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1月16日前后，莫理循的报道有一定的区别。在此之前，他虽然报道袁世凯的行踪、活动，但对南北双方情形都有介绍。而在11月16日之后，莫理循明确地把支持袁世凯当共和国总统作为他的主要报道和活动内容。这一变化与他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有着根本的关联。1911年11月16日前，莫理循对革命党是同情的。但在政体选择上，他认为，“似乎以保存形式上的清廷，建立君主立宪制度为宜”。“现在得出最好该做什么的意见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在现在绝对君权和如此众多的中国人正在酝酿的共和国之间，要有个中间阶段。清王朝终究还有一种使中国各省和人民凝成一个整体的影响。也许最好还是保留清朝，剥夺满人的全部特权，仅给他宪法规定的权力。政府军在汉口附近就要开始的战斗中获胜，可以肯定这个成功只是暂时的，并且不会再有接踵而来的胜利”。他了解到，在北方“有一批强有力的人物赞同皇室提出的立宪计划，他们是：拥有军权的袁世凯；以张绍曾和吴禄贞为代表的将军们及他们麾下的军队，包括最近在陕西发动兵变的士兵；资政院（至少是资政院中的大多数）的要员正努力劝使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采取一致的步骤。如果上述计划行得通的话，这个运动的力量将大大增强，也许会强大到足以说服中国南部主张共和的团体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约定先建立当前拟议中的君主立宪制，而推迟建立联邦共和国的日期”。11月15日，汪精卫、杨度等组织的国事共济会，主张南北停战，由国民会议协议国体。莫理循在19日电文中专门长篇报道了他们的活动和主张。莫当时认为这一主张并不可行，但他说，“许多明达之士相信可行。他们认为外国人将给以友好的建议”，从而引导朝廷退往热河。他们建议，在朝廷离开之日由袁世凯执掌一切。
莫理循在提出对中国前途的主张时，注意与中国文化人进行讨论，希望听到他们的真知灼见。他曾写信向严复请教对局势的看法。目前虽然没有找到莫理循给严复的信函，但可以想象他在表示关切的同时，会这样询问：“中国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她目前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中国应该怎么做？”严复于11月7日特意写一长信给予答复，“衷心感谢”莫理循“在这样一个动荡时期”向他表示的“关切之情”。严复在信中特向莫理循说明：“你也可把此信给你那些对中国抱有良好愿望的朋友们看。”莫氏立即将此信寄给《泰晤士报》，并于11月10日致函布拉姆，建议“原封不动地将此信发表”。《泰晤士报》于11月28日在第五版予以全文发表。严复的观点与莫理循当时的想法是一致的。他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完全不适宜建立像美利坚合众国那样的新型国家。人民的素质和周遭的环境至少还需要三十年的改进与同化，才可能达到那样的水平。共和思想受到一些轻率的革命党如孙中山之流的大力提倡，但被所有稍有常识的人所反对。依照文明进化之法则，最好的政府形式是向较高一级发展，因此，中国应保留专制，但应是具备符合的宪法的有限政体。要使其结构比以前更好，从而使之更适合中国并有所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需要，可以迫使幼帝退位，从皇族中遴选一位成年人来接替他。”严复还呼吁列强干涉，希望列强四国银行考虑借款的条件：赋予袁世凯同革命党人议和的全权，并进行革命党人所要求的不论多大程度的改革。
莫理循对于严复的观点深表赞同，否则他不会把严复的信件只字不改地交给《泰晤士报》。他之所以产生“君主立宪”的过渡思想，一方面是由于他长期以来对中国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于这一时期，他了解的主要是北方的一部分情况，对南方普遍要求共和的呼声没有多少感受。主要原因是前述的其汉阳之行受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国形势的判断。虽然他感受到北方同情革命的气氛，但他没有亲身感受到南方强大的革命声势，对于南方立宪派已转变态度赞同共和的状况了解得并不十分透彻。
