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节目活动的微观层面来看，主持人是节目活动的直接控制主体，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主持人节目只是大众传播传媒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而传媒系统的上面还有更大的社会系统（包括地区的、国家的、全球的社会管理系统和信息传播系统）。从社会信息传播的宏观角度来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节目主持人要完成自己的岗位职责，还必须正确、全面认识主持人与另外三个不同层面的控制主体（政府、媒介和受众）的关系。实际上，主持人节目本身就有四个不同层面的调控主体：政府——国家层面的调控主体；受众——社会层面的调控主体；媒体——媒介层面的调控主体；主持人——节目层面的调控主体。
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政治格局多元化、经济全球一体化和信息传播国际化的时代，法制化和民主化的进程日益加快。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大众媒体日显重要。作为大众媒体的三个不同意义上的主体——公众（Public）、媒体（Media）、政府（9overnment）与节目主持人之间呈现出既密不可分又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国家政府需要通过法制和决策制约媒体、调控社会、引导公众；媒体要在影响政府、服务公众的同时加强对节目的管理和对公众的引导；公众意见必然会左右媒体、影响节目，并对政府起着监督和推动作用。有的学者把前面这种三重主导关系简称为“PM9关系”，包括：政府高位主体的9型主导；体现媒体双向功能的M型主导；保证大众话语权的P型主导。如果再加上节目主持人的主导，就成了对主持人节目的四重主导。如何保持公众、媒体、政府与主持人这四个层面的相互制约的局面，发挥节目主持人在国家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不但关系到主持人节目的发展，而且直接关系到社会舆论的构建和全社会的整体和谐。
一、主持人节目多元调控主体的必然性
国家政府对大众传媒的9型主导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管理层面的调控。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必然会决定传播制度：第一，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要求大众传播系统与社会规范体系、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把大众传播的价值系统与高层系统的价值要义统一起来；第二，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大系统诸多方面呈现多边关系，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呈结构依赖关系。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所言：“媒介系统与另外一个社会系统相对的效力程度（不管那个系统是政治的、经济的、宗教的、家庭的、教育的、军事的、娱乐的还是法律的），都是每一系统的资源分布和依赖关系的产物，即结构依赖关系”；第三，马克思说得好：“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第四，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管理就是对全社会包括物质、能量在内的全信息管理。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就要从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和社会管理出发，政府作为对传播制度进行宏观控制的高位主体，对信息传播的管理责无旁贷。所以，美国前总统杰弗逊就曾提出“宁要报纸，不要政府”的惊人之论。古往今来，不论是什么国家，媒介的议程设置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政府对媒体和信源的控制是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媒体也不可能完全不受来自政府的干扰。莱欧·西构在1973年所做的经典研究显示，《华盛顿邮报》与《纽约时报》头版报道中近3/4依赖官方资料。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一方面将会给社会带来更深程度的自由主义，另一方面也将加大社会控制的难度。托夫勒曾在分析这种情况的时候说过：“国家——任何国家——都竭力设法维护政权。正如国家在进行工业革命时造成大众传播媒介的问世而同时发明实现思想控制的新形式一样，它将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对通过新的电子基础设施传播给它统治下的人民的印象、思想、符号和观念形态至少保持某种控制。”
