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开始了新的崛起历程，而且是从战火造成的一片废墟上的崛起。战争给日本经济造成的破坏是严重的，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只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迅速加剧的通货膨胀，使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
一、“非武装中立论”与“再军备论”之争
从1945年8月战败投降至1951年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国家独立，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之下。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思想等领域，对日本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根除军国主义，使日本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改革措施包括：释放政治犯；实行思想和宗教信仰自由；解散军队；逮捕战争罪犯；取缔、废除战争机构和国家主义团体；废除旧的法律，制定新宪法；实行土地改革；实行教育的自由主义化和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等等。这些改革，虽然在许多方面虎头蛇尾，很不彻底，但对于剔除军国主义毒素，推进日本的民主化进程，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但在1948年以后，由于东西方冷战局面的形成，美国抛弃了在日本实行的非军事化、民主化政策，转而采取变日本为美国“远东兵工厂”的政策，使日本尽快成为美国的“实际同盟者”。在政治上，美国极力扶植日本的右翼势力，草草结束了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转而对共产主义者及其同情者进行镇压；在经济上，美国为了恢复日本的垄断资本经济，停止了日本的战争赔偿，放宽了“经济力集中排除法”和“禁止垄断法”的约束。1949年秋，美国为了应对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和南朝鲜剧烈动荡，决定抛弃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上决定的“要根据苏美英中四国一致的原则，进行对日全面媾和”的方针，将苏联和中国排除在外，迅速单独对日媾和，恢复日本的国家独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快了对日媾和的步伐。同时，驻日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对日本新宪法重新进行解释，表示“放弃战争决不意味着放弃自卫权”，暗示日本可以重新武装。在这种情况下，日本面临两大问题：一是与包括苏联在内的盟国全面媾和，还是单独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媾和？二是坚持走和平国家道路，还是实行再武装？围绕缔结媾和条约的方针和独立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日本各政治力量纷纷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形成了三大战略思想流派，即主张“全面媾和——非武装中立”的左翼和平主义、主张“单独媾和——再军备”的右翼民族主义、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现实主义。这场论战构成了战后日本防务论争的主轴，同时也形成了战后日本政治的基本架构。
战后初期，饱受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战争祸害的日本人民痛定思痛，不愿再走战争的道路，要求彻底抛弃战争、走和平国家的道路，成为民众的普遍呼声。在这样的气氛和背景下，思考和平问题成为“一种流行的心理现象”，和平国家思想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和平主义者森户辰男于1946年1月发表的《和平国家的建设》一文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和平国家，不仅是“不能进行战争”的国家，而且应该是“不愿进行战争”的国家。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解除了一切武装，为建设和平国家开辟了道路。不应把这看做是战胜国强加于日本的意志，而是日本自己选择的救国之路，是一条建设国家的光明大道。1946年月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宪法，其中第九条规定，“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这一新宪法虽然是由美国占领军起草的，但它体现了日本的“和平国家”思想。战后6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进步力量同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进行斗争的有力武器。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的内外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面对日本统治集团在美国的支持下单方面媾和和实行再军备的企图，以左翼社会党为主的和平民主力量提出了“非武装中立”的主张。从此，和平主义由抽象的理性认识进入了与内外基本方针直接联系的政策领域。“非武装中立论”在与主张“再军备论”的执政的右翼政党的论战中，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并且在日本的工会、知识分子和妇女团体以及白领阶层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非武装中立论”有几个基本观点：第一，强调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主张对过去的战争进行深刻反省。日本的民主主义十分脆弱，再军备易使国家机器过分强大，造成军国主义复活的基础，从而扼杀日本刚刚萌生的民主主义。第二，认为单独媾和不可能实现日本的经济自立，将使日本陷入对美国的依赖，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交战的所有国家媾和，不站在冷战中的任何一边，反对以任何理由向任何国家提供军事基地。第三，认为世界已进入超越权力政治的时代，放弃战争，放弃军备，是实现人类共同体新形态的第一步。和平宪法本身就是日本的防御力量。