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幸福感研究的初期，幸福感研究主要沿着人口统计维度进行比较与描述，缺乏相应的理论解释，不仅没有详细阐述幸福感的实质，也没有清晰地显示影响幸福感的心理过程。Diener（1984）在其《主观幸福感》一文中对这个领域早期研究进行了概括总结，他认为：缺乏理论的指导限制了幸福感研究的深入发展，无法得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结果，应该加强幸福感理论建构，以解释幸福感形成与发展，这样可以提供比较，使人口统计学范畴的研究更加深入、视角更加开阔，更深入、清晰地理解与洞察幸福感本质。从1984年以来，幸福感研究重心转移到进入理论建构阶段，开始建构解释幸福感形成的心理机制，形成了各种理论学说，各种理论解释模型从不同侧面理解幸福感作用机制，既促进了对幸福感本质认识的深化，也引发了对幸福感本质的思考。虽然目前幸福感理论模型还处于多元的探索时期，缺乏统一的理论框架，有待进一步完善、整合与发展，但已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目前，关于幸福感的理论研究，大多是关于主观幸福感的。接下来，我们将主要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解释模型。
一、人格与幸福感的关系的解释模型1.气质模型
气质与主观幸福感都有很强相关性。气质常定义为人早期生活中出现的行为或情绪反应的生物倾向性，是生理尤其是神经结构和机能决定的心理活动的动力属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基因成分，一种概念模型认为，人具有自身快乐或不快乐的基因素质是由于神经系统先天个体差异造成的，气质差异使不同人倾向于体验不同水平的主观幸福感。Tellegen等人（1988）著名的双生子研究发现，40%积极情感变化、55%消极情感变化及48%生活满意感变化是由基因引起的，而共同的家庭生活环境只能解释22%积极情感变化、2%消极情感变化及13%生活满意感变化。Braungart等人（1992）发现，1岁左右婴儿积极情感具有遗传特性，客观情景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限而基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这使得一些研究者相信幸福是一种特质，人具有快乐的素质。他们认为，尽管情景因素有时可能会使幸福感偏离其基线水平，但稳定的人格因素应该会对幸福感产生长期的影响。
此观点遭到Veenhoven（1994）的批评。他认为幸福感本身并非某种特质，主观幸福感随时间、生活事件而改变。幸福感既有特质属性又有状态属性，人格特质使人们具有某种情感反应的倾向性，但当前的生活事件也可以影响当前的幸福感水平。另外，长期的生活环境也会对幸福感水平产生持续的影响。
2.目标模型
目标理论认为幸福感产生于需要的满足及目标的实现。这个模型的基本假设是：目标和价值取向决定人的幸福感，是人们获得与维持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个人目标与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不同，目标模型关心幸福感的个体差异与发展性的变化。所谓目标，就是个体行为的内在目标状态，它是幸福感模型的调控装置（Oishi et al。1999）；而价值，即生活的取向原则，可以视其为高层次的目标；个人成长，是指日常生活个人的努力，是低层次的目标。Moskowitz等人（1998）的研究结果认为：需要决定着行为的形态以及事件引发的情绪反应，目标被看作情感系统重要的参照标准，检验它可以很好地了解人的行为，目标种类、结构、向目标接近的过程和目标达成，影响个人的情感和生活满意度。生活中，目标会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能够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使人在社会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状态。
Brunstein（1998）认为：个人目标与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人们幸福感的不同，生活目标使人感到生活有意义，并产生自我效能感。同时，努力实现目标的过程帮助人们应对各种日常生活问题，使人在社会和困境中保持良好状态。当一个人能以内在价值和自主选择的方式来追求目标并达到目标时，幸福感才会增加。目标必须与人的内在动机或需要相适宜，才能提高幸福感，与个人需要不一致的目标，即使达到也不能增加主观幸福感，而内在的价值目标如利他性、亲和性等比外在的目标，如金钱、地位、荣誉、美貌等更能激起人的主观幸福感。另外，目标与个人的文化背景相适应，才能提高主观幸福感的水平。许多跨文化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会导致人们不同的目标选择，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
正是在目标领域，幸福超越了享乐主义的范畴，幸福反映了个体的价值观念，以及与价值观念有关的各种实现目标的活动，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因为把幸福作为重要的目标而忽视与目标有关的价值观念。人们的幸福与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否得以实现有关，一旦幸福与价值观念联系起来，以价值观念为基础的生活质量就会与幸福联系起来。
二、社会理论
1.社会比较模型