传播媒介对传播调控的M型主导是传媒业界对自身业务管理的理所当然的调控。大众传播机构是全球化社会和国家大系统中具有双向功能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它既受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同时也在履行自身的多种功能与责任，实现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首先，如何处理政府的“喉舌”、“扬声器”和公众的“传声筒”、“守望器”这双重管理功能的关系，这本身就需要媒体加强对传播的主导性。其次，在媒体走上自主经营的产业之路之后，媒体如何满足媒介市场的“上帝”——广大受众的多元需求，这不仅成为传媒开拓市场求生存、求发展的关键，而且成为对9型政府主导关系和对P型大众主导关系的强大冲击。正如布迪厄从社会学角度独特地运用“场”理论来分析新闻界的控制现象时所说的：“新闻界是一个场，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
这就更需要媒介切实加强对自身的主导性调控。媒介对节目的控制议程流向为：媒介→节目→公众→政府。在这里，媒介的调控一方面通过节目的议程设置来影响公众，另一方面也通过节目所反映的公众舆论来对政府的社会管理进行监督。
据中新社报道，美国广播公司（ABC）2008年8月1日时事节目《20/20》的主持人巴希尔在芝加哥出席亚裔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的周年晚宴上致辞时大开“亚洲宝贝”的玩笑，他当着众多美国记者的面肆无忌惮地说：
我置身那么多亚洲宝贝中感到愉快。事实上，我对讲台遮住了我的下半身感到高兴……演讲词一定要像穿在美女身上的裙子，长度足以遮蔽重要部分，但要够短足以引起他人的遐想，就像我的同事张筑珠的裙子。
巴希尔这番话引起了全场骚动，来自韩国的主持人张筑珠则显得非常尴尬。事后，许多人通过各种渠道强烈抗议巴希尔对亚洲人的侮辱，巴希尔也遭到电视台高层的公开指责，并要求他写信公开致歉。他在致歉信中称自己对日前发表的不礼貌言论深感后悔，希望自己一时的愚昧不会对亚裔美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带来伤害。
广大受众对传播的P型主导其实是最重要的主导，因为广大受众既是一切社会信息的来源、目的地和归宿，也是任何政府和媒介的服务对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效力确认了人民群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广大受众有知情权、传播权和对媒体的监督权，他们成了大众传媒的“上帝”，受众对媒体和节目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到各媒体在媒介市场的占有率和广告效益。受众的选择与抵制、受众的调查与评选、受众的质询与参与，都是受众行使对媒介活动乃至节目和主持人的监督权、控制权的表现。
受众对节目主持人行使主体调控权首先表现在对节目主持人的“选择权”和“传播权”上。一旦主持人由于言行上的失范而失去了受众的支持和信任，主持人的形象就会黯然失色，主持人在台上就无法立足。
2007年12月28日下午3时，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改名为奥运频道的新闻发布会召开。会议进行到中途的时候，著名主持人张×正要介绍乒乓球运动员王楠上台，张×的妻子、北京电视台主持人胡××突然走上台要求发言，张×拦阻不住，胡××拿起麦克风，指责丈夫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以及搞婚外恋等劣迹。中央电视台副台长江和平与另外几个人赶紧上台把胡××劝走……事件发生后，许多受众在网上纷纷指责张×作为公众人物缺乏道德良知，要求他“下课”，第二天张×就在体育节目中消失了。直到奥运会开幕前不久媒体报道他与妻子和好后，观众原谅了他，他才有机会在电视台的另一个体育解说节目中露面。
当然，受众对节目主持人的素质要求和行使主体调控权也不是绝对和苛刻的，总体的要求是真诚热情、富于个性、虚心学习、不断创新。主持人应该正确对待受众的褒与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不断的改进中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比如，因为主持2002年《你好，世界杯》栏目刮起“世界冰暴”而一夜走红的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沈冰成为北京奥运会直播的“总主持”后，有观众在其贴吧发帖称：“沈冰说话大舌头，我真是忍无可忍了，翘舌音不像翘舌音，平舌音不像平舌音，听着太难受，活受罪啊”，“每次一看她主持节目我就换台”。还有观众披露她把NBA说成MBA，“捷克选手为西班牙夺得一枚金牌之类的话都能说出来，她是不是在睡觉啊。”但是更多的观众给予她很大的支持，称赞她轻松镇定、大气沉稳、睿智理性，是众望所归，对她的一些小毛病，希望“大家要宽容”。
又如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第一时间》的主持人欧阳夏丹，是北京奥运会期间《全景奥运》节目的主持人，她称自己将在《全景奥运》中延续在《第一时间》里快人快语的风格，因为“比较明快，有激情，能够表达出对体育的热爱”。但她也坦言自己从未主持过体育节目，并不怕观众挑刺。她说：“如果不懂装懂肯定逃不过观众的眼睛。我通过与专业人士的沟通，以自己的角度阐述出来就可以了。”结果是欧阳夏丹的主持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使她成为奥运女主播中的一匹黑马。目前网上甚至出现了“嫁人应嫁岩松，娶人当娶夏丹”的幽默说法。网友形容她“个头不算太高，但已够标准；长得不算漂亮，但气质不差；声音不算响亮，但蛮有磁性；性格不够完美，但始终乐观开朗，也颇有人缘……”
