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1
不止一次看过这样的电影：美丽的女战士不幸被俘，虽拼死反抗，但仍遭敌人侮辱……接下来，无论她怎样英勇，多么渴望自由和继续战斗，都不能摆脱一个结局：死难！比如在敌群中拉响手榴弹，跳下悬崖或滚滚怒江……
小时候，面对这样的场景，在山摇地撼火光裂空的瞬间，在悲愤与雄阔的配乐声中，我感到的是壮美，是激越，是悲痛之后的力量，是对女战士由衷的怀念和对敌的切齿痛恨。
成年后，当类似的新版画面继续撞击我时，心理渐渐起了变化。除了对千篇一律的命运重复生厌外，我更觉出了一丝痛苦，一缕压抑和疑问……那象征“永生”的訇响似乎在我的胸膛中央爆炸了，它更多地让我感到一股被毁灭的疼，一股死亡惊恐。
为什么不能设置一种让其逃脱魔爪重新归队的结局？为什么不能让那些美丽的躯体重返生活？难道她们必须死去？难道她们就没有活下去的理由和渴望？难道她们的“过失”真的必须以“死”来抵偿吗？
究竟一种什么样的创作心态？
终于，我懂了：是“完美主义”的要求！是“道德洁癖”的要求！是“革命荣誉”的要求！
不错，她有“过失”，她唯一的过失就是让敌人得了手。在同志们眼里，这是永远的“心痛”，永远挥之不去的“内伤”。在这样的大损失大耻辱面前，任何解释都不顶事，任何背景都失去了效力。对女人来说，最大的生命污点莫过于失身——无论何种情势下。而革命道德，似乎更强调这点，不仅精神纯洁，更须肉体清白，一个女战士的躯体只能献给自己的同志，而决不能被敌人染指。试想，假如她真的有机会归队，那会是怎样一种尴尬？怎样一种不和谐？同志们怎么与之相认？革命完美主义的尊严怎受得了？
唯一的出路只一个。也就是所有创作者都想到的那种办法。在一声訇响中，所有耻辱都化作了一缕猩红的硝烟，所有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硝烟散尽，只剩下蓝天白云的纯净，只剩下美好的遥远记忆，只剩下复仇的决心和战斗力……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看到的。这是所有人都暗暗希望的。
她升华了，永生了。干净了，解脱了。她再也不为难同志们了，再也不令爱自己的人尴尬了。她成全了自己和所有的人。
她终于又成了原来的她。不，她比从前更完美！
这算不算一种“赐死”？因为“爱”？因为“呵护”？
我不得不佩服作者的才华和匠心良苦。他们是那么聪明，那么为革命荣誉着想，为男人的虚荣心着想。以死雪耻，自行了断，既维护了革命的贞节牌坊，又不让活着的人背上心灵包袱。谁都没有过错，谁都不欠谁的……
说到底，作者在揣摩革命逻辑和原则行事。怪不得他。尽管正是他，暗地里驳回了“她”继续活下去的请求，但他代表的却是整个阵营，整个集团心理。
失身意味着毁灭！这一点，不仅革命电影中存在，西方作品中也随处可见。《魂断蓝桥》我虽喜欢，却不愿多看，因为太压抑。相反，我更偏爱《罗马假日》，乃至百看不厌，那也是讲述爱情与离别的故事，但那种伤楚却散发着明亮和健康的水果清香，有愉悦感，它让我觉得生活的轻松与美好。其实，我更愿看到《魂断蓝桥》中有一个活下来的“劳拉”，果此，我会深深地感激那位编剧……她曾被迫当过妓女，就再也配不上男主人公了？即须以死来结束理想的爱情？难道唯有死才能恢复她被爱的资格？这种推理的依据是什么？
绝不仅仅“为了艺术”，绝不仅仅为强化悲剧效果，更隐蔽的，是一种可怕的“男权”文化，一种大众心理学，一种对女性身份和价值角色的认定（即使在以解放妇女为目标之一的革命运动中也不例外）。
为此，我断定《魂断蓝桥》是件庸品。那个暗示“劳拉”去死的导演乃一俗物。我喜欢它也仅仅因为它的前半部，因为费文丽那泪光汹涌的眸子。
这种“完美主义”的伦理价值，在设计“我被俘人员”（无论男女）命运时也每每登场。尽管对被俘敌人，我们大可“人道”“优待”，但对自己的被俘同类，却完全失去了这种耐心与宽容：要么将其设计成“叛徒”，要么安排其去做“烈士”，总之，你几乎看不到他们活着回来，必须“消失”……
或许，真的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创作者自个先患了洁癖？
与其说是一种创作心理的脆弱，毋宁说是一种革命伦理的需要，一种政治完美主义的需要。
前不久热播的两部公安题材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和《永不瞑目》，作者海岩。不知为什么，当剧情刚展开到一半——当女警察欲罢不能爱上了香港黑社会老大的弟弟，当卧底的无辜大学生被迫与毒贩千金有了肌肤之亲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丝不祥，似乎已预感到了他们的“死”……不仅因他们犯了规，违反了工作纪律，关键还在于：其身子已不再“纯洁”！而这，正是革命完美主义者最难谅解和宽恕的“罪”……
