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十二章）《中庸》阐发的中庸之道博大精深，可以从中提炼“中”、“和”、“庸”、“诚”四个主题词予以理解。但是，要理解“中”、“和”、“庸”、“诚”，必须以“察乎天地”，即以中国文化的“三才”思想为“制高点”。
“三才”思想在《中庸》中表述为“天地参”。原文是：“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二十二章）
这段话的意思是：唯有至诚的人，才能尽自己的本性；能尽自己的本性，就能尽知他人的本性；能尽知他人的本性，就能尽知万物的本性；能尽知万物的本性，就可以参赞天地间万物的化育；能参赞天地间万物的化育，就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天地参”就是“与天地并列为三才”。“参”即“叁”（三），“天地参”就是“三才”思想，就是通天人，以人为本。这是人的世界主体性的确立。这是“三位一体”的人本主义。
从这一制高点出发，可以演绎出平人己、以己为本，合内外、以内为本的伦理观。这种制高点决定了中庸之道，是“道智”不是小智；是“人文睿智”和根性智慧。它是理解“中”、“和”、“庸”、“诚”的关键，决不可忘记这个制高点。
（一）中道
《中庸》以“中”为“大本”。“中”在《中庸》一书中主要的意义是指中正的态度和立场，而这种态度和立场来自“中观”的智慧和“时中”的修养。
《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是指中正的心态。中正的心态，意味着应事客观、冷静、公正，不让感情——喜怒哀乐左右自己，不意气用事（“毋意”），不主观臆断（“毋必”），不固执己见（“毋固”），不私心用事（“毋我”）。古人所谓“喜怒哀乐未发，意必固我既亡”。“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孔子在《论语》中的告诫。
心态决定行为，行为决定事态。只有心态中正，才有待人处事的合理中节。程颐说：“中者，天下之正道也”，可见中正的立场多么重要。
《中庸》认为中正的心态和立场来自对事物的明察。因此《中庸》之“中”，也指“中观的智慧”、“知微之显”的精明和“知风之所自”的高明。这种“聪明睿智”，来自“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人一己士”、“人十己千”的修学储能，是一种认知理性。
中正的心态和立场也来自“时中”的修养。孔子说：“君子而时中，小人之无忌惮也。”“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时中的修养确属不易，需要主体的明智与慎独，需要“与时偕行”（即今之“与时俱进”）和“实事求是”。
“中”是《中庸》本体概念。《中庸》说：“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以中正的心态和立场待人处事，使一切生命和万有万物在各自的领域里各安其位。有这种中正德性的人，岂有不为人敬重之理？所以《中庸》说：“齐庄中正足以有敬”。
（二）和道
《中庸》以“和”为“天下达道”。达，通达，兴旺发达。与“达”相反的是“穷途末路”的“穷”。只有实践《中庸》的“和”道才有人生和事业的“和达”。《中庸》以舜和周文王为例说：“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无忧者，其唯文王乎？”“和达”就是“福”，中国人有“福”情结。
“和达”不离“和生”，没有生生不息，哪有兴旺发达？不离“和处”，没有人际的和谐，哪有“和达”？不离“和爱、和乐”，没有夫妇家庭的和爱、和乐，哪有和达？《中庸》是人生和谐的艺术。
第一是“和生”。《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万物育”，即和生。《周易》说：“天地之大德曰生”，荀子说：“万物各得其和以生”，西周史伯说：“和实生物”，皆“和生”之义。
第二是“和处”。《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处”，就是美人之美，和而不同。《中庸》描写和处之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元典篇第三是和爱、和乐。《中庸》作为实践伦理学，追求“天清地泰，和乐光明”的境界，例如在论及夫妻、兄弟、父母、朋友等人伦关系时，就表达出和爱、和乐的主题。《中庸》引《诗经》和孔子的语句说：“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在赞赏周文王的人伦关系时，《中庸》引《诗经》和孔子的话说：“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在人伦关系中，“爱”与“乐”互为因果，有爱必有乐，有乐必有爱，皆本之于“和”。正如歌德的诗：“有所爱，多幸福；被人爱，多幸福。”
第四是和而不流。《中庸》说：“和而不流，强哉矫！”“流”就是“旁溢”，“泛滥”，无规矩，无原则。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孔子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也。”在法制社会中，“和”必须守住法律和道德底线，例如，不可以为了“和”去包庇罪犯。
（三）庸道
“中庸”是孔子的发明。“中庸”之“庸”，绝不是“庸医”、“庸才”、“庸俗”之“庸”，那是指无能、无才、下流。“中庸”之“庸”，《说文》释“用”；《尔雅》释“劳”；朱熹释“常”，指可日用常行的生活道理，是平凡的真理。
《中庸》说：“道不远人”。又说：“道者自道也”。人不能离道，行道要从自己做起。《中庸》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易传》也说：“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行道要从小事做起。《中庸》说：“辟如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行道要从身边做起。
儒家“中庸”的“庸”字最难讲清，它似乎与道家之“朴”和佛家的“禅”相通。《老子》说：“镇之以无名之朴”。老子与道家的“朴”，林语堂说相当于英语的simplicity。朴又作璞，未凿的石料，淳朴天真。老子认为小孩的本性淳朴天真，所以老子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
新来的和尚问赵州禅师什么叫“禅”，赵州说：“吃茶去”。寺里的老和尚问赵州什么叫“禅”，赵州也说：“吃茶去”。“禅”是生活的体验、悟解，只有活在当下，学在当下，修在当下，悟在当下，把生命的每一天过得踏踏实实，于“具足生活”之中才有禅意，才能无入而不自得。