Wood（1996）认为，人们之间在幸福感体验上的差异与人口学变量无关，而与人们对社会变化的比较过程有关。社会比较指个体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包括个体对一些与事实相悖的情境的想象，由此而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这种理论倾向于外在环境或事件是否影响幸福感的比较过程，自己优于别人，就感到幸福。许多研究发现，与更幸福的人比较即向上比较，会降低主观幸福感；与更不幸的人比较即向下比较，会提高主观幸福感。社会比较对许多领域内的满意感判断都具有较强的预测力。人格为社会比较涂上了“个人色彩”，从而影响着比较的方式：幸福的人常作向下比较，感到不幸的人既作向下也作向上比较；乐观者倾向于注意比自己差的人的数目，而悲观抑郁者则相反。社会比较差距的感知来自内部即人格的影响，而非各比较项目实际情况，因此人格特质不确定，比较结果也不定，向上和向下比较都可能增加或减少幸福感，我们并不能通过社会比较使社会环境对幸福感直接产生长期影响。Michaios（1985）提出了满意度的多种标准：个人与多种标准（他人、过去情况、期望值、满意感理想水平、需要或目标）做向上（比较高于现实标准）和向下（比较标准低于现实条件）比较必然产生差异，向上比较幸福感水平降低，反之则升高。
研究表明，参照群体的行为、个体过去的经验以及个人的愿望与理想等对社会比较的结果都有影响。在一些研究中，幸福者似乎比不幸福者对社会比较更不敏感，特别是不适宜的信息，幸福者对同辈参照群体的成功或成就不会出现妒忌、沮丧或悲哀等消极情绪，面对同伴的失败不幸灾乐祸，幸福者更少受群体竞争的影响。社会比较是一个积极的、动力的和灵活的过程，这些都可用来放大与缩小一个人的心境和自尊，幸福者与不幸福者在如何运用信息以及如何进行反应的方式是不同的，即他们知觉、权衡、解释社会比较信息是有差异的。
2.期望值理论
Wilson（1967）提出高期望值对幸福感是一个主要的威胁。一般而言，期望值和实际成就之间的差异与幸福感相关高。期望值与个人实际差距过大，会使人丧失信心和勇气；期望值过低，则会使人厌烦。期望值本身并非好的幸福感预测指标，而期望值现实条件与个人的外在资源，如权力地位、社会关系、经济状况等和内在资源如气质、外貌等是否一致，可以作为幸福感的预测指标，向期望值接近的过程而非最终目标的达成，对幸福感最为重要，具有高期望值的人，尽管离目标状态相去甚远，也会因处于向目标接近的过程中而体验到满足感。在决定幸福感时，期望的内容比期望实现的可能性更重要。测量被试对期望目标的信心程度时，发现被试对实现内在期望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而被试达到外部期望名誉金钱的可能性估计与幸福感呈负相关。由此可见，期望值与幸福感的关系比Wilson所说的复杂得多。高期望值这一个因素，并不能肯定产生不幸福感，也不能预测幸福感值。
3.认知归因理论
认知归因说也称认知应对说，认知归因说认为，感到不幸福的人容易把消极事件看作是由某种无法抗拒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消极事件很有可能继续在他们身上发生。人们常常通过对事件的想象而将自己的情绪放大或缩小，从而或多或少地体验到强烈的情绪。例如，幸福感水平较高的人经常体验到被人们看作是合意的事件，因为他们具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倾向于将中性的事件看作是积极的事件，甚至把模棱两可的事件解释为良性的事件。他们不仅能够客观地体验积极的事件，而且要比那些幸福体验较低的人更加积极地感受这些事件。在处理生活事件的过程中，愉悦的人通常能够产生适应的、有意义的想法和行为，而不愉悦的人则会以消极的方式处理生活事件。例如，愉悦的人倾向于看到事情的积极一面，正视问题，既相信自己也谋求他人的支持。相比之下，不愉悦的人则往往纠缠于奇怪的念头，责备他人和自己，回避碰到的各种问题。研究表明，认知归因说和认知应对说与心理控制源有关。
心理控制源涉及人们对生活事件采取内部归因还是外部归因。内部归因的倾向是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自身的经验、能力和行为决定的，而外部归因的倾向则把行为后果看作是由他人、环境、命运等外部因素决定的。有关幸福与心理控制源的研究表明，外部归因者的幸福较低，因为他们认为负性的生活事件是无法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于是产生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从而降低幸福感。在这个意义上说，不是焦虑或抑郁引起对负性的生活事件的调节失控，而是负性的生活事件导致焦虑或抑郁的失控性应对。相比之下，内部归因者的幸福较高，因为他们不像外部归因者那样逃避现实，而是寻找自身的原因，探索改变环境和应对问题的策略。
4.自我决定模型
Ryan等人（1996）提出了幸福感的自我决定模型（Self-decision Theory，SDT）。自我决定理论的基础是人类的三种基本需要理论，包括内在动机学说、动机评估模型以及动机整合理论。这个模型认为有三个基础性的心理需要，即自主需要（autonomy）、认可需要（competence）、关系需要（relatedness）。更具体地说，Ryan（2000）认为内源性的目标追求（如个人成长、自主、他人的赞美和社交）可以提供人们很大程度满足感，而外源性目标追求（如经济成功、生理吸引力及社会声望）不能够给人提供这样的满足感。与主观幸福感相对应，自我接受（self-acceptance）、社交情感（community feeling）、友谊（af-filiation）与自我实现及生命活力重要相关，而与行为问题负相关。Ryan认为对个人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的关键因素是个人行为的动力类型、行为的原因和趋向目标的过程。
