号自娱。对于温氏的考证，李长傅的看法是：“温君确信苏禄王室家谱之可据，又发见黄总兵墓，故推定黄昇平为当时中国人领袖，而有女嫁于苏丹者，其推定尚可信。惟温君更谓此女非黄之亲女，必其来时，掠诸贫家，伪己女，未免故甚其辞矣。”至于中国河行省及所谓黄昇平总督问题，李长傅经过综合分析，认为其真相实际是：“据苏丹王室家谱系黄昇平女，下嫁文莱为一三七五年事，当明洪武八年，而西人谓元设中国河行省，而任黄昇平为总督，为一二九二年。据菲律宾克来（Craig）教授之说，是同为元征爪哇之附会。其言亦可信，因欧洲东来，南洋地理不明，于中国人所称之爪哇，不知确指何岛，而以婆罗洲土人之口碑纪载，与元征爪哇事混为一谈，此一可能之事也。”其对家谱资料之谨慎，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碑刻资料的运用，也可举几例。如在《泰国华侨之发展》一文中，李长傅就曾利用浏河口发现之《诸番事迹记碑》与长乐发现之《天妃灵碑》，认为“郑和七下西洋，永乐六年第二次出使时，曾至暹罗”；而在《明代中国满剌加交通史考》一文中，又据长乐《天妃灵碑》，论定马欢初次随郑和出行为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之时，而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第三次；在《诃陵阇婆今地考》一文中，则“据荷兰史学家得之爪哇碑碣上之纪载”，将诃陵“定为中爪哇之一古国，马来文为Kalinga”。从实际情况来看，李长傅引用南洋地区之碑刻并不以华侨所立汉字碑刻者为限，而是力求多方征引，此亦可以《明代中国满剌加交通史考》一文为证：“在十四世纪以前，马来半岛大多在苏门答剌与爪哇势力之下。在六坤（Ligor）七五五年之碑文，乃室利佛逝王所建者。一〇四六年之梵文碑文曾举The son Sri Maravijagottungavarman王名，谓彼为Kataha与Sri Vijaiya（室利佛逝）之王。Kataha一〇四四年达米尔文之碑文称Kadara，又称Kidar，殆即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之羯茶今之吉打（Kedah）。注辇（Chola）王罗茶印佗罗注罗一世（Rajendracola I。）在十一世纪初期，与室利佛逝之马来殖民地战争，一〇三〇年丹戎（Tanjora）之碑文有制胜羯茶（Kadah）、室利佛逝（Sri Vijaiya）、凌牙斯加（Langkasuka）、丹马令（Tamrulingga）之纪念。一〇六八年有注辇王征服三佛齐、吉打之事。但据《诸蕃志》，三佛齐之詹卑（Jambi）时代，蓬丰（Panhang）、登牙浓（Trengganu）、凌牙斯加、吉兰丹（Kelantan）等马来半岛诸地方，皆为其属国。一二三〇年斜仔（Jaiya）之碑文，六坤当时不属于三佛齐，而自有其国王。”其中征引各种文字碑刻之广博，让人叹服，从中也可略知，相对于口碑传说、家谱资料而言，李长傅在研究及行文时，似对碑刻资料更为看重一些。
（三）对南海丝路交通相关问题的研究
南海丝路交通兴起于西汉初年，发展于唐宋时代，鼎盛于元、明、清三代。自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对南海丝路交通的研究十分关注，名家辈出。李长傅因究心于南洋史地研究之故，对于南海丝路交通（或如他所说的“中国与南洋之交通”）相关问题的研究也相当重视，虽然没有如日本藤田丰八《东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法国伯希和《郑和下西洋考》及《交广印度两道考》、法国费琅《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及《苏门答剌古国考》、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等这类专门性的论著问世，但也发表了不少相关论文、译作，有些论著如《中国殖民史》也不乏涉及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如在《中泰古代交通史考》一文中，李长傅认为，“暹罗与中国之交通，有史可稽者，早在速古台王朝初期”，“明代中、暹之友谊，往来甚繁，故商船之往来亦繁”，文中依据《皇明实录》、《明史》本纪、嘉靖《广东通志》、日本东洋文库所藏《华夷译语》、张燮《东西洋考》、黄衷《海语》等史书中的有关资料，较为系统地研究明代暹罗入贡的情况，并援引富里特氏（Jeremias van Vliet）之说指出：“明代中国皇帝遣四学者至大城王宫永久任职。暹罗国王兄弟、王子，每年有船一艘，满载货物往广州。有沙船二三艘，往中国其他各地。因暹罗由旧例获得中国皇帝之特典也。”“当海澄开东西洋之禁，据万历十七年之定制，暹罗船四只与下港（爪哇）、旧港、交趾，占西洋之第一位。