事实上，当时南方革命声势浩大，就连始终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宪派也在转变观念，要求实行共和制。立宪派领袖张謇是其中的代表。1911年10月21日，张謇与伍廷芳、唐文治和温宗尧联名致电摄政王载沣：“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国民心理既同，外人之有识者议论亦无异致，是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11月8日，张謇又致电主张君主立宪的袁世凯：“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希望他赞同共和，“为神州大陆洗四等国最近之大羞，毋为立宪共和留第二次革命之种子”。11月13日，张謇会同江苏都督程德全，派江苏咨议局议员杨廷栋面陈他们赞成共和之意，进一步说明“其必趋于共和者，盖势使然矣”。所以，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成内阁，任命张謇为农工商大臣后，张謇于第二天11月19日即发电报坚辞不就。他再一次忠告袁世凯赞同共和。对于袁世凯希望他到北京讨论政体问题，他直截了当地说“自无去理”。当时的形势，响应者声势浩大，要求共和是起义者和附和起义与赞同起义者中大部分人的共同口号。但是，应当指出的是，要求共和的声势虽然浩大，要求未来共和国的领导人却是袁世凯而非孙中山。革命党虽然强硬地坚持共和政体，但在领袖问题上却不能坚持由孙中山始终如一地担任总统。因为革命声势虽然很大，但立宪派、起义军和革命党中的一部分人，如宋教仁、章太炎等，拥戴的是袁世凯。
袁世凯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编练北洋新军，注重振兴实业，并在直隶省进行各方面的革新。1905年后，他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袁世凯十年来的作为赢得了国内资产阶级立宪派对他的推崇。相对于袁世凯来说，孙中山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在海外，他对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很小的。他提出的民生主义在当时更多地反映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即使是同盟会内部也认为他的主张理想成分大于现实实际。辛亥革命爆发后，举国一致的心理是希望迅速平息动乱，稳定政局。帝国主义列强希望维护他们的在华利益，英、俄、日、美等国驻华公使多次力促革命党尽早结束冲突。国人的普遍心理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使国内资产阶级倾向于一个能够挽救危局、重建和平与秩序的强有力人物。这时的选择更多的不在信仰，而在于现实的需要。人们选择的是袁世凯。陈旭麓先生说，袁世凯“不仅手握重兵，并且有过庚子之变时在山东‘保境安民’的形象；有过‘新政’时期力倡立宪的名声；有过宣统时被满人排斥归山的历史”，“那时，‘非袁莫属’的声浪不仅喧嚣于立宪官僚和外国公使、领事，而且在起义军和同盟会内部也有共鸣”。
11月16日前莫理循根据自己对中国长期以来的认识，做出了他对中国未来形势的分析和预测。这就是虽然同情革命，但比较理想的结局应当是保留清廷的君主立宪制。而在11月16日蔡廷干向他分析了南方形势之后，他迅速改变了看法。因为他虽然有自己的认识，但作为记者，他更看重现实与需要。在理解了形势不可逆转的现实后，他不再拘泥于原来的观点，而是投入到新的报道中，这就是在承认共和为大势所趋的前提下，继续为自己的认识而奋斗，即袁世凯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极力向中国人和全世界的人们说明，只有袁世凯才可能担负起重担，因为他认为袁世凯可以得到列强的承认，而革命派不能；袁世凯可以实现国家统一的目标，而革命派不能。
11月16日，袁世凯的幕僚、秘书，袁世凯派往武昌谈判的密使，莫理循的密友蔡廷干到莫理循家里，把他与南方革命党的谈判结果全盘托出。两人的长谈对莫理循重新认识形势起到了重大作用，莫理循最后得出了结论：1.没有希望搞保留满人地位的君主立宪制。2.袁世凯的亲信蔡廷干本人反对保留满人地位。3.皇室开始意识到它的处境毫无希望。当时袁世凯主张在宣布剥夺清朝的全部权力的情况下使清朝继续保持下去，并竭力使他的这种观点同整个长江流域和长江以南所有省份建立共和国的决心取得妥协。而蔡廷干在使命完成后，却证明袁世凯的主张已经行不通了。第二天莫理循即约见资政院的代表，当天又去信给布拉姆：“今天早晨我见到了资政院同袁世凯谈判的代表。他是从骨子里反对清朝、主张共和的革命者。这里有才智的中国人中，我还没见到不反对清朝的。”
