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正儒
历史是不能遗忘的。
对二战的纪念和反思，我总忘不了一个场景：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
那天，波兰西里西亚的奥斯维辛小镇，寒风凛冽，阴霾密布。肆虐的雪花漫天飞舞，寄托哀思的烛光随风摇曳。包括四十多个国家的元首政要在内的成千上万名纪念者，聚集于此，以纪念这座前纳粹最大的死亡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这次纪念活动的高潮是最后的宗教祈祷仪式，在刻意的安排下，完全按照犹太教的习俗，在庄严肃穆的犹太教哀悼与祈祷声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神色凝重，潸然泪下。
纪念的意义在于通过回忆和反思来澄清历史真相，为后人提供借鉴。然而，由于纪念活动往往着眼于象征化、仪式化的事件，在一些事件被清晰地重勾起来的同时，另一些纪念活动却恰恰被遮蔽和遗忘。比如，在诸多的纪念活动中，犹太人的苦难就被高度仪式化了。
在二战中，有很多的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然而，只有犹太人的苦难成了今天几乎所有纪念活动的最核心，甚至是唯一的主题。在奥斯维辛纪念活动中，三位集中营的幸存者全部都是犹太人。法国和德国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都突出了犹太人的苦难。德国柏林市中心专门有为犹太受难者而建立的纪念馆。同样，一个被世界媒体广为传播的画面则是：犹太作曲家乌尔夫·比尔曼一边弹奏钢琴，一边朗诵诗作，德国总理就坐在离钢琴最近的位置。乌尔夫·比尔曼朗诵的诗歌是犹太诗人吉察克·卡泽内尔松于1943年在集中营里所写的长篇诗作《来自被屠杀的犹太民族的伟大赞美诗》。
与犹太民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民族的苦难则很少被叙述和言说，甚至被遗忘。像吉卜赛人，在二战中遭受灭顶之灾——在立陶宛、爱沙尼亚、荷兰三国，吉卜赛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然而，在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中，吉卜赛人的苦难要么被一笔带过，要么根本不提。还有被遗忘的1937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南京暴行。
越是在那样的时刻，就越发怀念三年前离我们飘然而去的华裔女作家张纯如和她写的那本被译成多个文本震惊世界的《被遗忘的大屠杀》。
如果残暴的差别有所谓的等级之分，发生于二战中的南京大屠杀，就其残忍程度和暴虐规模说，仍然是世界历史上此类故事中排在最前面的。但是，南京大屠杀一直保持一个模糊事件的状态。不同于日本出现的原子弹爆炸，或是在欧洲上演的对犹太人的屠杀，南京暴行很少被亚洲之外的人们所知晓。在二战的全面或权威的历史读物中，没有一本详尽讨论到南京大屠杀。没有一幅事件的照片，甚至没有一句话出现在《美国二战图片史》，这是多年热销的迄今出版的唯一一本有关二战历史的图片集。在丘吉尔长达一千六百零五页的《二战回忆录》里，找不到有关这次大屠杀的只言片语。米歇尔的经典名著《二战风云录》也一样。温伯格长达一千一百七十八页的《战火中的世界》也仅仅提到了两次。在西方世界里，没有一个人用英文写出一本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来，直至张纯如的出现。她一个人替我们所有人完成了一项我们六十年都未完成的责任，她一个人承受了我们所有人内心的折磨与痛苦。
张纯如的《被遗忘的大屠杀》是首部全面记录当年日本血洗南京城暴行的英文著作。它改变了所有英文国家都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详细记载的状况，告诉这个世界，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怎样的人间浩劫。
在美国生长的张纯如，却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她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了解，来源于她的父辈们对那段亲身经历的中华民族的悲惨经历的讲述，因而在她的心灵里播下了追寻历史真相的种子。许多年过去了，她渐渐长大了，她开始意识到这场悲剧的历史厚重。当她成年以后，发现在美国的图书馆里，没有一本可以帮助大众了解这个历史事件的书籍，因此，决定自己写一本书。她说：“我写这本书，完全是出于一种愤怒的感情，对我来说，就是要让世界上所有的人知道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
张纯如用了两年多时间，整理了上千篇历史文献。她到过中国、日本、德国和其他许多地方，收集了各种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资料，以及一些未公开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等原始资料，还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她还通过书信联系过二战老兵，来内地多次采访过当年的受害者，去欧洲寻觅过外国见证者的后人。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凭着她的良知、她的执着、她的科学态度和对写作的热爱，以凝重、流畅的笔调，简洁而切中要害、如实地叙述了侵华日军的“兽性之极”，完成了那本对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
张纯如用她的勇气和努力，直面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她告诉世人，人类残酷对待自己同类，用惨无人道的手段虐杀人类同胞的历史纪实，是一段漫长而悲伤的故事。如果要将这类恐怖的故事做一比较，那么在世界历史中，很少有哪些暴行在强度规模上能与二战期间的南京大屠杀相抗衡。