据富里特氏之说，欧人东来初期，自漳州及交趾来之中国人，以前较当时为多。彼等运来中国商品，而输出苏木、铅。又富氏谓暹罗与邻国詹卑、满剌加、大泥贸易衰退之原因，举出葡萄牙人竞争，大泥之乱，国王限制米粮之输出。又中国商人通商衰退之原因，富氏举出中国官营贸易之限制，在暹中国人对华贸易之拘束等。总之，主要之原因，不外十六世纪之葡萄牙人与次世纪荷兰人之东来，垄断东方贸易，对于明之南海通商，给予最大之打击而已。”在《明代中国满剌加交通史考》一文中，李长傅则专门论述了满剌加王国成立之经过、满剌加王国与明代朝贡及通商之关系、满剌加之被葡萄牙占领及其与中国之关系。其所作《郑和小传及其航行南洋之概略》《台湾与南洋——读史札记》《十六世纪中国海盗Chang-si-lao汉名考》《“菲律宾史上Limahong之真人考”补遗》诸文，对相关问题也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从系统性方面来看，李长傅对于南海丝路交通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其《中国殖民史》一书的相关章节之中。在他看来，“本国对外国之通商通使以及旅行，不能决定其与殖民一致，但此种交通——通商通使及旅行，每为殖民之先导。设中外交通而无之，则亦无从而殖民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在论述中国历代殖民（按：实际是海外移民）的过程时，每每先论当时中国与外国交通发展的状况，而又因历代中国海外移民实以南洋移民为主流，所以在他的《中国殖民史》一书中就多见关于中国与南洋交通的详细论述。如《中国殖民史》第二章《中国殖民之初期》第一节即为《中外交通与中国殖民之端绪》，其中又专门辟有《中国与南洋之交通》一节。在此小节中，李长傅论说“中国之通南洋，以海道为主，略与大秦使者之回航马来半岛而东来同时”，并对《汉书·地理志》的相关记载进行了研究，认为“设使儋耳珠崖郡之大洲为海南岛，徐闻、合浦在今广东境，日南、象郡在今安南境，此人所周知者。汉使所至之地，市明珠（即真珠）壁流离（一作吠琉璃为梵语Vardurya之对音，阿剌伯文作beulaur，拉丁文作beryllos，英文作beryl，皆出梵文，隋唐以后，与玻璃glass相混，汉代则指宝石之名），奇石，又使献生犀牛，其为马来群岛及印度一带，可无疑意”。其书第三章《中国势力时代》中专门对“元代之海外交通及殖民情况”作了论述：“元代之海外贸易，承唐宋以后，繁盛不亚于前。沿海所设之市舶司，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元正十四年（一二七七年）立市舶司一于泉州，令忙古领之，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而以泉州为最盛，代替唐宋之广州。当时一称剌桐城（Zayton）马可孛罗曾经其地，于其游记中纪其盛况，称为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当时船舶之建置，更较前朝进步，阿剌伯人Ibu Batuta纪载元末中国船舶之构造，设备载量，冠绝以前之纪载。中国与南洋及西亚往来频繁。中、南贸易范围，较前代为广，据汪大渊《岛夷志略》，如文老古（Maluka）、吉里地闷（Geli Timor）均与中国通贸易，为前代未闻而西里伯岛亦与中国人直接往来。可知中国通商地域已推广至香料群岛及小森达群岛矣。”此章对“郑和之航程”的研究更是经典之作，在这个小节里，李长傅依据《明史》《大明实录》及郑和《通番事迹记》等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碑刻资料、西人研究论著等，对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具体时间、航船规模、航行路线、登陆贸易地点、通商货物、实际所历并有迹可循之国家数目等，皆有精辟的考证，迄今仍然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中国殖民史》一书中此类研究成果颇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四）对南洋诸国历史地理问题的开拓性研究