11月20日下午莫理循与袁世凯做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两人就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各自发表见解。21日，《泰晤士报》第八版发表了莫理循的长篇访谈，题目是《袁世凯论危机》，副题有两个：《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和《分裂的危险》。莫理循极力说明君主立宪制不适于当时的中国，而袁世凯则认为共和制会导致瓜分之祸。莫理循的访谈录把两人的主张和交锋表现得淋漓尽致。针对袁世凯认为革命会使国家分裂，莫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是为了反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状况，反对衰落的腐败的势力，这些势力已使帝国屡遭祸患。革命可以增强帝国的力量和人民的团结，不会导致分裂”。对于袁世凯调和南北的思路，莫理循认为，“我们必须面对现实，现实是如此的明显，就是中国绝大部分省份不同意就保留现在的王朝进行议和。现在这个朝廷完全不适合治理国家，它既然不受欢迎，还要保留它……不但起不到团结的作用，却只能导致分裂”。对于袁世凯有限君主政体的主张，莫认为，“英国实行的君主立宪制是一种理想的政体形式，但英国的专制政体掌握在可靠之人的手中，但满人统治的专制政体却极不可靠，此为不争之事实”。但袁世凯并没有被说服，认为革命以及推翻清朝会导致国家大乱，进而引起列强瓜分中国的危险处境；国民的实际素质只适于君主立宪，多数人并没有推翻清朝的意愿。他说，他之所以主张保留清室，实行君主立宪体制，“因为他害怕一旦革命党的要求得到满足，清王朝灭亡，将出现混乱，导致无政府状态，其结果，外国人的利益将受损，生命必有危险，接下来将出现外人干涉和瓜分中国的现象”。因此，主张“保留清室，剥夺其一切权力，根除过去的恶政，是帝国保持完整、不分裂的保证”。他之所以出此策略，自称注意考察中国情形，在隐退的三年中更是关注。深信“有十分之七的人是保守分子，满意旧体制，只有十分之三的人属于激进党派。如果革命党如愿推翻现政权，将来保守派肯定要发起另一场革命，以恢复帝制。在这种混乱的过程中，人民将受其害，今后几十年里中华帝国将无和平可言。”袁世凯的主张并非没有一定的道理，他对守旧、进步力量的分析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正如莫理循所说，以当时的事实考察，这一论说则缺乏说服力。事实上，除了日本，大部分列强对清政府并不支持，他们所关心的是如何使中国尽早稳定，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不受损害。因此，袁世凯的这番论争，一方面是他本人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则是他利用《泰晤士报》向列强宣传自己的巧妙方式。他特别强调，清室推翻后内部紊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必有危险”。向外传递的信息是，避免紊乱、保护在华利益，必须确保中国有他这样的代理人。而他宣称：“他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关系至大——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他决心不遗余力地重建一个稳固的政府，使国家不至于分裂。”
莫理循虽然与袁世凯就国家政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希望袁世凯顺应潮流，同意建立共和国，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整体认识是：“对中国来说，袁世凯是做大总统还是做皇帝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清王朝必须退出历史舞台，这似乎是民心所向。”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都需要一个领袖，他认为这个领袖只能是袁世凯。