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时报 柏晶伟
回首中国改革开放走过的30年，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称奇。我们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彻底告别短缺时代，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民营企业家扬眉吐气；百姓生活空前丰富，国际文化交流频繁多样。“中国崛起”的事实毋庸置疑。如果要历数改革开放给国人带来的实惠，确实无以数计。
在这幅五光十色的历史画卷中，有一个群落显得尤为非同寻常，那就是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理论研究的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们。无论是德高望重、已经过世的学界耆宿，还是至今仍孜孜不倦、勤奋工作的社会知名学者，乃至活跃于国际国内经济学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辈辈相传，人才济济。每项重大措施和改革决策的出台都凝聚着经济学家的智慧和艰辛探索，可以说，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理论创见伴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自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亚当·斯密的《原富》，将西方经济学思想传入中国，一百多年来中国经济学历经曲折，艰难前行。在20世纪30年代，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贫弱的中华民族，励精图治，提出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主张。之后经过近二十年的外侵内乱，战争频仍，到50年代苏联经济学占据中国经济学界主导地位，可谓在中国本土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系统的经济学理论学说。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将些许思想的萌芽铲除殆尽。直到80年代中叶，随着决策层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中国经济学才真正迎来了百花盛开的春天。
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见，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换句话说，是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成就了当代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中国本土经济学家与国外经济学家有着大不同。在每一特定历史时期的重大宏观经济决策中，我们无一例外地会听到经济学家的声音，例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等等，与其说这是中国经济学家对转轨时期中国实践的理论概括，毋宁说这其实就是中国的改革举措。在西方经济学家的眼中，中国的改革实践很难用一个模型或公式一以概之地解释清楚，甚至中国学者所使用的经济学名词也是相当“中国化”的。然而，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却是名副其实的经世致用之道，已然成为当今中国的显学。
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群体来说，他们面临的国情极其复杂。我们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发展规模巨大，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历史矛盾、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最为关键的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对所有制的认识失之偏颇，限制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以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要坚持公有制而排斥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实行的计划经济就是沿着这样的逻辑脉络进行的。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铁律，就会遭到批判，当年的农业“大包干”就是在激烈的争论声中匍匐前行的。改革开放后，经过经济学界几次大的争论和讨论，“商品经济”思想才得以最终确立。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市场的魔力，发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并最终选择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中国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从计划到市场，可以说，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是一次脱胎换骨。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大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同时也看到，这是怎样艰辛的一次抉择。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求索，是在大辩论、大争议、大起伏中完善和完成的，直到今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纷争仍然没有停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探索和理论创新，其实也是一部不同门派的经济学家们在思想疆场上纵横捭阖、策马扬鞭的历史。
中国本土经济学家的理论创新是在借鉴和吸收现代西方经济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国门打开之后，我们先是把东欧转轨国家的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从事政府决策研究的经济学家们请进来，向他们讨教治国良策；紧接着国内学者开始走出国门，到剑桥、耶鲁、哈佛去了解现代西方经济学的ABC；到90年代中后期，大批海归学者更是将西方经济理论引入高校课堂。中西交汇，互联互通，这些新“舶来品”成为一代中国学者的研究工具。与此同时，几十年来被大陆学界奉为圭臬的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亦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运用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曼昆、弗里德曼、马歇尔等的分析方法解释中国现实经济问题并从中找出它们的不足，另一方面要建立和发展当代中国转轨经济理论，这项工作浩大繁重，艰苦细致。中国的经济学家群落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共同推动经济理论创新。
美国当代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许，直到今天我们也不能准确地说出哪一位经济学家或哪几位经济学家提出的理论假说可以令人信服地系统诠释中国转轨经济运行规律，尽管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但是他们的积极探索仍然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梳理和诚挚的赞赏。