近现代的历史地理学（有些历史学者将其简称为史地学）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沿革地理学（旧称舆地学）有一定的区别，是采用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历史上的地理问题，即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学科名称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学术界使用并不广泛，不少学者仍以中国古代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视之，研究内容多以传统沿革地理的政区沿革、地名考证为限，研究方法主要采用的是考据学方法，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家所撰写的涉及南洋史地的论著，如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等大致都不出传统沿革地理学的范围，国外汉学家的著作同样也不例外。张星烺在其《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的《自序》中曾谓：“史学（History）、地学（Geography）与立于史地二学中间的史地学（Historical Geography）皆为吾国固有之学。研究斯学者，代有其人。至于清代，乃更辉煌。研究域外史地者有魏源、徐松、何秋涛、张穆、洪均、屠寄、丁谦等。云蒸霞蔚。史地学可谓臻于开明之境界矣。”此论显然混淆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沿革地理学与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
李长傅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其因早年曾翻译过近代西方地理学家的相关论著如《人文地理学》（中华书局，1927），对于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并撰写过诸如《江浙海岸变迁之研究》这类历史自然地理学的论文，所以其南洋史和南洋地理的相关论著虽然受当时学科整体发展水平的影响，只是偶尔使用“历史地理”一词，并无以“历史地理”名篇的专门性论著，在南海丝路交通等方面的研究上也基本上不出传统史学和沿革地理学的范围，但其有关历史时期南洋政区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则早已突破了沿革地理的局限，而从历史地理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值得略事介绍。
南洋的历史地理问题相当复杂，其原因正如黄素封所言，是因“地域辽扩，种族繁颐，以前大小王国，为数之多，指不胜屈；且此起彼蹶，存亡兴替，遝杂万分”。而李长傅在《南洋史纲要》中，征引中外史籍和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尽可能地对南洋历史演进中各相关地名、种族名、酋长名及文物名称等进行了审慎考释，并系统复原了南洋地区历史政区演变的状况，附有七幅插图，用地图语言直观展现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在《古代的南洋》一文中，李长傅对古代南洋的民族地理、文化地理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他认为南洋史的开幕期大概在西历纪元初期前后，当时在南洋活动的民族主要有四个，“其中人数多而比较有文化的，是猛吉蔑族（Mon-Khmer）（即高棉族），占据印度支那半岛南部，从南金沙江（即伊洛瓦底江）低谷地东向拥有昭披耶江（即湄南江）平原的大部分，一直到澜沧江（即湄公江）的下流平原。猛吉蔑族以北之南金沙江，怒江（即萨尔温江）的谷地，是西藏缅甸族（Tibeto-Bbnmans）居住地，他们和西藏族有近亲关系。在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的主人叫马来族（Malaysian），一称巫来由族，他们曾经和许多民族混血，在先史时代，已经居住南洋。又在猛吉蔑族以东的印度支那半岛东海岸地带有占族（Chams）和马来族同一语言系统。占族以北富良江（即红河）流域一直到南岭，是安南族（Anamese）（一称越族）居住地，他们似乎和掸族（Shans）或泰族（Thais）有关系。这泰族或掸族以后担任南洋史舞台上重要角色，但当时还在中国南部云南一带。除以上四语族外，还有小黑人族（Negrito），在先史时代，其是南洋的主人翁，他们的分布地从南洋一直到中国长江以南，后来被上述诸族所压迫，渐次退向内部。在南洋史的开幕期已经退到印度支那半岛和马来半岛的内部山地了。”在简明清晰地论述了西历纪元前后南洋地区民族种类及其分布变迁以后，李长傅还分析了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对南洋地区宗教文化格局形成的深刻影响：“在西历纪元初期南洋的西面和北面有两大邻邦中国和印度，文化已经很发达。