只要日本按照和平宪法的精神，将非武装作为基本国策，就能够保障日本不遭到外来侵略。主张日本应坚决走和平道路，做世界的楷模，即不以战争作为解决争端的武器、坚持非武装中立的外交政策的楷模。第四，认为依靠军事力量来保障国家的安全，结果只能导致军备竞赛，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一方拼命追求军事力量的优势，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另一方就会感到受到威胁，于是也要相应地努力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如此循环往复，将造成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非武装中立论”认为，核武器已经不是国防的武器，视战争为政治继续，的权力政治将把世界引向毁灭。要把世界从毁灭的危机中解救出来，就必须否定权力政治，为此需要全面废除军备。和平国家思想是对战争进行反思的产物，是日本大多数人在对军国主义感到幻灭、感到厌恶的基础上产生的理想追求，但也不能否认，《波茨坦公告》和美国初期对日占领政策对这一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外部推动作用。由于战后初期日本的民主力量仍很软弱，和平国家思想及其非武装中立主义在理论上不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在以何种途径实现和平国家这一问题上，没有提出明确有效的方法，无法解决日本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尽管“非武装中立论”在民众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但终究未能成为主流思想。
“再军备论”的积极倡导者主要是占统治地位的右翼保守政党上层人物，如担任过首相的民主党领袖芦田均以及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等，其主要支持者是右翼势力、旧军人和经济界的重工业集团。这些统治集团中的鹰派人物大都在军国主义时期担任过政府要职，与军国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战后受到过美国占领军的整肃。“再军备论”者打着反共和民族主义的旗号，主张日本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一边，在与西方并肩作战遏制共产主义的过程中，获得实质上的独立；同时反对在安全上依赖美国，主张积极发展独立自主的军事力量，恢复日本地区军事大国的地位。朝鲜战争爆发后，芦田均立刻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永世中立不可能论》的文章，攻击非武装中立主义是空想理论，指出日本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必须明确自己属于哪个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因为保捋中立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1950年12月，芦田均代表民主党向盟军总部和吉田茂首相提交了一份以反共“自卫”为主要内容的意见书，宣称“共产主义国家以日本为进攻目标的意图已十分明朗，在近几年内很有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日本正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从长远观点来看，一个不能自卫的民族，靠他国人民流血牺牲来保卫自己，是不能长久的”，依赖外国进行国土防卫是民族的耻辱。因而主张“建立自主的自卫体制，在防务上实现国民意志的统一”，建议日本政府“加强各保守政党间的团结，统一国民的意志和行动，发动国民用自己的双手保卫自己的国家，建立举国一致的自主的自卫体制”。此后，关于建立自卫军备的各种主张在社会上纷纷涌现出来，有“自卫战争符合宪法论”、“自卫战略论”、“集体自卫权论”，等等。在“再军备论”甚嚣尘上的同时，和平主义阵营也发生分化，出现了“现实主义和平论”。其基本观点是：把防务解释为“仁者的义务”，认为“最希望和平的人，最感到有防卫的必要”；主张以军事实力的威慑力量实现和平。右翼民主党的另一位领袖人物石桥湛山则从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鼓吹再军备。石桥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认为适当扩充军备有利于经济发展，主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石桥的观点得到日本经济界重工业集团的支持。朝鲜战争爆发，立即燃起了大资产阶级集团促进再军备的热情，财界的主要组织“经团联”的活动最为积极，以至在当时有“私设的国防部”和“隐蔽的军需部”之称。1951年初，由“经团联”牵头，8个经济团体联合提出“对媾和条约的基本要求”。主要内容是：和平条约签约后仍允许美军驻留日本，同时敦促政府努力建立自卫的军事力量。朝鲜停战后，美军“特需”减少，企业生产萧条，“经团联”再次敦促政府用扩大军备的方法带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建议政府投入国民生产总值4%～5%的经费，将保安队由11万人增加到30万人，并建立一支拥有3750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日本财界对战后军事力量的重建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二、吉田战略与《日美安保条约》
吉田茂的战略思想是在同上述和平主义的“非武装中立论”以及民族主义的再军备论的争论中逐步形成的。
吉田茂在战前是职业外交官，曾先后5次在中国任职，并任过驻英国大使。吉田虽积极支持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但具有亲英美倾向，不赞成日本向以美英为主导的国际秩序挑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参与反对战争活动。1946年4月当选为自由党总裁，接着被美国占领军当局指定组阁，担任首相之职。
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政治家，是现代日本政治的奠基人，在日本战后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吉田作为日本统治集团的政治代表所面临的历史使命是：一方面抓住时机，汲取历史教训，接受并实行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下保存尽可能多，的传统阵地。吉田茂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尽快结束被占领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建现代日本国家。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将使日本独立日期提前来到，还将加大日本在与美对抗中的筹码。为此，他激动地站在佛像前喃喃祈祷，感谢“天赐良机”。