当然他的主张也并非独创，而是当时大部分中国人和在华外国人的普遍心理，也是列强比较一致的看法。有学者指出，“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立宪派选择了后者、帝国主义也选择了后者，而更多的人则出于对乱党的不信任而在无意识中倾向于后者”。莫理循的特点在于，他把这种看法放大，而且十分执著。到12月下旬，他明确地指出，中国普遍希望袁世凯出任共和国的总统。他在电文中称：“唐绍仪的朋友们对唐早早地对共和表示赞同并不感到吃惊。他强烈渴望阻止进一步的流血牺牲，相信大多数人不接受在保留一个软弱的、不受信任的小皇帝的前提下议和，他已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办法，对共和政体表示支持。”尽管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思想，但人们坚信他肯定会让步，并成为第一位联邦共和国握有全权的总统。尽管对他这个人有不少反对之声，但普遍认为，由于他在外国人中有威信，他担任总统可使共和国尽快被外国列强所承认。”到1911年12月中旬，莫理循亲自南下说服革命党人时，又不失时机地发表共和党人也推崇袁世凯的报道。在1912年1月16日的《泰晤士报》上，莫理循指出共和党人对袁世凯的认识，他们认为中国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凯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在满汉人中均有势力，掌握着国家最精良的军队，受到外国的信任和尊敬。《泰晤士报》这天的社论对于尚未变成现实的事件持谨慎态度，但一再说明，通过驻京记者的报道，相信一切将有秩序与合法地进行，同时，也是根据莫理循的报道，社论对袁世凯的能力进行了长篇的宣传，给人们一种暗示，只有袁世凯才是总统的最佳人选。社论指出，在结果尚未明朗之际，新政府的首领应当是这样一个政治家，他应当是迄今为止显示出赢得列强信任的有才能的人。随后提到内阁总理袁世凯，说他把国家利益放在党派之前，放在他强烈的个人意愿之前，他已经显示了他的政治才能，也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同时对朝廷做的妥帖安排中表明他娴熟的外交经验。他已经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能力。正如我们的驻京记者暗示的那样，他有权要求更高的权力。他在满汉人中均有许多的追随者，他具有“帝国精良军队的创建者”这样的优势。在1月19日的报道中，莫理循认为，有理由表明，皇帝逊位、袁世凯当总统才是和平的希望，是对当前困境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
从这些报道中可以看出，莫理循笔下的辛亥革命已经成为如何拥戴袁世凯为总统的问题了。在南北议和中，一旦双方出现不一致的现象，莫理循所做的，就是尽力了解事态的进展情况，试图向世界表明是孙中山背弃了诺言，袁世凯则是被误解。不加分析地把责任全部推到孙中山和革命党的头上。1月22日在《中国的总理大臣和孙中山》的大标题下，他写道：“形势突变。”据莫理循报道，20日孙中山发给袁世凯一封电报，要求北方不得有临时政府，列强承认共和国政府之前袁世凯不能加入政府。孙中山希望的是皇室在退位时将政权直接移交给南京的共和政府。莫理循认为孙中山背弃了他自己的誓言。这样做，是给北方各省带来像南方各省特别是广东已经显现出来的不安定。他认为，在袁世凯运用一切力量和手段在御前会议上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时候，孙中山又提出新的条件，这对袁世凯来说是“屈辱的”计划。在这里，莫理循没有说明，袁世凯19日会见朱尔典，提出由清廷授予他全权组织临时政府或临时政府暂设天津，由他组织统一政府；20日，袁世凯让唐绍仪转告伍廷芳，拟由清廷授权在天津组织临时统一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后2日内即行解散；而后孙中山才有电报给袁世凯，提出清帝退位，不得把政权私授臣民，北京不得再立临时政府。也就是说，袁世凯增加条件在先，孙中山附加条件在后，但莫理循只告诉读者单方面的内容，不免断章取义，有偏袒袁世凯、贬抑孙中山之嫌。而《泰晤士报》则完全与莫理循的口气一致，不难看出，莫理循和《泰晤士报》是怎样通过报纸引导公众的注意力和判断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