印度支那半岛西邻印度，但是陆路有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隔绝，交通不便，所以从印度到南洋的路径，是从南印度渡孟加剌湾到印度半岛沿岸和马来群岛的。中国当时则不由海道而由陆路从岭南一直到安南。”“印度文化对南洋的影响是宗教和艺术，而中国的影响则为政治制度和科学。中国直接统治安南，在公元以前，只限于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北隅。但是从公元以后，逐渐由海路和南洋各国发生朝贡通商关系，两方有使节往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历法，也传入南洋各地。南洋受着印度和中国的影响，有史时代，就从此开幕了。”另外，李长傅还从区域差异的视角，对古代的安南、占婆、柬埔寨、暹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历史文化演变特征及其形成原因进行了相应探讨，如认为从公元前3世纪末至公元10世纪中叶，安南一直为中国领土，“中国的儒教、佛教思想、汉文、中国政治制度，在安南的统治阶级中，根深蒂固。他们又因通婚的关系，更加中国化。但是一般民众对于此种文化，受影响较小”；“柬埔寨之艺术，与占婆相似，受印度之影响。初用木材，继用砖瓦，至九世纪始用石料。而印度式之建筑，并加入中国之影响，禄兀城及禄兀寺之建筑方式及其雕刻显然为印度式，而铜像等则受中国之影响”；“马来西亚社会的进步和印度支那一样，受印度中国的影响。但是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稍偏，所以受印度的影响大，受中国的影响小，所以进步也较迟”。这些论述都有较浓厚的历史地理学意味，很明显是受到了国外近代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影响，在研究旨趣方面与传统的舆地学家也是迥然不同的。
值得注意的是，李长傅的《古代的南洋》一文还有不少关于南洋诸国历史经济地理方面的论述。如他在该文中辩证地分析了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尤其是地理位置对占婆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占族在印度文化影响之下，“从原始的渔猎生活，渐进入文化的农商阶段。此国可耕地域虽然不大，但是因为沿海港湾河口密布，使商业发展。北与中国，西与大食、印度及安息往来通商。此正式的通商，或海盗式的通商，使占婆获得莫大的财富，有时且统制自印度至中国各商港之香料贸易权。此海上之优良地位，使占城获利益。但亦畀以祸害。当第八世纪之半，占婆很繁盛，引起邻国的垂涎，沿海常为马来尤其爪哇海盗队所骚扰”。他在同一文中，又精辟地分析了苏门答剌岛之重要古国室利佛逝在七至九世纪初经济繁荣的地理背景：“室利佛逝的繁荣，和其地理位置有关。其殖民地控扼重要的交通海路。室利佛逝最初的发展沿满剌加海峡（今译马六甲海峡），南有苏门答剌沿岸，北包括新加坡岛及今日柔佛的附近，此外苏门答剌和爪哇岛的新拖海峡（今译巽他海峡）也在室利佛逝掌握之中。各大河口都有室利佛逝的商业根据地，所以能统治中国和南洋往来的商权。”
李长傅关于南洋历史城市地理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缅甸之城市》《婆罗洲（今称加里曼丹岛）之自然环境及其现状》等文中。在《缅甸之城市》一文中，论及20世纪初缅甸城市10余座，虽然侧重于当时缅甸城市现状之介绍，但对于近代以来相关城市兴衰、市场发展、城市形态的演变过程等也多有简明的论述。如谓仰光（Rangoon）“在一八五二年英人占领以前，本一小渔村，自英人占领后，竭力经营，成印度之第三大埠（缅甸与印度在政治上联合为一单位，故称仰光为印度之第三大城）”；满德雷（Mandalay）“在缅甸中央平原之中心，濒伊洛瓦底江左岸，轮轨四达，交通甚便，本前王朝故都，市街分新旧二市，为正方形之城廓，周约三华里，高二十五尺，皆以瓦造，故华侨呼曰瓦城。宫殿皆华式，气象轩闳，大有汉家威仪，新市街在旧王朝时代，不过一小寒村，自英人竭力经营，四十年来，已成一新式之欧洲都市矣”；眉谬（Naymyo）“在漫德勒东北四十英里，沿腊戍铁道支线，高出海面二千英尺，在五十年前，本一寒村，因气候凉爽，夏季温度低于漫德勒二十度，为绝好避暑地，自铁道通后，英人多来此建屋避暑，遂日趋繁盛，缅甸巡抚亦有行署在此，有疯犬医院，为缅甸所罕见”；腊戍（Lashio）“为缅甸铁道腊戍支线之终点，当北纬二十二度五十六分，东经九十七度四十五分间，高出海面二千英尺，为掸人贵胄学校，附近之溪谷，昔日人口甚繁密，现渐减少”；八莫（Bhamo）“华侨呼之曰新街，濒伊洛瓦底江上流，左岸距江口九百英里，为伊洛瓦底航路之终点！