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变法，以极快的速度在全国各地施行开来，轰轰烈烈地掀起大宋乃至整个中华历史上的一场改革。
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水利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一系列的措施迅速出台，王宰相的铁腕意志贯穿其中。
“王安石，朕孤注一掷了，你可有把握变法成功？”皇帝的眼神严峻。
王安石坚定地点了点头，他对自己的政治蓝图充满信心。
然而，老天爷似乎并不愿帮助王安石。随着变法的开始，全国各地竟然同时出现了大面积旱灾、涝灾，一时间，百姓潦倒，生活窘迫。
这是天灾吗？这是天灾吗？年轻的皇帝有些着急，一遍遍问着。
王安石的心里很憋气，为什么偏偏他开始变法，就碰上了这样的灾祸？
“陛下不必忧虑，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天变不足畏。”王安石始终有着一种大无畏精神，他在给神宗皇帝打气。
然而，士大夫阶层已经群起而攻之了，大臣们开始陆续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他们看到的是国家基层的混乱，天灾已来，还有——人祸。
王安石的政策是好的，可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通过庞大的官僚体系传到最基层时，已经完全变了味。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切利国利民的措施，在层层加码中，最终都异化成了可怕的灾难。
在洪涝灾害发生时，官员们为了完成上级“贷款生息”的任务，强迫农民借贷，并私自升息以捞取暴利——青苗法变成了官员们捞钱的方法；
在政府采购方面，政府操纵了物价水平，形成垄断恶果，打压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市易法变成了官员们垄断的工具；
还有保甲法，本是为了巩固国防军事，却变为了军方捞取钱财的机会，导致百姓为逃兵役而不得不自断手足，一片惨相……
短暂迅速的变革，确实产生了一些实际效应——国家财政富裕了。可是，更大的破坏随之而来，民间经济一蹶不振，农民生活潦倒，哀鸿遍野。
朝廷之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众多的元老重臣都成为变法的反对派，仁人志士们也都站出来反对王安石的新政，一时间，王安石成了众矢之的。
“陛下，变革实在太快了，国家难以适应这样的速度！”
“陛下，变法刚施行，就招来天灾，这是上天在谴责啊！”
“陛下，新法在基层的施行很不到位，政府倒是富裕了，可百姓却更贫穷了……”
“陛下，变法与原先宗旨背道而驰，全国手工业经济已经萎靡不振了！”
这些反对声音中，有王安石曾经最亲密的朋友、许多帮助过他的人：曾经的好友司马光，曾经欣赏他的上司欧阳修，文坛的领袖苏轼，曾经主张变法的富弼，曾经在皇帝面前推荐他的韩维……这些人在大宋王朝无不是响当当的人物，他们同样为国为民，也同样反对王安石这般改革。
改革，并不一定是好事；利民的政策，传到基层时，也并不一定真正利民。
王安石在描绘他的政治蓝图时，忘记了最关键的要害：中国庞杂的官僚体系。
此时，王安石性格上的缺陷明显暴露出来——他太执拗了。他不听任何劝告，不作任何检讨，他始终相信自己的决策是正确的。他对自己说：我胸怀坦荡为了国家，难道有错吗？
有了神宗皇帝的支持，王安石大权在握，他痛下狠心，清除一切反对他的人。罢官的罢官，发配的发配，贬职的贬职，只要是反对改革的，一律排斥！
司马光以私人的身份拜访王安石：“介甫兄，你我昔日皆在包公手下共事，也曾是文学好友。我以昔日朋友的身份劝你一句，不要太执拗了。”
王安石以礼相待，但他拒绝了司马光的劝诫：“昔日包公宴请我等，执意劝酒之事，司马兄可曾记得？”
那是十几年前，年轻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同在开封府包拯手下做事，一次酒宴上，包拯劝两位同僚饮酒，司马光推辞不过，稍饮了一小杯，而王安石却坚持不饮，其执拗的性格让包拯很下不了台。
司马光叹了口气：“介甫兄，你性格偏执，不给情面，是成大事的障碍呀……”
王安石面露不悦：“司马兄，我胸怀坦荡，为官清廉，变法乃是为国家大义，不是为个人荣华。我何错之有？”
司马光一时语塞。
只是，司马光对王安石不再抱希望了，他们已然成为两条道上的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而王安石，执意要清除那些“阻挡改革的落后分子”。
一场秋风，肃杀拂面。
改革的背景下，有多少人需要付出代价？从神宗熙宁二年（1069）始，反对新法的人中，苏辙、黄庭坚、韩维、富弼、文彦博等一批重要臣僚先后遭贬谪……翰林大学士司马光主动提出辞职，大理评事官苏轼请求离开京城去外地，一批文化大师们成了这场变革的牺牲品。
瑟瑟秋风吹进来，皇宫大殿里少了许多熟悉的面孔。王安石站在群臣面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决心将改革进行到底，不惜一切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