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径是跳出来的
越没路，越能发现捷径。
康有为看到了清政府发至各地官署的报章，他渐知国家大事，初识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事业。
少年康有为透过连州官舍的窗口，似乎看到了风云变幻的世界大势，“而慷慨有远志矣”。
祖父望孙成龙心切，朝夕教以古圣人贤哲的事迹，使他产生了朦胧的政治抱负。
一八八八年春，康有为又一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落第。
康有为落第之后，便决心不走科举这条阳关大道，而是要独辟蹊径，要走独木桥，因为独木桥往往是路途的捷径。
要想成功就要走捷径。
做事不能浪费在路途上，捷径可以提高效率，在别人走在科举这条阳关大道上的时候，走捷径者必然先至终点。
光至便有先机。机会在捷径中生成，抱负亦必然在捷径中达成。
没有最快的脚，而只有最近的路径。
考试一结束，康有为便联系京官，物色志同道合的人物。
康有为欲意联络大官僚，他知道这是必要的。然而康有为几乎是处处碰壁。
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看在世交的分上，勉强见了他一面，但以长辈的身份教训他一番，叫他不可造次，并送给川资，劝告其尽快还乡。
光绪帝的老师，军机大臣翁同和拒绝接见一介布衣。
康有为写给都察院御史世长的信如石沉大海。
三次求见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均遭拒绝，徐桐还遣人退还他的信件并斥责他是大胆狂生。
康有为在联络京官的时候，遇到了挫折和阻碍。但康有为并为因此而退却，亦没有因为这些阻碍而气馁，因为他在这次失败中明白了一个道理。
他认为：所以在施展抱负的过程中受到阻碍，惟一的理由就是，选择的捷径失之偏颇。
最好的捷径就是一步到位。在康有为明白这个道理后，他迈出了成功的一步。
人每天都要走许多路，但所有的脚步都是为关键一步准备的。所以在人生之中不要光是埋头走路，迈出关键一步，这才是走人生之路的意义。
康有为公车上书
胆子有多大，成就有多大。
1895月17日，《马关条约》的草案传至北京。
当得知清政府代表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半岛，赔款2万万两白银等空前苛刻的条件时，举国哗然。
康有为五内俱焚，悲愤至极，急令梁启超、麦孟华、江孔殷、赖际熙等弟子分头鼓动各省入京会试的举人，上书吁请清廷拒签和约。
次日，广东81名举人由梁启超领衔率先联名上书都察院，湖南举人带头响应。在梁启超等人的带动下，北京城内掀起了反对清廷正式批准《马关条约》的浪潮。
5月1日，各省公车入京十分踊跃，谏草堂摩肩接踵，水泄不通，签名总人数达600多人。
大规模的“公车上书”虽然夭折，康有为上书中的内容却通过各省举人争相传抄而传播至全国各地。
从此，爱国、变法的种子遍播神州，普通士人“亦渐知天下大局大事，各省蒙昧启辟，实起点于斯。”“公车上书”打破了清朝二百余年来“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
失败是因为还不够强
一个人遭遇失败，那只能说明自己还不够强。
康有为公车上书失败，只能说明康有为此时还不够强大，尽管这次公车上书人数众多，但人数众多，而强力不够。康有为在这次失败中总结到，假使你做事失败了，那么只能说明，你还不够强。
不怕失败，要在挫折中立得更直，如此离成功就不远了。
康有为兴强学会
在被禁止之前就把事做到位。
康有为自“公车上书”失败后，就深感“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
他认为开学会是团结变法力量的重要途径，并且首先应在京师组织学会，这样可造成登高呼远、四方响应之势。
在《大清律》明确规定禁止人民集会结社的情况下，组织学会历尽坎坷。
许多官僚士大夫为保住禄位和身家性命，不肯冒险参加。
康有为不惮辛苦，四处奔波，“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
经过多方努力，终于争取到光绪帝的两位老师翁同和与孙家鼐的暗中支持，及陈炽、沈曾植、文廷式等帝党官僚的积极合作。
1895年9月，维新派人和同情变法的部分在京官员在北京召开筹办大会，选举早期维新思想家、户部郎中兼军机处章京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推举康有为起草学会纲领和章程。
11月。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学会——强学会正式成立。
强学会成立后，每10天按期集会1次，讨论时势，宣传变法，研究强国之道。同时，将《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继续介绍西学和宣传变法。
随着维新思想的广播，《中外纪闻》的发行量由每期1000份增至3000份，发行范围也由京师扩大到地方。
康有为等人的维新活动引起了顽固派的强烈不满。1896年1月，李鸿章指使监察御史杨崇伊上书弹劾，攻击北京强学会“植党营私”，“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旨查禁。
随即慈禧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封闭北京强学会，禁止《中外纪闻》发行。北京强学会被封之后，上海强学会也随之解散，《强学报》也只出了3期便停刊。
康有为一人单挑光绪
要出拳，先收拳。
团结就是力量，一个人难以敌众，这是浅显的道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时候一个人比一群人更强。
