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
毛振华
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宏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两者之间的平衡是保持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从供给与需求的关系角度探讨经济增长问题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也是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出发点。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取得长足发展的时候，我们遭遇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经济增长逐步积累的问题凸现出来，特别是社会需求不足，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问题，成为在当前和今后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危机也暴露了我国传统的依赖投资增长不断扩张生产能力的增长模式的弊端。因此，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确立中国不仅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大国的战略，成为我们在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必然选择。
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中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无论是总供给还是总需求均处于低水平阶段，社会生产能力低下。尽管社会对商品的需求很大，但供给的短缺无法弥补这个缺口，因此社会总需求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几千年来，中国经济长期处于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的短缺经济时代。
1978年开始的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中国经济也因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的30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这一阶段我国经济经历了由短缺经济到基本供求平衡的一个过程。这个期间的改革主要是“解放生产力，提高积极性”，以挖掘供给能力的扩大为主要内容。我国经济增长从投资扩张开始，配合以压抑消费的释放，其中总供给的有效扩张起到了中间传导的关键作用，几千年留下来的供给缺口被迅速填平，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虽然在此期间供给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使得经济有显著的波动，但应看到它也诱导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规律表明，一个国家经济起飞的初始过程，都是以总供给驱动为主要特征的，这是社会开始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扩张社会供给的必经阶段。只有实现有效供给的社会扩张，才是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开源之本。
快速扩张的供给使得社会供求之间达到了基本平衡，但遗憾的是90年代中期消费扩张出现了粘性和障碍，没有很好的跟随供给扩张的步伐，从而导致了以后越来越明显的总需求不足，这也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8年。
这一阶段是我国经济从基本供求平衡到总供给严重大于国内总需求的阶段。但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经济并没有因此而陷入困境，而是赶上了经济全球化、信用消费和电子通信技术革命三者重叠的历史性机遇，这使得中国经济经历了一个“黄金”的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我国开放战略的实施，在比较成本优势下，中国经济成功地利用了国际市场需求，特别是从2001年底加入WTO，我国经济步入了一个新增长期。融入世界经济以后，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外部需求有了快速的拓展，并极大地吸纳了国内过剩的产能，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实现高速发展的第二个需求因素。据有关数据分析，出口对中国经济拉动贡献达到35%~45%的水平，中国是全球化过程中的最大受益者。
另一个需求因素也与历史有关，是成熟的市场体系使用过的而中国尚未开发的一部分需求，就是信用消费需求。在简单需求填平之后，中国很快使用老祖宗从来没有用过的信用需求，而信用需求简单的说就是用未来的钱满足当前现实的消费，这使得个人消费者从以前一张简单的“现金流量表”增加到拥有另外一张“资产负债表”。从此以后按揭贷款买房买车就被人们大量使用，把未来的需求和未来的收入转化为现实的需求，从而推动了现实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成为这一时期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又利用了供给创造的需求。这一时期我们刚好赶上电子通信产业的技术革命拉动全球经济的机遇。可以说，这是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少有的可以验证萨伊定律的时点。萨伊定律早被批判和否定，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供给不能创造需求，而需求反过来能够创造供给，笔者也认同这种批判。但需要提醒的是，萨伊定律在一个例外情况下是具有适用性的，这个例外就是新的技术革命。如果某一个新的技术革命带来一个新的产品，而这个新的产品又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从而就会带来巨大的需求。这种情况下，供给就能够创造需求。在历史上，蒸汽机、电、汽车以及最近的通信技术和计算机，这些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成为生活的必需品，极大地创造了需求。中国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机遇，成为世界电子通信业的制造大国。
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后半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全球化、信用消费以及通信和电子技术的革命成为这一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然而，随着人们对信用消费的快速利用、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效用递减，使得它们对需求的拉动作用开始减弱，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一遇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严重打击了外部经济吸纳我国过剩产能的能力，中国经济供求严重失衡的突出矛盾得以放大，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调整的压力，并且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笔者将此称之为“后改革时代”。
