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先生，当他们道别时，克立总理说：
“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吗？”
“请。”
克立含笑注视着周总理，确切地说，是注视着周总理的前胸。
“这次访问贵国，”克立说，“我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变化：人们几乎都不戴毛主席像章了。1971年我来北京时，每个人都戴着像章。”
“这是你的问题？”
“不”，克立笑容有些神秘，“问题是关于阁下您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人们都戴着毛主席的像章，而您只戴‘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而当人们不戴像章的时候，你为什么还戴？而且又为什么把‘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换成了毛主席像章？”
总理说：“克立先生对中国的像章很有兴趣。我知道您想要我这枚像章，那就送您了！”
周总理面对敏感的政治问题，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避实就虚，故意把话题扯到别处，以分散对方的注意，在对方没有明白之前，迅速给对方另外一个答复。周总理的外交之道，的确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