或许作者本人即这样的“道学家”，患有难以启齿的心理障碍。亦或许乃自我审查的结果，被迫这样写，否则即无法从政治伦理的标尺下通过。
这使我想起了生物界的一种哺乳原则：据说一些性情多疑的动物，假如幼崽染上了陌生者的气味，比如与人或其他动物接触过，它将被亲生母亲咬死。原因是：它被染指过了！它不再“纯洁”！
2
近读一本由印度女学者布塔利亚·乌瓦什著的《沉默的另一面》。书中记述了1947年，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宣布分治和独立建国，在被拦腰截断的旁遮普省，发生的大规模教徒流亡和冲突：以宗教隶属为界，印度教、锡克教人拥向印度，伊斯兰教人拥向巴基斯坦。短短数月内，一千二百万人逃难，一百万人死亡，十万妇女遭掳掠。
布塔利亚以大量实录记述了这场人类灾难，尤其妇女的遭遇更加惨烈：为防止妻女被敌玷污，为了保护其贞节名誉，大批妇女被自家男人亲手杀死，或自行殉身。布塔利亚记述了多个故事，杀害妇女的方法有服毒、焚身、刀砍、绳勒、枪毙、锔死。在锡克族居住的一个村子，九十名女人集体投井自杀，仅三人幸存，一位叫巴桑特·考尔的幸存者回忆：“我们大家都跳进了井里……我也跳了进去，带着我的孩子……就是这样，井太满，我们没法淹死。”读到这，你不禁惊出一身冷汗。
世上竟有一种叫做“谋杀”的爱！死，反而成了一种救赎，一种恩惠与眷顾？
据说，那眼井太惨烈太著名，连印度总理尼赫鲁都忍不住去探视一番。
对于那些亲手杀戮亲人的男人来说，即使事情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也不为当年的事有一丝愧疚，反倍感自豪，为自己的妻子姐妹毅然领死而充满赞美之情。
几十年后，当许多被掳掠的妇女大难不死返回故里，迎接她们的第一句话即：“你为什么回来？你死了会更好点儿。”
对这种针对女性的屠杀，布塔利亚透过行凶者的价值心理，着重分析了事件背后潜藏的社会文化，她指出：“不论印度教、回教还是锡克教，都把女性的母亲角色和生殖功能联系于民族国家大业的开展，联系于文化传统的保护。女人身体成为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男人集体的财产、反殖抗争的工具。”
你甚至很难说清楚，这究竟算一种“爱”，还是一种刻意的惩罚与虐待。由于女性天然的生理构造，其原始的生殖色彩、性行为中的被凌驾性和受侵略性，使女性肉体艰难地担负起宗族的繁衍、荣辱、兴衰、尊严、纯洁、忠诚等象征属性，女人身体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隐喻，人们在她身上灌注了超额的价值想象和历史记忆：政治的、伦理的、民俗的、宗族的、国家的……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现象：古老的民俗特点往往能顽强地在妇女身上得以持久地保留和延伸，对女性习惯和形象的设计与制定，总是远远大于对男人的要求。于女人而言，这些“不能承受之重”带来的往往是悲剧，是身心的双重禁锢和摧残。一旦发生宗教危机和异族火拼事件，女性的身体便首当其冲，沦为双方的战场——因为自己的重视，也势必会引起对方的重视，尤其宗族冲突。“当两阵敌对冲突时，争相糟蹋和强奸对方的女人，成为征服、凌辱对方（男人）社群的主要象征和关于社群的想象。”（布塔利亚语）。这一点，在印巴冲突、波黑战争和科索沃动乱中都表现得极充分。
所以，战乱中的女人，是最不幸的。历史的牺牲，更大程度地表现为女性的牺牲。战乱最大的代价、最沉重的灾难和黑暗部分，往往以落实到女性身上为终结。胜利亦只是男人的胜利，而不会给女人带来多大的轻松。比如日本侵华战争过去了那么多年，但“慰安妇”问题直到今天，还成为笼罩受害国的一块阴云：被炸毁的城市、被抢掠的资源，被虐杀的生命，都可以不要赔偿，不要精神安慰，但被侮辱的女性身体，却需要讨一个说法……或许在我们眼里，战争最大的毁坏，就是对女性身体的占领，最严重最难以愈合的创伤，即女性体内的创伤。
这种关于女性身体的文化想象和价值象征性，即使在西欧，在文明程度较高、理性发达的地区，也难有例外。比如，在法国或意大利，二战胜利后，人们竟自发地组织起来，对那些和德国占领者或侨民通婚的女子施以惩罚，将她们剃光了头，令其抱着“孽子”上街游行示众，随意羞辱、虐待甚至杀戮……在自己的同胞眼里，她们是“不洁”的，是不能被原谅的。即使对德军俘虏，也没这般态度。
可假如“占领”异国女子的事发生在男人身上，非但不受谴责，反而被同胞捧为英雄……为什么？难道是女性在生理构造上的隐秘性和凹陷性，较之男性肉体，更易使人产生“不洁”的联想，才导致对之的苛刻要求？
不管怎样，我对所谓“女性解放”时代的到来并不乐观。只要对男女肉体的审视态度上仍存在双重标准，只要不能平等地看待男女“失身”，只要继续对女性肉体附加超常的非生理意义和属性……“洁癖”就会继续充当女性最大的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