张纯如说过，我相信最终真相将大白于天下。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真相是没有政治倾向的。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使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我们总是听到以史为鉴的说法，口号终究是口号，现实却是史与鉴同时蒸发。我们很多人对《辛德勒的名单》耳熟能详，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拉贝日记》，知道约翰·拉贝，这位救过二十五万中国人的德国人？张纯如的孜孜不倦促成了拉贝、魏特林的功绩重见天日和东史郎的忏悔。几十年来，他们听到的只是不约而同的沉默。我们国家从不缺乏优秀的作家和翻译家，但缺乏的是放眼世界、不会忘记历史的文人。
犹太裔和许多非犹太裔的欧美历史学家，怀着虔诚的历史责任感，在战后一直努力挖掘和搜集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证。西方至今发表的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史学专著有几千部之多，发表的论文数量十余万篇，涉及的语言有一百余种。历史学家以惊人的努力把这段可怕的历史的所有细节都挖掘出来了，使大屠杀的牺牲者不至于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历史的长夜里。我曾经看到一本厚厚的精装书，里面密密麻麻地全是死于大屠杀的犹太人的名单，这显然是艰苦调查的结果。这种历史调查工作或许是那些热衷于大叙事的我国学者所不屑为，但是他们所具有的无可辩驳的力量也是空洞的演讲无法比拟的。
今天，对于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份来历清楚无可辩驳的牺牲者名单呢？我们应该是能有的，只是在还可以做这样的调查时，在证人和证据都在时，似乎没人对此感兴趣。这些年，我们的历史著作出版了不少，却没有扎实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对日军罪行的实证研究，历史学家们却忙着讨论他们的重大题材。我们的历史学给我们的证词令人沮丧得单薄，结果我们对日军的指控落到了被人称为“感情回忆”的地步，而对方却围绕着“原爆”做出了一篇大文章，从细致的史诗研究到动人的文艺创作，加上各种公共纪念活动，“牺牲者”的惨状深深地刻入了人们的意识之中去了，自己过去的罪孽却被冲淡甚至淹没了。
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是二战的胜利者，可是我们有没有写好这部历史呢？要讨回历史的公正，让抗战的千百万死难者能安息，最有效的还是要做信史实录的工作。更要紧的是，我们是否像那些犹太学家史学家那样具有深重民族使命感的历史学家呢？张纯如就是值得我们中国太多的历史学者们学习的。
鲁迅先生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张纯如正是这样的猛士，她直面了，她正视了。那些罪行，善良的人们不能理解。不能想象人间的罪行，统统呈现在这个年轻的女性面前：被日本兵用刺刀挑起的婴儿，被活活投入滚烫的开水锅；被日军集体强奸的妇女群，再逐一被杀死；太阳旗下面的砍头、活埋、火烧、分尸……还有很多、更多……
忘记屠杀，就等于是第二次屠杀。日本掩盖事实，试图把整个惨案从公众意识中抹去，试图让南京大屠杀灰飞烟灭，慢慢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这是对历史和正义的嘲弄。张纯如不仅是想让人们不要忘记那人间惨剧，更重要的是她以自己的良知和笔去对抗另一种暴行。
她终结了日本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
张纯如以薄弱之躯扛起正义大旗。一个未经磨难的不到而立之年的女孩，当一幕幕人间惨剧大量而集中地投映到她的内心时，她不能不全力以赴地承受着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重任。在这本二百九十页的著作的写作过程中，她在精神和体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写作使她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人既有做出最伟大事业的潜能，也有犯下最邪恶罪行的潜能——人性中被扭曲的因素会使最令人难以言说的罪恶在瞬间变成平常琐事。然而，个体生命的精神承受能力不是无限的。长期的愤怒和绝望，必然使她遭受强烈的刺激和伤害。凭借对历史、对民族的责任心，她强忍痛苦完成了自己选择的任务，而那些历史的罪恶却最终扼杀了她。
2004年，花样年华的张纯如却离开了我们。她走了，很匆忙。正如当时在学校图书馆里寻找英文历史书那样匆忙。张纯如走了。她或许不知道，两年后，这个世界上很多华人在偶然间拿到这本书，一气读完，泪流满面。
张纯如走了。她在用记忆丝线串起无数同胞的回忆，接触这一段人类历史上最黑暗最恐怖历史的时候，她在忍受着巨大的煎熬。有什么人能在面对自己的同类、自己的同族被暴行残酷蹂躏的时候不会觉得撕肝裂胆、目眦欲裂呢？在日本很多人无耻地否定这些暴行时，在我们的国人对这一历史一脸漠然时，张纯如却从万里之遥为国人那颗麻木不仁的心带来了醒悟的灵泉。
世间再没有她的身影，但有风从远方吹来，也许只有在那遥远的风里，还有她留给世间的声音——忘记过去的人注定会重蹈覆辙。
我愿用莎士比亚的一首十四行诗《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献给张纯如，铭记这位用生命照亮人类历史的美丽女孩：
我能否将你比作夏日
你与它一样可爱，一样温婉
粗鲁的风摇动五月里爱怜的花朵
而夏天的约期太短
有时天堂闪烁着太过热烈的眸光
而金色辉耀的容光又常是黯然
每一个芬芳的因果有时堕落
因为自然的规律可能终结于凋零
但，你永恒的夏天不会杳无
你所拥有的芬芳气息不会消减
死神不能吹嘘你徘徊在死神的领域
当有永恒价值的字句在流失的时间里依然不朽
当人类还在呼吸，还有视觉
这些生存着，并且给予你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