自瓦城有轮船可达，上水四日，下水三日，若由瓦城乘火车至吉沙（Katha）可乘轮船至八莫，（一四五英里）尤称便利。自此东北至云南四川者，多取道于此；市街分新旧二市，旧市在新市之东，有城垣作长方形，现作兵营”。在《婆罗洲（今称加里曼丹岛）之自然环境及其现状》一文中也有类似论述，如谓“北婆罗之首府因气候风之转移，本在山打根及哥打基纳巴卢二地转移，一九三六年五月，乃固定山打根为首府”；“文莱（Brunei）一译婆罗及蒲卢尼，为文莱王国唯一都市，一名达尔乌尔沙拉姆（Dar-ul-Salam）为‘和平城市’之意义，距文莱河口十二英里。人口约一万二千，分新旧两市街，旧市街自土人之水上聚落而成，新市街一九一〇年所建，在上市街之对岸，有官衙店铺及住宅，华侨商店颇多”；“古晋（Kuching）或译龟祯，为沙劳越王国之首府，在该国西南隅，溯沙劳越河四十余伋。在旧文莱王国时代，为本地方之首邑，曾呼沙劳越，自一八七二年起，改名古晋。在布罗克建国以前，不过人口千人之小镇，其后逐渐发展，现有人口二万五千，为政治、商业之中心”。这些相关论述，虽然不是非常系统，但已涉及南洋历史城市的诸多方面，足见李长傅对南洋历史地理问题关注领域之广泛。
（五）对南洋华侨历史地理问题的系统研究
南洋华侨历史地理属于区域华侨历史地理性质，按理也属于南洋历史地理的组成部分。不过由于李长傅的南洋史地研究基本上侧重的是南洋华侨，所以他关于南洋华侨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当系统，涉及华侨来源地、移民原因、人口数量、地区分布、经济形态、文化差异等多个方面，也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故值得专门进行评述。
南洋自古以来即为东方与欧、非之间居民海道往来的通道。自秦汉以来中国人移居南洋开始，经唐宋时期，由于人数增多，形成华侨聚居地。至明代，中国移民更盛，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地不断出现和形成唐人街。这个时期，华侨绝大部分未携家眷出洋，多与侨居地妇女通婚，造成中国混血儿，如越南的明香（乡）人、泰国的碌津、菲律宾的美斯蒂索、马来亚的岑岑、印度尼西亚的土生华人等。李长傅在其《中国殖民史》一书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于中国海外移民何以集中于南洋、南洋华侨何以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两省这两个相关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南中国前临太平洋之支海——南海，在原始时代，海洋虽有水之沙漠（Wasserwust）之称，但文化进步，人类利用海洋，由沿岸航海而进至远洋航海，此非交通的海岸，转变而为交通的。且隔海之后印度、马来群岛诸地域，气候炎热，物产丰富，生活容易，其自然环境与中亚沙漠高山地方相反对，诱惑之力甚巨。此我国海洋殖民之盛于陆地殖民也……宋元而后以迄有明，移殖海外者日众，尤以南洋为壑。迨欧人东来，远洋航路大开，而轮船发明，中国侨民更由南洋而远至美、澳焉，南中国住民之移殖海外者，以闽、粤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其自然环境及人文之原因可得而言者：一、广东、福建与南洋一海相隔，往返颇便。如自福建至吕宋岛，不过三百数十海里，利用季候风之力，三日可达，其便利可知。二、中国人因家族观念及儒教思想，不愿弃其祖宗坟墓而远客他乡。闽、广因开化迟，此种思想浸淫未深，且民性慓悍，海盗横行。对于乡土观念甚薄，故人民富于远游之心。三、闽、广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故视海洋为坦途。如唐、宋、元、明出征南海，多以为征集军队之根据地，人民因熟练水师，其习于海外生活，自视为当然。”
在《华侨研究之基础问题》一文中，李长傅曾专门论述了“华侨移殖的原因”。关于这个问题，以往的学者曾从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进行过探讨，但在李长傅看来，前人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三点错误：“一、用罗列的方法，列举各种因素，而且把主因看错了，所以不能把握着全问题的中心。二、各种因素大多站在朴素的唯物论或主观的观念论观点，不免有虽不欺瞒而仅具片面观之嫌。三、把移民的现象误作移民的原因，犯了因果颠倒的错误。”在对过去的移民理论加以评估以后，他认为应当利用新的方法论来研究之，即“一、认识牠正确的主因和副因。二、说明各因素相互的关系。