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有十一项理论成果参选，包括过渡经济学、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构想、社会主义资本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产权理论的边际创新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整体改革协调理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理论、价格双轨制理论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可谓洋洋大观。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最多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价格双轨制理论，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择其要领，将其简要地介绍给读者。
让我们一起进入时间隧道，共同分享中国经济学家的思考。
联产承包制在争论声中落地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发包方，以家庭为承包主，以承包合同为纽带而组成的有机整体。在这种制度下，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农户只有使用权，实行土地使用权与所有权适度分离、农户家庭承包经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人们常称之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所谓“包产到户”是指分配功能仍由集体行使，农民收获后将产品全部或部分交给集体，由集体根据承包任务完成情况分配；而“包干到户”则是指农民只需完成上交任务，其余产品都归自己支配，按照群众的说法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在改革初期，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主要成员深入农村进行广泛调研，发表了大量有关包产到户的论文和研究报告，为中央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积极支持和引导在安徽、四川发起的农村改革并向全国铺开。1980年秋，杜润生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并主持起草了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张广友、吴象、陆崇毅、陆学艺、吴庭美、王郁昭、余国耀等都较早地从正面阐述了包产到户的性质、必然性、利弊得失、成功经验等，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的确立提供了理论支持，他们大都参与过五个“一号文件”的制定，也为包产到户在农村的普遍推广贡献了力量。
股份制改革拓展所有制改革空间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它揭示的是企业的资本结合形式，体现着企业的法律形式。股份制改革包含两个层面的改革：一是企业产权制度层面，另一个是证券市场层面。企业制度改革层面的股份制改革，就是把原来的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国有企业改造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国家作为所有者控股、经理层作为经营者管理企业的股份制企业。在此基础上，有选择、有条件地推动一部分股份制企业成为大众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大众发行股票，发挥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接受大众股东的监督。借助股份制，国有资本增量问题迎刃而解，而存量部分，原有企业通过固定资产核定价值折成股份完成改造。再通过出资人制度，设立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对国资履行监督考核和保值增值的职能。
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7年国有企业普遍推行经营承包制之后，在最初的企业改革理论的基础上，学界主要围绕着企业改革实行承包制还是股份制的争论，形成了经营权主导改革和产权改革两种不同的改革思路和理论演化方向。
股份制从提出便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关于股份制的争论，不仅肯定了社会主义也可以采用股份制，更为重要的是为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打开了一条通道。由于两权分离的改革思路和承包制本身的种种缺陷，促使人们从更深层次来思考经济体制改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才是走出困境、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产权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把过去对所有制问题的研究深入到了微观层面，细化为具体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问题；另一方面又在某种程度上避开了所有制这个与意识形态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概念，从而为所有制改革理论的研究拓展出了新的空间。
从价格双轨制到双轨制经济
双轨制价格改革（简称“价格双轨制”）的基本思路是：自觉利用客观上已经形成的生产资料双轨价格，使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放开国营企业的一部分计划内产品，让其进入市场，逐步缩小生产资料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用加大计划外比重的办法降低原来比较高的市场价格水平，同时用逐步调整的办法使计划内价格升高，让两种价格接近起来，最后趋于统一。
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把改革的中心任务明确为搞活企业，至于如何搞活企业，从哪里入手，当时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提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价格改革起步艰难，在多种方案均未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984年9月在莫干山召开由124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价格双轨制”思路正式提出。当时的共识是，价格改革不宜全面出击，而应加以分解，各个击破。价格改革应该从解决生产资料价格入手。对于这个问题，莫干山会议上出现“调”、“放”之争，最后“先放后调，调放结合”的双轨制思路产生。认为“先放后调，以放促调”的办法好处有三：（一）把价格改革这个十分复杂、难以决策的大系统，分解为一个个行业、一类类产品的小系统，改起来容易预测、决断和施行。（二）利用指令性计划外的浮动价创造的市场机制，促进计划价格的改革。这不仅调整了不合理的价格体系，又改革了僵化的价格管理体制。（三）把计划、物资、价格统一起来配套改革，既缩小了指令性计划，又搞活了物资购销，还改造了价格体系，为企业放活、简政放权、政企分开创造了条件。
“放调结合”的主张很快得到中央领导肯定。1984年12月24日，中央书记处批复同意《国务院物价小组关于1985年价格改革方案的汇报提纲》。莫干山会议提出的放调结合、平稳过渡的思路被完全采纳。
之后，双轨制并不局限于价格改革，它同样被改革的其他大多数领域所采用，包括外汇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险改革以及所有制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整个中国经济就成为了一个双轨制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