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教育家、史学家。字孟真，山东聊城人。初就学于北京大学。1919年在北大与人组建《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参加领导了“五四”运动。后留学英国的伦敦大学及德国的柏林大学。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后任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北大代理校长等职。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著有《傅斯年选集》、《傅孟真先生集》及《东北史纲》等。傅斯年是一个很狂的人。早年的北大，聚集了很多狂人，但傅斯年仍然可以在里面狂得出类拔萃，人送外号“孔子之后第一人”，毛泽东曾亲笔题辞面赠傅斯年书写的是北宋诗人钱惟演的两句诗：“不将寸土分诸子，刘项原来是匹夫。”他的惊人议论是“人过了四十就该枪毙！”然而他自己活了就不止四十岁，鲁迅作诗讽刺他：“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狂归狂，傅斯年的学问大家都是佩服的。胡适1917年到北大，顾颉刚去听了他讲中国古代哲学史，回来向傅斯年推荐，傅斯年也跑去听，课后向胡适提了一些问题。胡适后来说，他初到北大任教，发现有些学生比他的学问还大，说的就是傅斯年。国民党撤离大陆，傅斯年在台湾一手创办台湾大学。傅斯年只当了两年的台湾大学校长，就去世了。但他对台湾大学的影响之大，犹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台大里至今还有“傅园”，台大毕业生追怀“傅校长”，和北大人忆念“校长蔡”并无二致。
今年的五月四日，是“五四”的第二十五年纪念。“五四”事件已经过去了一世纪的四分之一了。在这样变动剧烈的世界中，一世纪的四分之一，可以有无穷的大变化发生。即在中国，这变动也是空前的。所以若有人在今天依旧全称地、无择地讴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演进国家演进的愚蠢，其情可怜。然而若果“五四”的若干含义，在今日仍有教训性而并未实现，或者大势正与之相反演进，自然不必即是国家之福，其事可虑。
“五四”在当时本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全无计划的运动，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自然也不是一个自身矛盾的运动。这个情形明显地表现于其整个运动的成就上，所以消极方面的成就比积极方面的多。这正是许多人贬责“五四”运动的根据。我以为“五四”纵有许多弱点，许多未成熟处，但这个消极的贡献，却是极可宝贵的，也还是今天甚可警醒的。
何以呢？中国的存在有几千年，自有其长处，即是说，有使他寿命如此长久的缘故。但是，这个几千年的存在，论对外呢，究竟光荣的年代不及屈辱的年代多；论内政呢，内政的真正清明，如四川冬天之见太阳，“生民多艰”，古今一致。所以恢复民族的固有道德，诚为必要，这是不容怀疑的。然而涤荡传统的瑕秽，亦为必要，这也是不容怀疑的。假如我们必须头上肩上背上拖着一个四千年的垃圾箱，我们如何还有气力做一个抗敌劳动的近代国民？如何还有精神去对西洋文明“迎头赶上去”？试问明哲保身的哲学，“红老哲”（《红楼梦》、《老子》世故之极之哲学），虚文哲学，样子主义，面子主义，八股主义，官僚主义，封闭五官主义，这样一切一切的哲学和主义，哪件不是建设近代国家的障碍物？在洗刷这些哲学和主义，自须对于传统的事物重新估价一番。这正如尼采所说，“重估一切的价值”。自然，发动这个重新估价，自有感情的策动，而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但激流之下，纵有漩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今人颇有以为“五四”当年的这样重新估价有伤民族的自信心；不错，民族的自信心是必须树立的，但是，与其自信过去，而造些未曾有的历史奇迹，以掩护着夸大狂，如何自信将来，而一步一步地作我们建国的努力？这就是说，与其寄托自信心于新石器时代或“北京人”时代，何如寄自信心于今后的一百年？……
