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既有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根基，又有欧洲文化的素养，可算得上是一位“学界泰斗”，特别是在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几种少有人能识的文字上更具权威地位，使他成为“国宝级”学者。
1911年，季羡林出生在山东一户破落的农民家庭。六岁时，父亲送他到省城济南去投靠叔父。叔父是个有学问的人，见他聪慧异常，非常喜欢他，决心要好好培养他。叔父诗书传家，要求极严，上初中后，还亲自为他讲课，并出钱让他用课余时间跟一个国文老师念古文，晚饭后还要学英语。但是，像《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叔父是不准他看的，在叔父眼里，这些都是“闲书”。大概出于一种逆反心理，季羡林却非常喜欢看这种书，他偷偷把这类中国旧小说看了个遍。放学不回家，躲在砖瓦堆里看，甚至晚上在被窝里用手电照着看。总之，在叔父的栽培下，季羡林为日后的学术成就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幸运的是，上高中时，季羡林遇到的老师都是出类拔萃的，老师讲的“现代文艺”对他的日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同时他对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利用课余时间自学了很多唐宋时代大家的作品。这时候，他已开始创作短篇小说，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并在报纸上发表。他承认：“我有意识地认真用功，是从这里开始的。”“两年之内，四次期考，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
1930年，19岁的季羡林同时考上了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他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决定人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大学四年，他受益最大的并不是正课，而是在旁听许多名家的讲课中学到了不少宝贵的知识。尤其是朱光潜、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对他影响很深。这实际上确定了季羡林后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佛教史、佛教梵语、中亚古代语言研究、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等。在此期间，他创作了许多散文，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并陆续见诸报端。
1935年，季羡林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留学生，入哥廷根大学深造，师从瓦尔特施密特教授，主修印度学、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瓦尔特施密特教授是当时世界知名的梵文和佛教文献专家。1941年，季羡林获哲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交通断绝，通信中断。回国已不可能。于是，他只好滞留德国，一面在校担任汉语教师，一面进行对吐火罗语、吠陀语和佛教混合梵语的研究工作。留德十年，季羡林在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国际学术界的权威地位，至今他的一些论文仍作为重要文献被人引用。直到1946年，他才辗转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时年35岁。
回国后，季羡林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担任新创建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执教至今已超过半个世纪。在教学与科研中，他总是勇于探索，不畏艰难，孜孜以求，终于在广阔学术领域内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果。他曾任北大副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和常务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还被推选为许多全国性学术研究会的会长。包括东方文化研究会、亚非学会、外国文学学会、敦煌吐鲁番学会、民族文字学会、语言学会，还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名誉会长。与此同时，他还是德国哥廷根科学院《新疆吐鲁番出土佛典的梵语词典》顾问，冰岛“吐火罗语与印欧语系研究”顾问。1992年，印度研究梵文的最高学府瓦拉纳西大学授予他“最高荣誉褒扬奖状”。
一个农民的儿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竟成为中国的“学界泰斗”，其奥秘何在？每当遇到这些问题，季羡林总喜欢给人复述鲁迅先生文章里讲过的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也可以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
做人的智慧
俗话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学习锻炼是从年少时开始的。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教育和经受的锻炼对一个人以后的发展影响非常大。所以说，在年轻时要多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注重修身立世的品德修养，接受各种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