禅宗惠能说：“平常心是道”；王阳明说：“不离日用常行内”；《菜根谭》说：“识人间淡泊之真”；俗语说：“平平淡淡才是真”。这就是“朴”义，是“禅”意，也是“中庸”之“庸”义，庸就是道。
“庸”是中国实践伦理学的关键概念。“庸”是一颗平常心，只有庸才能安其职分，守其本分，随遇而安，困知勉行，即《中庸》所谓“素位”者。我们的生活平凡、琐碎、充满艰辛，载歌载舞的节日一年只那么几天，“高峰体验”的次数也很有限，大多数都是平庸、平淡、平常的“小日子”。“小日子”需要耐烦过。即使是大富大贵或者大病大灾的日子，也要以“平常心”去过。宋代晁说之说：“遇冗繁事，处之以优游。因论《易》曰：常杂而不厌，若杂而厌，非所以为常。”（《晁氏客语》）庸者，常也，恒也，大也。所以中庸并非庸庸碌碌，而是以平常心干大事业。它表现为重过程，有耐性，有恒心，有定力。
《中庸》说：“君子之道，淡而不厌。”《中庸》引《诗经》语句说：“衣锦尚絅，恶其文之著也”，即穿锦绣之衣，外罩布衫，是嫌色彩太鲜明。所以《中庸》说：“君子之德，暗然而日章。”这是一种朴实无华的风格。这种风格来自“天德”。《中庸》说：“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因而急怪多变、华而不实是中庸首先反对的。
（四）诚道
“诚”是《中庸》理论构架的一块基石。“诚”用今日的话说，就是“真诚”、“诚实”。“诚”在《中庸》中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是“自成”。《中庸》说：“诚者，自成也。”（《中庸》二十五章）“自成”就是“成己”，就是成就自己的人格。《大学》把“正心”、“诚意”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中庸》也秉承此意。所以，北宋周敦颐说：“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中庸》引《诗经·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以神明的鉴察无所不在，意在说明我们内心之诚不可自欺，所谓“诚之不可掩！”所谓“问心无愧”。如此，才有“尽心尽力”，才有“鞠躬尽瘁”。
二是“成物”。《中庸》说：“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中庸》二十五章）成物，就是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老老实实的态度做事。毛泽东说：“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认真老实的态度是不行的。”说的就是“不诚无物”。
“自成”是“诚”的主体论意义，“成物”是“诚”的实践论意义。《中庸》的诚道“合内外言之”，要求君子“至诚不息”。
至诚不息本之于天的无声无息，健行不息；地之厚德载物，无德色，无倦容。无论否泰穷通，人有此德，则能真诚地面对生活，不仅自成，而且成物。所以，《中庸》说“至诚如神”，近代儒学大师曾国藩书“诚神”。
今日社会需要“至诚不息”，因为市场经济的负面，使社会充斥着越来越多的不真实。据新华社东京2007年12月13日电讯，日本汉字能力鉴定协会12日宣布，日本年度汉字“伪”字以最高票当选，说明社会“伪风之炽”。这不仅仅是日本的情况。联系到中国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假老虎”事件，进而联系到近几年的火腿加敌敌畏、木耳熏硫磺、大米拌石蜡、猪肉注水等等，难道我们不该警醒？“伪”是“诚”的反面，“一诚祛百伪”。《中庸》以诚为基石，旨在阻止道德与人格的异化，使社会和谐、人生和谐、事业稳健。
宋代晁说之《晁氏客语》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得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害其志；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今小道异端必以诚而后得，而况欲为君子乎？故曰学者不可以不诚，虽然，诚者在知道之本诚耳。
（五）“中”“和”“庸”“诚”四者关系
中庸之道的四个主题词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1）有“中”才有“和”，有“和”必有“中”。不行正道，做事偏颇，“过与不及”，是不会有系统之“和”的；而矛盾双方和合，则两极必然相交于中位。趋中才能有“和”，走极端是得不到“和”的。在“中”与“和”关系中，“中”是体，“和”是用。“中”是“和”的手段，“和”是“中”的功夫。《中庸》要求待人处事，以“中”为本，以“和”为务。
（2）“中”与“庸”通过“常”相通。就“中”与“庸”的关系而言，朱熹解释说：“中庸，只是一个道理，以其不偏不倚，故谓之‘中’，以其不差异，可常行，故谓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这句话如何理解呢？“庸”就是老老实实，不出风头，不走极端，甘于平常。正是在这一点上，它与“中”相通。所以朱熹说“惟中，故平常”。“中”与“庸”通过“常”相通。《中庸》处理伦理生活以“中”为本，以“庸”为用。
（3）“和”与“庸”也通过“常”相通。就“和”与“庸”的关系而言，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容；不知常，亡作，凶。”“容”是“和”，“凶”是不“和”，“和”不“和”，都可以溯源于知不知“常”。“和”与“庸”通过“常”相通。
概括“中”、“和”、“庸”三者关系，可以这么说：未有“庸”而不“常”，“常”而不“和”，“和”而不“中”者。“中”是核心概念。
（4）“诚”是“中”、“和”、“庸”的心理基础。《中庸》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天下之大经”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经纶天下大经”必须以“和”为务，以“中”为本。而要做到这些，离不开主体实践之“诚”。
“诚”与“庸”有什么关系呢？天道至诚，故无息；人道求合于天地，故“庸”。“庸”即“常”，不离日用常行。“平常心是道”，“平平淡淡才是真”。“庸”离不开“诚”，“诚”表现为“庸”。所以，周敦颐把“诚”看作五常之本，百行之源。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总括以上四者，中庸伦理观以“中”为本，以“和为务，以“庸”为用，以“诚”为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