Kasser和Ryan的研究发现：外源性目标与低自尊相关，其表现为过度迷恋电视、滥用药物、滥交朋友及情人。Sheldon和Kasser（1998）研究发现：趋向内源性目标的进程正相关于生活满意感增长，而趋向外源性目标与生活满意没有相关。Ryan等人（1996）总结这些研究认为：仅仅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增加人们的幸福感，那就是重视个人成长、自主、良好的友谊和社会服务，不断努力追求内源性目标。换句话说，根据自我决定理论，“好的生活”就是个体为其个人成长、独立、与他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和社会服务的努力过程。个人主义文化中（如美国和欧洲）个人倾向于区分自己与他人，个人所体验到的情感是自己独特的体验与自我相关的情感如自尊，与幸福感尤其紧密相关。而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个人的主要目的并非区分自己与他人，而是与他人保持和谐一致。个人理想往往是所属群体的理想，由于自控的个人重要性削弱，个人的感觉、情绪、思想不被看作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有关自我的情感在集体主义取向的文化中对决定生活满意度显得不那么重要。幸福感的结构和内容在不同文化背景中都存在，但在一种文化中对幸福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别的文化中则不然。个人主义文化强调个人的重要性、个人的思想、选择和感觉；相反，在集体主义文化中人们更愿意牺牲自己的欲望而服从于群体的意志。Diener（1995）发现，自尊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要比集体主义文化与生活满意有更明显的相关，是西方文化幸福感的重要变量，而在其他文化中，与生活满意并没有很高的相关。Suh等人（1998）发现：个人主义文化中，人们对生活满意判断源于他们的情感，经常感受到愉快情绪是生活满意的重要源泉；与此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更着重家庭和朋友对他们生活的评价。
5.适应模型
适应的基本思想是人们最初对新的生活事件或环境产生强烈的反应，但是随着时间推移，适应与习惯会慢慢回到基线水平。Bricktnan和Campbell（1971）认为，人们快乐的体验随着他们的成就和财产增加而增加，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这个新水平，而这个新水平不再使他们快乐。在消极方面，人们遭受灾难时会产生不幸感，但人们会立刻适应并且不再痛苦。人们对良性或恶性的事件一般会有激烈的反应，但倾向于经过一定时间适应又返回到他们幸福感的初始状态，这就是适应或习惯化机制。它使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调节良性与恶性事件，不至于总是狂喜或绝望。情绪系统对新事件反应强烈，但随着时间推移逐渐降低反应，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生活事件对幸福感影响较小。一般来说，第一次出现的事件，会使人产生幸福感或痛苦感。但当事情重复出现时，它就会逐渐失去激发情感的能力，这时，只有事件的改变才可再次引发情感。当然，人们的适应不是返回到中间状态，而是返回到中间偏正向一点的点上，这个点即为适应点。幸福感长期的基线水平强烈受到气质影响，例如外向性和神经质，好的和坏的生活事件，分别导致这个适应点偏向积极与消极，然而，随着时间流逝，人们又返回到适应点水平。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多国家的经济奇迹般发展，导致国民收入剧增，但在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幸福感水平却很平稳（Oswald，1997）。人们的预期随着收入增加而增加，他们适应了他们的收入水平，但幸福感没有实际的增加。这个现象可以用适应理论解释：人们的生活预期随着收入提高而增加，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收入水平，因此，收入提高没有导致幸福感水平的增加。
适应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纵向研究，重要的生活事件导致强烈的情绪，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衰退。例如因脊髓损害半身麻痹患者和四肢麻痹者，在他们经历麻痹意外事件之后，体验很多的不愉快情绪。然而，在八个星期内，这些意外事件受害人积极情绪超过了消极情绪。Suh等人（1996）对大学毕业生的追踪研究发现，学生平均的生活事件（例如结婚；获得一种新的工作；工作奖励）的影响持续三个月或更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事件不产生长期的影响，但至少说明，大多数的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是短期的。
虽然适应的原因尚不完全明了，但显然人们不可能习惯于一成不变，人们对一些生活事件（如入狱等）适应较快，而对另一些生活事件（如贫困、丧偶等）适应缓慢，有些时候（如噪音、饥饿等）甚至完全不能够适应。
三、整合模型
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开始认识到，割裂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只会导致研究的片面性和绝对化。Schimmack等人（2002）综合了人格、文化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提出了一个整合模型，称之为“调节—缓和模型”（the Mediator-Moderator Model）。该模型的主要观点是：SWB的情感成分具有泛文化的基因基础，人格是幸福感的泛文化预测指标；外倾、神经质对幸福感的认知成分的影响受情感成分的调节；幸福感的情感成分和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缓和了幸福感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外倾、神经质与幸福感的认知成分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比在集体主义文化中的相关高，即文化也缓和了人格对幸福感认知成分的影响。