从2008年开始的“后改革时代”，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逐步向成熟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历史时期。如何重新调整我国的供求关系、消化巨大的过剩产能、创造新的需求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二、以内需为主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
在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中，大多数学者，甚至政府决策当局都认识到，中国经济增长是粗放的增长，需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现集约化的增长。关于增长模式的转换，几乎涉及中国经济供给领域的所有内容。大多是从如何改善结构、提高技术和市场竞争能力等供给因素出发的，而从消费需求方面的分析甚少。当然，这与我们历史上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有关，也与我们历史性地利用了信用消费、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创造的需求有关。可以说，2008年以前，改善和扩大供给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线。
2008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之际，在总结中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奇迹的经验的同时，不可忽视的问题是，从总需求方面支持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这些因素，基本上已经衰减甚至消失：“短缺经济”已成为历史；全球化带来的市场机遇正在减退，并且我们需要在一个较长时期内消化由于过高的外需依存度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信用消费的井喷式扩张阶段已经过去，局部风险凸现，短期内不可能大规模扩张；电子及通信领域的技术创新效应递减，难以出现新的革命性的突破，且由于市场竞争，在消费总量上难有天大作为。可以说，不发掘中国经济增长需求拉动因素新的内容，中国经济增长就难以保证。
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各国都在寻求刺激消费、扩大就业、提升经济的政策，中国政府也推出了以4万亿元投资为标志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从短期来看，是有可能缓解经济增长的困难的。但从长期来看，仍然没有走出过去在需求制约矛盾不突出条件下依靠政府主导扩张投资的老路。如前所述，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推动因素已发生根本性改变，继续传统的以供给领域为主的操作，可能难以起到过去曾发挥过的作用。并且由于部分资金注入已严重过剩的产业领域，反而会与已经问题重重的结构性矛盾形成共振，加剧宏观经济的困难。因此，短期内寻求扩大内需的有效措施和长期探求中国经济扩大内需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制约因素，要求我们在“国家战略”这一更高层面上思考。
要破除传统思维，把宏观经济政策的着力点从供给领域转到需求领域，而需求领域的重点，要放到国内消费需求上来。从供给上进一步改进，进一步提高竞争能力拓展国际市场，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非一日之功，且主动权并不完全在我们手上。在当前全球消费紧缩的背景下，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通过改善供给扩大国际市场的困难，即使我们把过去行之有效的鼓励出口政策重新启用，也难以达到过去有过的效果。扩大投资需求本身具有扩大未来供给能力的两重性，长期来看，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大规模扩张，势必扩大供需矛盾。唯有国内消费需求，是我们尚有潜力可挖、握有主动权且副作用较小的领域。这是历史和现实给我们的选择。
要明确把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作为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大国，提供了发达经济体所需的大多数基本消费品，这是中国经济的成功之道。但是，出口市场的萎缩，不仅是当前全球危机的临时困难，也会成为未来的常态。一方面，由于国际社会对于以美国为标志的过度消费模式的反思，市场有萎缩的趋势；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导致的劳动力、环境资源供给成本的上升，也削弱了中国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与此同时，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还处于很低的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扩大国内需求，既为我们走出低谷，实现长期增长找到了支撑，也能达到改善国民生活的目的。从全球范围看，中国国内消费需求的扩大，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中国成为一个消费大国，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核心内容。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减少国际依赖，保证经济安全；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解决现有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才能为新一轮供给扩大创造条件。
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的重要优势和发展重点。在具有更充分国内市场的条件下，制造业可获取更好的发展条件，从而提升制造业的竞争能力。未来的中国经济的健康格局是：中国既是一个制造大国，也是一个消费大国。
之所以把“消费大国”目标作为国家战略来考虑，是因为这一目标涉及我国经济体制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中国能否成为“消费大国”，取决于国民消费能力的总体提升。这对我们过去长期实行的一些重大政策，提出了改革调整的要求。
一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长期以来，我们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重国家、轻个人。2002~2007年间，中国GDP年增长水平在10%左右，但财政收入年增幅超过30%。2008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依然在11%~12%这一较低水平。因此，通过制度安排，总体上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这一“国家战略”的关键。