在吉田茂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制定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
在武装还是非武装的问题上，吉田茂明确反对非武装中立主义，支持“自卫武装论”，但不主张立即实行再武装，不同意立即着手实施大规模扩充军备。吉田茂反对非武装中立主义，是因为他看到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战后特殊的国际环境使日本不存在中立的条件。他认为，非武装和中立不能并存，因为中立需要用武装来保护，一个国家不拥有强大的武力，那么，这个国家的独立就是脆弱的，中立也就不可能存在。他对“日本应成为东方的瑞士”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瑞士之所以能够维持永久中立，是因为它在地理上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只要一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具有很大的战略价值，就难以维持永久的中立。日本既不拥有足以保卫中立的强大武力，又处在西方阵营对苏包围的前沿地带，战略位置对美苏双方来说都十分重要；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保护之外，“可以说别无防守之策”。吉田茂晚年在其回忆录中将他反对立即大规模扩充军备的理由归纳为三点：一是日本的经济难以承受再军备的负担；二是就国民思想的实际情况而论，已经完全丧失了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三是对于曾经被迫参加非正义战争的国民来说，还有不少战争创伤，许多善后工作没有结束。
吉田茂反对大规模重整军备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国家安全的作用，相反，他认为，“作为一切事情的前提来说，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安全和治安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则民主政治的顺利推行、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都将成为空谈”。但他同时又认为，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安全，乃是建设军事力量的先决条件，重整军备的步伐不仅要适应国家经济力量的发展，而且还要适应国民的心理基础，要考虑日本所处的国际地位和与周围国家的关系。
“经济优先”是吉田茂判断问题的标准。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与这个国家的经济是否繁荣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上不能自立，依赖别人，那么它的独立和安全就无法得到保障。在经济与军事的关系上，他始终认为，经济是第一位的，军事是第二位的。军事力量的发展速度不可超越经济发展速度。战后日本国力消耗殆尽，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如果让这匹摇摇晃晃的瘦马负载过重的负担，它就会累垮”。
朝鲜战争加速了美国对日媾和进程，美急欲促成日本重新武装，以便为美国的亚洲战略服务。1951年1月，美国务卿杜勒斯访日，与吉田茂协商媾和条约问题，强烈要求日本立即着手重整军备，为“自由世界”做出贡献，并将此要求作为签订和平条约的前提条件。吉田茂对此回答说：“重新武装将使日本自立经济垮台。在外部，人们对日本重新武装抱有疑惧；在内部，残留着军阀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因此，重新武装是成问题的。在两个阵营对抗的世界上，希望美国在广义上把日本看成美国内部的一个合作者。”
吉田茂始终把恢复日本经济的自立作为国家战略总目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军事、政治、外交及其他各种政策。他希望美国从经济上加速扶植日本恢复军事工业，而日本主要用经济力量而不是军事力量，来支援美国。麦克阿瑟对吉田茂的战略安排给予了支持。他对杜勒斯说：“当今自由世界要求日本的决非是军事力量，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日本具有生产能力，拥有劳动力，我们应当向其提供资金，灵活使用其生产力，以此增强自由世界的力量。”
1951年10月，日本第一大党自由党提出《媾和后的基本政策大纲》。其总政策为：一是尊重国际条约，与各自由国家集团密切协作，为世界的繁荣和安全做出贡献；二是勤勉奋斗，充实国力，安定民生，逐渐增强自卫力量；三是开发国土，增加生产，振兴贸易，实现经济自立。自由党提出的上述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政策，标志着日本统治集团已在吉田构想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促使日本政府确立了先经济后军事的战略方针。
吉田战略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集体防御”。1950年2月2日，美国务卿杜勒斯在东京工业俱乐部演讲时提出了美日安全构想的基本轮廓：“对付间接侵略是日本的主要责任，对付直接侵略可采取集体防御的办法。在联合国未能发挥集体安全作用之前，只能依靠地区性的安全措施。如果日本提出要求，美国可以在日本国内或周边驻扎军队，美国提出的安全计划是，实施个别的集体的自卫权，实现联合国的理想，在利益一致的场合共同行使武力。”吉田茂在深刻分析了日本现状的基础上，也认为集体防御是最好的防御形式。他指出，“共同防御是世界上的共同观念。在今天，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单靠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即便是美国，共同防御也是国防上的主要观念。”他认为，日本的现实情况是，既不能大规模扩充军备，也不能搞非武装中立，与美国建立共同防御体制，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来保障国家的安全，是日本能够选择的唯一道路。