三、用历史的契机，说明整个的移民因素。”中国移民的主因在哪里呢？李长傅认为，“最初因为农业恐慌内的动因，与移住地的富庶外的诱因，而发生移民运动。嗣后更加上世界资本主义的需要劳动力，乃发生大移动”。但同时他又指出：“各因素都有相互的关系。列强输入中国的劳动力，何以以南中国为主呢？而北中国在后呢？全中国都是有适用的劳动者，国内农业恐慌并不限于中国一部分，而中国移民的区域何以又限于一隅呢？那就不得不以地理环境的原因来说明了。”这样的分析论证，有力地说明了李长傅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既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又避免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而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作为分析研究历史地理问题的指导思想，尤显难能可贵，不仅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且值得充分借鉴和学习。
在其他相关论著中，李长傅对于不同时期南洋华侨的人口数量和地区分布也有不少精辟的论述。早在1923年，李长傅在其《世界的华侨》一文中，就曾统计和分析过世界华侨的人数和分布情况，指出据1914年以前的数据，世界华侨的总人口合计为9330622人，“近七八年来，南洋、南美华侨之人数，岁有增加，大约在百万之间”，其中据侨工事务局在民国八年（1919年）的调查报告，世界各地华工人数为912295人，“多是契约劳动，现在虽然遣回的很多（如法国），然而全数是有增无减的”；从地区分布上看，华侨人数以南洋为最多，共有3484076人，其中“华工以法俄英荷属地为多”，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如暹罗全国，人口八百万，华侨竟有一百二十六万，占全国人口七分之一。更就盘谷京城而论，人口六十万，华侨二十多万，就占全城人口三分之一了。据一九二一年调查，英属人口三百十七万，华侨一百零七万，也占全数三分之一，更就海峡殖民地而论，人口总数八八一、九三九人，中有华侨四九七、四〇六人，更占到半数以上”；以华侨籍贯省别而论，“以闽粤二省人占大部分，沿海各省次之。在南洋，福建人占三分之一，广东人占三分之一。在日本及朝鲜，江浙山东人及闽粤各占其半。在法俄二国，各省人全有，山东，直隶人为多。在美国的可算全是广东人”。1929年，李长傅又据各种最新统计资料，对海外华侨的人数及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在《中世南洋华侨发展史》一文中，则分阶段论述自8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即自唐以来，经宋、元至明时期，华侨流寓南洋各地的情况。
对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荷属东印度、英属马来亚、菲律宾等地华侨之发展，李长傅皆有专文论述，其中有些还涉及地区内部华侨分布、经济形态、文化差异等方面。如李长傅认为，法印之安南，“近代明确的集团移民当自十七世纪始”，“此外尚有由陆路逾北圻之界及利用季候风由海路移住者，络绎不绝，彼等结成规模大小不同之集团，向法印移殖，居住于都市，或分散于小市镇”，“经由陆路之移民，其稍具异点者，为云南而来之移住民”，这些移民“最初并无移殖之目的”，故而“移住后之生活状态以农业为主，定住地方为现在之北圻”。另外，“实则自十七世纪末叶以后，中国移民之目的地以现在之南圻占主要之地位，此种倾向至今犹然。推究原因，盖安南政府在其国土之偏僻地域欢迎人口之增殖；南圻在安南领土中，气候最温暖，而人口极稀薄，水路纵横，通商便利；至北圻与中圻，人口较稠密，交通不便，盗匪为患。华侨之移殖所以偏于一隅者，实有其积极的与消极的原因在也”。至于法印之柬埔寨华侨的情况则是：“柬埔寨王国中国人之移住，自古有之。自四川、云南之山岳地，沿湄公河之溪谷南下者有之；由闽、粤利用季候风乘沙船而来者亦有之。其安南之移民异趣者，即在柬埔寨之中国人，以从事农业及渔业为主。但来自福建、广东之移民则多从事商业，四川、云南之移民则多从事农业，而以后者占大多数。”在李长傅看来，移居海外的华侨尽管有职业上的差别，但因籍贯不同而形成的文化差异却更为明显，尤其是“闽、粤因语言关系，乡土观念并不比中部为薄，地方及家庭的团结，在南洋、美洲到处可以见到”，“华侨的结社，有中华会馆，差不多各埠皆有。可惜太分界限，闽人粤人不联合，新客侨生，又分界限，多半由于语言不同的原因”，“南洋的学校，比较华侨的别样公益事业，可算发达了”，“可惜华侨自分界限，粤人设一校，闽人又专设一校”。他还深刻地指出，由于乡土观念太重，“闽粤皆视邻县如邻国，隔省更甚，语言且不能通晓，感情更难融洽了”，这不仅造成了不同籍贯的华侨各自形成自己的居住区和社区文化，而且造成党派林立，“容易发生堂斗等结果”，成为自身发展进步的障碍。李长傅这些关于南洋华侨历史地理的开拓性研究，开华侨历史地理研究之先河，对于今天的华侨华人研究和东南亚历史地理研究来说，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六）对南洋相关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