二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国城市比率为46%，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90%的水平。城市化意味着人口的迁移和巨大的内需。多国经验表明，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会产生巨大的“累计效应”，进而成为经济增长长期的需求拉动因素。据测算，如果我国城市人口达到70%，将增加5亿城市人口，需要投资50万亿元以上。这部分投资不仅仅依靠政府，还会因为这些人口广泛的社会关系，牵动全社会的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目前较低的城市化水平，是历史留下的需求空缺，也是实施“消费大国”战略的重要可利用资源。
三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与城市化问题相联系，改革土地制度，使现有农民土地成为可交易的资产，将为农村城市化提供巨大的资金来源，并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创造条件（这一问题涉及许多重大争论内容，本文不能展开分析，笔者另有专文论述）。
四是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步伐，构建社会安全网。国际经验证明，国民消费信心和能力，取决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只有加大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扩大受惠人口，提升保障水平，才能改变我国现实存在的较低收入与较高储蓄并存的现象，使民众减少就业、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后顾之忧，敢于消费。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必要措施。
五是调整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40%，低于发达国家70%的水平，也低于其他经济发展水平与我国类似国家的约50%的水平。发展服务业，可以有效增加就业量和居民收入。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提升劳动工资，并且改变我国民众的消费习惯，为互相提供的服务支付费用，这些也涉及更广泛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领域，这里也不展开论述了。
把一个传统的“重生产、轻消费”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家转型为生产与消费并重的“消费大国”，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列举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调整改革和发展的多个因素。仅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既看到了实施这一战略的复杂性，也能体会到实施这一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核心作用。
三、当前以扩大就业为扩大内需的优先政策
全球性的金融经济危机使我国经济增长的既有条件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在市场压力下，中国经济面临着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部分企业关停、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利润和政府财政收入双双下降等诸多问题。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拉动经济增长的措施，提出了“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方针，显示了在特定困难时期，政府愿意更多地干预经济以防止进一步衰退。在这些政策措施中，侧重于扩大投资需求的措施比较多，而侧重于最终消费需求的措施少了一点。
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以就业为主线的政府措施，对于直接扩大内需，效果最明显。大家知道，对于低收入工薪阶层来说，工资收入基本上全部用于即期消费，如果这部分人失业，不仅消费能力下降，而且可能出现一些社会稳定方面的风险。反观扩大投资需求的效果，则只能有三分之一左右转为即期消费，并且长远来看是进一步扩大供给能力。因此，扩大就业应该是经济调整时期政府调控措施的重点，而GDP增长率应降为次要指标。
关于就业问题，许多学者都有深入的研究，理论上的分析已足够支撑当前应以扩大就业作为扩大内需价值取向的观点。本文仅就如何在当前情况下扩大就业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
首先，运用补贴政策直接扩大就业。有人建议给予新增就业的企业，每人每年补贴8000元~10000元，这是可以考虑的方案。起码对于2008年新加入产业后备队伍的600万大学毕业生，更有这种紧迫性。以每增雇一名新毕业大学生补贴8000元计，解决这一问题只需480亿元。假定每增加雇佣一名农民工补贴5000元，解决2000万农民工就业只需1000亿。相对于4万亿元宏大的投资计划，这实在只是一个小数目。但这些补贴可以全部转化为即期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远远大于其他领域的投资。并且，这一措施能够把改善民生落到实处，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可以说，就业补贴政策是我们急需尽快推出的刺激经济措施之一。
其次，要大力扶持发展民营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政府推出的扩大投资计划，基本上是政府直接投资或由国企实施，且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产业，这些领域的就业弹性较低。统计资料表明，国有企业的资产就业率是最低的，而民营企业则是最高的。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刺激内需政策的就业导向，特别是要关注大批失业返乡的农民工及面临就业压力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建议政府在实施刺激经济政策中，更多地支持中小民营企业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防止政府资源集中于国企而出现一种在就业方面更大的压力。虽然从利益传导上看，国有企业可以更直接地实现政府的财政目标，但实现的宏观效果并不好，这是我们要重视的问题。
再其次，要在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专门的失业应急措施。例如，扩大对失业者的救助，完善培训计划，建立有助于推动就业的中介组织等。
最后，要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为返乡农民工创造就业机会。当前比较严重的问题是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问题，他们基本上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死角”。建议在4万亿元投资计划中，或新增的投资中，集中资金解决农村的道路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农村地区的基建投资不需使用大型工程机械，能最大限度地使用农民工。农村条件的改善，也为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相对于目前国家推出的一些大型铁路机场建设计划，农村地区投资的社会效益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