在吉田茂与杜勒斯的集体防御设想的指导下，日美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该条约于1951年9月3日在美国旧金山与《对日和平条约》同时签字。从此，日美建立起了共同防御的体制。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实际上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它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自由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国内“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明确地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有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吉田茂搞集体防御的目的是把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国，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他认为，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加强而逐渐发生变化”。
综上所述，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和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它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
三、制定《国防基本方针》与《防卫计划大纲》
吉田战略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面临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产生的。在国际上，一方面美国不断敦促日本扩充兵力，为西方世界做出贡献；另一方面，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各国始终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日本是否重走对外侵略的老路。在国内，一方面自主防御论者强烈要求大规模扩充军备，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非武装中立论者以及爱好和平的各阶层人民坚决反对重整军备，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此外，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始终是一个强大的制约。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吉田战略，是依靠同盟关系保障安全的主张和独立于美国的主张之间的妥协，也是重视福利、经济与要求发展军备这二者之间的妥协。
吉田战略基本上符合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它既为日本的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也为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做出了努力。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两个基本点的范围。1960年，岸信介内阁修改了旧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增强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但是吉田战略的基本点仍被继承下来。其后的池田内阁也坚持了吉田的路线，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国问题和经济建设上，使日本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60年代末，在佐藤荣作任期内，“自主防御论”曾一度抬头，企图改变吉田路线的方向，但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形势的发展证明“自主防御论”行不通，佐藤不得不又回到吉田路线的基本方向上来。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基本上沿着吉田战略发展，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
195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国防基本方针》，其中第三条表示要在自卫所必需的限度内，适应国力国情，渐进地建设有效的防御力量；第四条表示对来自外部的侵略，依靠同美国建立的安全保障体制应付。可见，日本政府在吉田战略两个基本点的基础上确立了国家安全战略方针。
1976年，日本政府制定《防卫计划大纲》，使战后日本第一次拥有了明确的战略指导理论。其核心是“基础防御力量构想”，西方战略学家将其称为“门槛威慑和动员理论”，即日本必须拥有适当规模的军事力量，以制止低水平的或有限规模的进攻达到某一限度——门槛，威胁在门槛之外时，由日本独立应付，超过这一门槛，将由美军负责援助。“基础防御力量构想”是在《国防基本方针》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立脚点依然是同美国军事合作。它要求日本的军力维持在最低水平上，是对“必要最小限度的自卫力量”的方针的继承和发展。日本政府在批准《大纲》的同时，还做出了把军费限制在国民生产总值1%以内的决定，以免妨碍国民经济的发展。从这点来看，“基础防御力量构想”并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框架。
《防卫计划大纲》制定后，公众对军事问题的兴趣和关心增大了，围绕国家安全战略的争论也更加激烈，各种观点、各种流派破门而出，但占据日本战略思想主流地位的依然是吉田战略。吉田战略的后继者——“政治现实主义者”仍然支持日美军事同盟和“渐进扩军”这一路线。他们关心军费和福利的平衡，忧虑日本经济的脆弱性，主张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国防建设。他们的直接成果是70年代末出现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这一战略思想的基本观点是，以多样化的手段对付多样化的威胁。要以各个方面的综合性努力，即外交方面的努力、内政方面的努力和军事方面的努力来保卫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是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对日本安全战略理论的又一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