再如反应机敏并且富有亲和力的方琼，与刘建宏、崔永元等一起主持北京奥运会期间的《荣誉殿堂》节目。有观众表示，像《荣誉殿堂》这样的节目，方琼在自己无法掌握的情况下，应该让小崔来主导，自己当配角。由于是与“名嘴”崔永元搭档，方琼自感压力不小，谦虚地自称“体育盲”。但她在奥运会前狠下工夫，“恶补”了许多体育方面的专业知识。面对幽默高手崔永元，她不动声色地展示着自己的“琼式幽默”，不时引来现场的阵阵笑声，观众称她为奥运荧屏上的“开心玫瑰”。有观众评价说，方琼幽默活泼的主持风格独树一帜。节目中她像主妇看电视一样，问的问题或关心的细节正是平常老百姓所关心的。“虽然觉得她体育知识有点贫乏，但也很有趣，正展示了多样化。”
二、主持人节目四重主体调控的三“统一”
（一）观念形态的更新与维护受众权益的统一
这些年大众传媒的改革是在基本不争论、不纠缠意识形态是非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传统的思维模式、观念原则乃至哲学范式一直未得到根本的清理。虽然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落下帷幕，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形成，但前者理论观念上的根基还没有被彻底动摇，后者在思想、观念上的合法地位、意识形态的基础也没有得到牢固确立。在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今天，舆论控制必须积极引导观念的更新，这就必然会触及意识形态的禁忌，必然需要树立新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衡量标准。不理清政治理念上的意识形态是非，舆论就无法和谐，改革也难以深入。但是，观念形态上的晓之以理应当与体现广大百姓的合法权益结合起来。我们以往在舆论宣传上的一个弊端，就是像美国一位语义学家所说的“死线上的抽象”，指的是人们的语言捆死在某一条抽象水平线上。如果节目主持人开口闭口都只贴着“国家利益”、“大公无私”、“顾全大局”等高度抽象水平的政治标签，信息的内容就很难为人所理解。实际上，最有效的主持人语言应是沿着抽象阶梯有上有下，既有深入浅出的理性概括，又有生动浅显的与寻常百姓切身权益密切相关的详细情节。
（二）内容形态的开放创新性与舆论调控科学性的统一
在我们强调政府对和谐社会的信息传播进行控制的必然性的同时，必须充分认识到，如同其他方面的社会公共管理强调信息公开化（如“阳光工程”、“阳光政务”、“阳光招生”、“阳光排行榜”）一样，舆论引导绝对不是要通过信源封闭来控制信息的。受众对国家信息的获知权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是他们行使参政权的重要前提。我国1998年签署参加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的国际公约》中第19条，就直接规定了各缔约国政府保护新闻自由的义务：“人人有权持有主张、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现代媒体被誉为与立法、司法和行政并列的“第四种权力”。从一定意义上讲，媒体的话语控制和舆论监督实际上可以视为一种颇具隐蔽性的关于话语的权力技术学。人类不仅处于法律之网的监控下，同时还置身于媒体织就的“舆论之网”的监控中。所以，政府应积极拓宽信息沟通的渠道，在提高社会信息的能见度的同时，运用科学的手段，有效地引导公众对社会信息进行接触、沟通、储存、分析、判断和认知，进而来引导舆论。
过去我们媒介宣传在认识上的一个主要误区就是“报喜隐忧”、“舆论一律”、“传播内容与形态单一化、公式化、同质化”。我们有的媒体和节目在思想上还是固守着传统的宣传审美观，把唯上与唯实对立起来，把国家大局利益与群众合法权益对立起来，把重点论与两点论对立起来。我们应当看到新形势下舆论调控面临的新挑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经济成分、分配方式的多元化和技术手段的进步，加上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交汇与碰撞，受众群体的审美和道德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个体意识正逐步苏醒和增强，人们更趋于务实和创新，竞争、效率和法制意识日渐加强，传统的受众逐步被分解成为一个个极具主体意识的、具有自我选择能力的信息接受者。人们对事物的判断也脱离了传统的理想范式，在不损害集体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把追求个人合法利益的最大化看作理所当然，凡是不符合主体道德范式、不能为我所用者，很难被主体所接受。如果我们让主持人和节目蕴涵了过于集中和美化的理想、信念和精神道德，那么必然会导致人们对典型的认同率与审美的认同率下降，典型功能的实现就会受到抑制。