这个模型的重要价值首先在于突破传统的孤立研究，整合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有利于探测人格与文化的交互效应。其次，因为Schim-mack在研究中将人格的测量放在愉悦感的测量和生活满意感的评价之前，所以整合模型虽然不能确定人格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肯定了人格影响主观幸福感而非主观幸福感影响人格的方向。该模型虽然有其重要价值，但仍有三点不足。第一，该模型只考察了单一的文化维度即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集体主义（collectivism）维度，但是没有考虑权力距离、男性气质—女性气质等维度。第二，模型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外倾和神经质，没有涉及另外三种人格因素，也忽略了人格五因素以外的人格特质和非特质人格特征。第三，该模型过于粗糙、简化。该模型笼统地认为外倾和神经质与幸福感相关，而并未说明究竟是外倾还是神经质为幸福感重要的预测指标，这些不足，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会有所突破。
四、幸福感理论研究展望
目前虽然有各种幸福感的理论模型，如目标模型、适应模型、社会比较模型等，但各种模型解释的范围狭窄而具体，彼此之间存在交叉，有些甚至相互矛盾，因此研究者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各种理论的整合，以促进幸福感理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过去的研究虽然揭示了许多外部和内部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但这些因素与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确定，这就需要采用更加成熟的研究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如可以采用纵向研究法、交叉滞后调查研究设计法和结构方程模型等多种方法，探索预测变量和观察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因果关系，从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幸福感的本质。
同时，当前幸福感测量工具种类繁多，多样化测量能够使我们更广泛地理解理论的框架，同样也有助于整合测量理论，这就要求对不同测量工具分数的差异或矛盾给予科学合理的理论解释。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各种测量工具的一致或不一致，更应该洞察隐藏在不同测验分数背后的心理作用过程，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和揭示幸福感的实质和作用机制。我们寻求不同测量分数后面能促进深入理解幸福感的各种概念变量，从而使幸福感测量与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未来的研究将越来越重视幸福感产生机制的问题，即个体为什么以及如何保持较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目前幸福感研究多数侧重于单一因素与幸福感的关系，缺乏对各种影响因素的系统整合，以探讨各因素对幸福感直接或间接的贡献，从而找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相对重要的因素，这可为进一步探讨个体幸福感的产生机制提供条件。
幸福感研究是积极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向，“积极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思想、一个概念、一种理念、一种技术、一种行动，引起了巨大反响。它统一了早期分散在心理学各领域中有关的积极心理研究力量，并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总结前期研究成果，促进该领域研究向更深入、更广阔的方向发展，从此，揭开了心理学从消极心理学模式向积极心理学模式转折的历史序幕。积极心理学与其说是一个完善的心理科学体系，倒不如说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积极心理学羽翼渐丰，但要与消极心理学分庭抗礼，还有很长一段路程要走。因此，完善积极心理学思想，建构积极心理学体系，发展积极心理学技术，成为积极心理学努力的方向。
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指出：“我们无法怀疑，人在一生中任何时刻都在寻求幸福。”我国著名心理学家张厚粲曾经高瞻远瞩地指出：“人文关怀是21世纪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说，心理学的繁荣与发展是实现人文关怀的必由之路。”因此，幸福感研究的崛起，不仅仅是寻求与发展心理学的理论，而且是更加关注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个人的幸福，而且也是更广泛的人类福祉，是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研究的一部分。
因此，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及其行动，势将会对现代心理学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使现代心理科学更加积极地面向社会、面向未来、面向应用，并卓有成效地开辟人类通向光明，造就幸福的阳光大道。尽管幸福感干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但是，促进个人健康发展，促进社会繁荣昌盛，促进人类存在的价值与尊严，是幸福感研究的根本目的之所在。
？§§第四章 物质需求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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