因为一群人往往在办事的过程中意见相左。竞见相佐，人数再多也会成为一盘散沙。
散沙不如一块石头强大。
这就是一群人强不如一个人更强的道理。
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希望可以发展势力，使自己变得强大，然而事与愿违，康有为并没有因为组织强学会而强大，因为有比强学会更强大的清政府。
强学会与清政府对峙只有失败。假使只有一个人，就不会惹得朝廷顽固派的反感，在不受强大的对手注意的情况下，自己才是最强大的。
康有为在这次教训中看到一个人的力量，于是他仍旧不放弃上书给光绪，并最终得到光绪的赏识。
光绪对此人有强烈的好感，因为康有为体会到光绪此时意欲独掌大权的苦心。
康有为舌战群儒
对方人越多，就越胆怯。
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主持问话的有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翁同和、荣禄、廖寿恒、张荫桓等五人。这次问话实际上是变法与反变法的辩论，五大员中顽固派占了优势。
接见一开始，荣禄先发制人曰：“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即刻对曰：“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也，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即如此为外交之署（指总理衙门），亦非祖宗之地所有也。因时制宜，诚非得己。”
康有为的话有理有据，驳得荣禄张口结舌，不等接见结束悻悻而去。
接着廖寿恒问：“宜何变法？”
康有为回答：“宜变法律、官制为先。”
李鸿章一听要改法律和官制，心里很恼火，立即质问：“然则六部尽撤，则立即尽弃乎？”
康有为斩钉截铁地答道：“今为列国并立之时，非复一统之势，今之法律官制，皆一统之法，弱亡中国，皆此物也，诚宜尽撤，即一时不能尽去，亦可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李鸿章拿不出有力论据反驳，只好默不作声。
翁同和是主张变法的帝党官僚，他关心的是在清政府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筹措变法所需要的款项。所以，他发问：“筹款之法如何？”
康有为回答说：“只要改革赋税制度，必能广开财源。”
接着，康有为全面阐述了酝酿已久的变法方案。
康有为没有被五位大臣的气势所压倒。
康有为明白，对手强，那么我就要更强。
因此，康有为把握真理而从容不迫，面对种种问题，一一回答，并给予最好的答案。用自己最好的答案，来压倒对手的气势。
只有自己说话才能掌握主动权，才能让对手闭嘴。
当对手无言，而自己却夸夸其谈的时候，那么胜负已见分晓。
康有为面对五位朝中大臣，半点不惧，因为他根本不把他们当官员看待。
他心里明白他们是秋后的蚂蚱，长不了。于是，康有为面对这些人，慷慨陈词，并在这次答辩中取胜。
光绪召见康有为
越紧急越从容，就越有把握。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亡国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闻讯后急速赶到北京，连夜起草一份《上清帝第五书》。
这一次上书，使得光绪想亲自召见他，然而依旧有旧党阻挠。于是皇帝将召见转变为总理门五大臣问话。康有为舌战群儒。
由于维新一派势头大起，慈禧被迫同意搞变法新政。就在此时，光绪终于见到了早就想见的康有为。
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康有为。
形消而忧郁的光绪这时强颜欢笑，问询康有为的年岁出身。康有为应答后，光绪说：“你所上的折子，朕已看见了，所言极是。”
康有为受到鼓励，情绪顿时激昂起来，以宏亮的一个广东官话说道：“皇上，今四夷交迫，分割疆土，覆亡无日。”
光绪斥责说：“皆守旧者所致。”
康有为听了，即说道：“皇上之圣明，洞悉病源。既知病源，则药即在此。既知守旧之致祸败，则非尽变旧法与之维新不能自强。”
光绪压低声音道：“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君臣相见之后促成了一次百日维新。康有为亦因此留名青史，叫人叹服。
环境变我心不变
唯一不变的是应变的机警。
环境总是在变化的，人们往往亦因环境变化而改变。
清末乱世的环境不断变化，然而康有为并没有因为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自己。早些时候，康有为就写下了《上清帝第一书》，可是上书失败。
其间，时事环境发生很大变化，然而康有为没有因为变化而中断上书，康有为最后写了《上清帝第五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康有为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得到了光绪的召见，并因此展开了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
康有为在变化的环境中经受了考验，然而，他的主子光绪却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而败在慈禧手里。这是康有为所痛心并惟一失策的地方。他在变化的环境中让自己不变，却没有使光绪明白在变化中不变的道理。因此，光绪失败，而康有为仍然在余生中不改变自己的做人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