李长傅不仅是将近代地理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南洋史地研究和南洋华侨研究的第一人，而且相当重视对相关南洋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和校释，这方面的代表作有《马哥孛罗游记中之南洋》《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笺释》《马哥孛罗游记海南诸岛新注》诸文和《〈海国闻见录〉校注》一书，其中前三篇论文均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而后一书则是《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笺释》的扩充，完成于60年代初，正式出版于80年代，篇幅都不算很大，但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其南洋历史地理研究工作成就的一个重要部分。由于李长傅具有近代地理学的素养，又专注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所以他对于相关南洋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和校释，就不以版本校勘和言义训诂为主，而是“以注释地理，特别是地名为主，并涉及必要的历史说明和有关名词解释”，使其相关作品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古籍文献整理的范畴，在南洋历史地理研究方面有了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马可·波罗（Marco Polo），一译马哥孛罗，是中世纪意大利杰出的旅行家，其所作游记，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眼界，在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由于马可·波罗曾到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所以在其游记中也有不少关于南洋地区的记载，是研究南洋历史地理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其中原书第三卷第五章至第十八章，涉及不少在中外交通史和南洋地理方面相当重要的历史地名，李长傅在翻译这些相关地名时均尽可能依据中文汉籍史料进行考证，予以准确翻译和定位，如将Zai-tun译为剌桐港，并释云：“剌桐港即泉州，因城植剌桐故名，见《方舆纪要》。”将Ziamba译为占婆，并释云：“占婆一称占城，即《西域记》之瞻婆，其地域在越南中部一带。”将Lochac译为罗斛，并释云：“罗斛之名见《元史》。据《元史》所载，暹罗本为暹及罗斛二国，后并而为暹罗国。罗斛之地，当在暹罗之南部，或谓即六昆（Lakhon）（在马来半岛）是也。又原书谓自崐崙东南行，为婆罗洲系岛屿，非大陆之一部，则东南当系西南之误也。”将Malaiur译为马来由，并释云：“马来由《佛国记》一作末罗游，即今苏门答剌之占碑（Djamlet）地方。当波罗以前百年，曾建设马来由国王（引者按：国王两字疑倒置），一二五二年间，其国王迁至马六甲，此马来由殆指马六甲而言。”将Samara译为苏木都剌国，并释云：“苏木都剌名见《元史》，明人纪载作苏门答腊，即今苏门答腊岛之所由来也，在波斯西，今译作Samalanga。”Dragoian译为那孤儿，并释云：“那孤儿名见《瀛涯胜览》，一作花面国。在今苏岛之西北角，名Pedir。”将Lambri译为南无力，并释云：“南无力名见《元史》，又《瀛涯胜览》作南渤里，在今亚齐之东南。”这些译名和释地，皆引中国史书之记载以证之，显示出作者深厚的传统汉籍史料功底。