所以，主持人节目要弘扬社会主义的主旋律，正面典型的宣传要更加体现时代感、真实感、民族感，符合现代审美价值；同时也应当与提倡节目内容的细分化、传播形式的多样化、主持风格的个性化、传播模式的互动化结合起来。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社会的许多问题，不论是国企改制变味、社会危机事件频发、官员腐败风行，还是信访问题突出、拆迁矛盾激化、收入距离拉大，都与现行政治体制的缺陷如权力过于集中、缺少监督制约以及干部管理体制等有关。如果我们的主持人节目对老百姓最关心和焦虑的民生问题置若罔闻，文过饰非，或者是在节目传播的形式与内容上缺乏创新的意识和鲜明的个性，而片面强调媒体对受众和社会舆论的调控作用，那么要完成媒介与节目的“两个喉舌”的功能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三）对受众的亲和服务与有效引导舆论的统一
要构建和谐的社会舆论，作为大众媒介所设置的主持人节目，节目主持人一定要明确自己的双重身份定位：一方面，主持人是对受众有亲和力的传播者，应当以受众朋友的身份和个性化、人格化的方式进行传播服务；另一方面，由于大众传播机构是党、国家和人民的喉舌，节目主持人又具有多种服务功能和把关责任。服务与把关两者其实并不矛盾，亲和服务能够使主持人成为老百姓心目中可亲可敬的信息源，这为他们在节目中引导舆论奠定了心理与感情的基础；而媒体的节目与议程设置对受众的舆论导向也是受众所需要的。正如斯坦利·巴兰、丹尼斯·戴维斯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一书中所说的，“在所处的工业社会中，我们越来越依赖于媒介理解这个社会……当我们身处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不仅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媒介来帮助我们感受意义，帮助我们了解自己应该作的最佳反应，以及帮助我们放松和应对，而且最终我们主要通过这些媒介来认识这个世界。”而某些主持人节目为了追求新闻效应和经济效益不惜在节目中通过制造“话语爆炸”来进行“炒作”；还有的主持人害怕一旦在节目中放开与受众的互动，形成了“公共领域”，就很容易“走火”和“失控”。其实，大家对国家的政策主张、对改革的思路原则见仁见智是很正常的，也是有益的。关键在于媒介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提供准确充分的客观事实，设置与社会关系重大的议题，组织全面而辩证的比较，通过对正、反两面典型的深入解剖，指导不同观点进行有理有据的交锋，营造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舆论环境。
1995年索妮娅·福斯提出的“邀请式修辞”的传播理念对我们很有启发。她从女性主义基于平等、内在价值和自决能力的价值观出发，提出人类的生命形式都具有价值和尊严，传播不是为了控制和说服对方改变原有的立场，而是邀请别人进入自己的世界，在平等、相互尊重的前提下获得彼此的理解。它对我们构建和谐的社会舆论很有启发。在议程设置中，需要提供一个能让对方接受的谈话起点，选择一个新的、创造性的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视角，要让对方明显感到我们的出发点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态度是尊重和谦逊的，而不是鄙夷和傲慢的；气氛是民主、自由和开放的，而不是专制和封闭的。尽力避免由于权力差异造成的心理距离和有可能引发的冲突。这方面我们有过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深刻的教训。
当年，在宣传“除四害”的舆论时，个别生物学家提出“麻雀是益鸟，个别时候吃粮食，大部分时间吃虫子”这样的言论。由于没有被封杀，而是允许讨论，结果麻雀从“四害”名单上被剔除，从而避免了一次错误的影响深远的决策可能带来的严重危害。马寅初的“人口论”由于不被允许公开存在，只允许与之相反的思想观念一家独大，结果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从表面看，国家政府的控制、广大受众的监督、传播媒介的自身管理似乎都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重重制约和束缚，但实际上，在现代社会多层面的复杂结构系统中，这样一种上下贯通、纵横交错的结构依赖关系是正常的。它反映了现代社会组织结构的开放性、利益关系的多元性、自由与制约的相对性、合作与竞争的普遍性。国家政府的宏观控制，既是国家层面对信息传播、社会舆论和维护国家主权尊严、人民大众利益的根本保障，也是传媒事业发展的最强大的后盾。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在谈到他对开幕式的心理压力时说：“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中央，而是来自全国人民，因为党中央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一再说‘我们不给你们提出特殊的要求，只要人民满意就可以了’，实际上中央领导对我们的建议和意见都大力支持。”国家的新闻舆论控制实际上就是通过对传媒事业的政策、方向的宏观调控来加强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维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