我何以说“五四”的若干含义在今天仍有教训性呢，大凡时代的进展，总不免一正一反，一往一复。最近十五年，东西的若干强国——今日全是我们的敌人——各自闹其特殊的国粹运动，我们也有我们的国粹运动，我们的国粹运动自与他们的不同，这因为我们的“国粹”与他们的“国粹”不同。我们的国粹运动所以生于近来是很可了解的，在颇小限度内，有它的用处，然若无节制地发挥起来，只是妨碍我们国家民族的近代化，其流弊无穷。随便举青年一事作例说吧。不是大家都说今日的青年总是犯了消沉、逐利、走险三条路吗？要想纠正这些，决不是用老药方所能济事的，无论这药方是汉学的威仪齐庄，或是宋学的明心见性，这个都打不动他的心坎，你说你的，他做他的。要想打动他的心坎，只有以行动启发其爱国心，启发其祈求社会公道心，为这些事，舍生取义是容易的事。总而言之，建设近代国家无取乎中世纪主义。日本在维新之初，除去积极的走向近代化以外，又弄一套“祭政一致”、“国体明徽”的神秘法门。日本之强，是他近代化之效，而把日本造成一个神道狂，因而把日本卷入这个自杀的战争中，便是这神秘法门的效用。难道这是可以效法的吗？所以中世纪主义也许可为某甲某乙以忽不勒汗的过程成其为呼图克图，而于全国家、今民族，是全无意义的。
“五四”的积极口号是“民主”与“科学”。在这口号中，检讨二十五年的成绩，真正可叹得很。“民主”在今天，已是世界大势所必趋，这篇短文中无法畅谈，只谈谈“科学”。注意科学不是“五四”的新发明，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很多立志就学远在“五四”以前的。不过，科学成了青年的一般口号，自“五四”始，这口号很发生了它的作用，集体的自觉总比个人的嗜好力量大。所以若干研究组织之成立，若干青年科学家之成就，不能不说受这个口号的刺激。在抗战的前夕，若干自然科学在中国已经站稳了脚，例如地质、物理、生理、生物化学，而人文社会科学之客观研究，也有很快的进展。若不是倭鬼来扰，则以抗战前五年的速度论，中国今天可以有几个科学中心，可以有几种科学很像个样子了。即是说，科学的一般基础算有了。恰恰暴雨狂风正来在开花的前一夕。受战事的打击，到了今天，工作室中徒有四壁，而人亦奄奄一息，这全是应该的，无可免的，无可怨的。一旦复员，要加倍努力赶上去。不过，今天的中国科学确有一个极大的危险，这就是，用与科学极其相反的精神以为提倡科学之动力是也。今日提倡科学之口号高唱入云，而为自然科学的建设不知在哪里？其结果只是些杂志宣传，而这些杂志中的文学，每每充满反科学性。大体说来，有狭隘的功利主义，这是使自然科学不能发达的。然若自然科学不能发达，应用科学又焉得立其根本？又有狂言之徒，一往夸大，他却不知科学的第一义是不扯谎的。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若没有所谓学院自由（Academic Freedom），科学的进步是不可能的。全部科学史告诉我们，近代科学是从教条、学院哲学（Scholasticism）、推测哲学（Speculative philosophy）、社会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不是反过来向这正些东西倒上去的。全部科学史又告诉我们，大科学家自然也有好人，有坏人，原来好坏本自难分，有好近名的，有好小利的，原来这也情有可原，但决没有乱说谎话的，作夸大狂的，强不知以为知的。大科学家自然有一种共同性，这可在盖理律（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巴斯德诸人传记中寻得之，这些人与徇禄的经生绝无任何质量的相同处。所以今日提倡科学的方法极简单，建设几个真正可以做工作的所在，就是说，有适宜设备的所在，而容纳真正可以做科学工作的若干人于其中就够了。此外，便只是科学家自己的事了。此外，更无任何妙法。工作的环境可以培植科学家，宣传与运动是制造不出科学家来的。
我要提出一个“五四”的旧口号，这个口号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各位以为我这话迂腐么？只有这才是科学的清净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