《海国闻见录》为清初陈伦炯撰，是一部综合性的历史地理著作，具有丰富的自然地理及人文地理内容。《四库全书提要》评价此书说：“凡山川之扼塞，道里之远近，沙礁岛屿之夷险，风云气候之测验，以及外番民风物产，一一备书。虽卷帙无多，然积父子两世之阅历，参稽考验，言必有征。视剿传闻而述新奇，据故籍而谈形势者，其事固区以别矣。”此说辩证地指出了这部书的优点和缺陷。对于《海国闻见录》中所涉及的地名，李长傅则更重视以中西史料互证的方法，对相关地名进行笺释，或指出古地名的今址所在，如释台湾岛东南之沙马崎：“沙马崎今台湾南岬。《东西洋考·东洋针路》‘澎湖用丙巳针五更取虎头山，用丙巳针七更沙马头澳’。藤田博士谓虎头山一称斧头山，在安平附近，沙马头澳即沙马崎。（《岛夷志略校注》三页）。”或述其地名的源流，如释安南之东京和西京：“十八世纪初，越南分南北二朝，北朝为黎氏，掌握政权者为郑氏，称大越国，即书中之交址国，都交都（今河内），即书中之东京（称东都）；南朝为阮氏，建广南国，都顺化，即书中之西京（一称西都）。”对于西人的相关错误或不甚准确的解释，李长傅则尽可能进行补充或修正。如释《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所记红头屿之方位：“一作红豆屿，西人名烟草岛（Bateltobago）。夏德（HiRth）、柔克义（Rockhill）合译《诸蕃志》琉球条谓谈马颜之对音，显系附会。按tobago一词，十六世纪后才从美洲传入东方，今名兰屿，在台湾南角东偏北四十三里，面积三万平方公里，高910公尺，为高山族中yami族的居住地。另有小红头屿，在红头屿东南。”又如释恶党之方位：“恶党即《东西洋考》之屋党，和田博士考证为班乃岛南之Aton（《东洋学报》十二号，《明代以前中国人所知之菲律宾诸岛》）。但与《海国闻见录》所载吕宋至恶党二十三更，宿务二十四更不符。当为宿务东南小岛Mactan（即一五二一年麦哲伦被害处）之对音。”
由于时代的限制，加上著者主观上的原因，陈伦炯撰的《海国闻见录》一书中还存在许多错误和不足之处。对于原著的错误说法，李长傅认真考释，予以纠谬。如《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中说：“吕宋大山北从宰牛坑延绕东南，昔为大西洋、干丝腊、西班牙，是班呀国亦名吕宋国，故以名此岛。”李长傅在《海国闻见录东南洋记笺释》一文中笺释云：“大西洋指欧洲，干丝腊为Castilla对音，是班呀即西班牙，皆指西班牙。《清通考·四裔门》：‘干丝腊在西北海中，与英吉利相近，风俗与英吉利同，其国王姓名传国世次无考。每岁驾夹板船来广东互市，据吕宋、速巫（按即宿务）等处，为贸易之处，干丝腊国常分遣小王镇守吕宋云。’《海国闻见录》谓‘是班呀亦名吕宋国，故以名此岛’，不当，《瀛环志略》曾论之曰，‘或谓西班牙本名吕宋，故以马尼拉为小吕宋，殊不知西班牙之据此岛，在万历年间，而洪武七年入贡，其国即名吕宋，本系客袭主名，反谓主借客名，盖亦未考其缘起耳’。案一五二一年西班牙遣麦哲伦初至吕宋群岛之宿务，一五六五年正式占领群岛。”又如《海国闻见录·南澳气》篇还据《宋史·琉球传》中有关落漈的记载，对我国的千里石塘、万里长沙（今南海诸岛）的情况作了不切实际的描写和解释：“南澳气，居南澳之东南，屿小而平，四面挂脚，皆嵝岵石，底生水草，长丈余。湾有沙洲，吸四面之流，船不可到，入溜则吸搁不能返。隔南澳水程七更，古为落漈……试问入而不出，归于何处，岂气下另有一海以收纳乎！四入者从上而入，必从下而出，如溪流涌急，投以苇席，入而出于他处，此理甚明。”李长傅据《诸蕃志》《元史·史弼传》《郑和航海图》《海语》《海录》等相关史料的记载，考证“南澳气以地望准之，当为我国的东沙群岛”，但同时又指出“本篇所述，显系附会之说，不符合实际情形”。这从一个方面可体现出李长傅严谨的学风和良好的现代地理科学修养。
总之，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兼通地理和历史两门学科，谙熟日、英等国文字的李长傅，作为南洋历史地理研究的重要奠基人和开拓者，在南洋历史地理研究方面颇多致力，其相关论著在“南洋”一词名称来由和地域范围、南海丝路交通相关问题、南洋诸国历史地理问题、南洋华侨历史地理问题及南洋相关历史地理文献的整理与校释文献等方面，均作出了不少有益的研究和探索，值得系统地加以总结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李长傅所提倡中西史料互证、“参以南侨之口碑”的治学方法，尤其是采用近代人文地理学理论、从人地关系角度对于南洋华侨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不仅使他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思想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更值得当今在研究中外关系史、华侨华人史有关问题时参考和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