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君宜
杨述已经去世了，寂寞地死了。他想做的工作没有做成，他想写的东西也无力写出，就此结束了他难以瞑目的一生。使生者心里的缺憾永远无法填补。
三十九年天天在一起的人忽然没有了，这是很难使人接受的。我翻他的抽屉，翻出他亲手包得好好的一包一包笔记本：政治学习笔记、日记、抄古人的诗、抄天安门的和流传的反“四人帮”的诗。我想整理整理，为他写一点东西，但是千头万绪塞在我胸口，再也无法用三两千字把它说出来。
我第一句要说的是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入党四十三年，以能作一个党员为生平第一要事。除了为党工作，他再没有什么别的要求，也没有业余嗜好（除了写点旧诗）。为了服从党的需要，他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家庭、母亲、哥哥，和知识分子通常最珍视的个人成就（他原是搞历史的，有过写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计划）。为了放弃自己的研究计划（那是在抗战最困难的时候，反共高潮已经开始），他写过两句诗：“已悔名山不朽业，意坚志决报邦家”。邦家指的党，意思是为了党，愿意放弃自己“名山事业”了。他把自己的家庭也献给了党，从中学时代开始，他就用自己刚刚懂得的革命道理去影响寡母和兄弟，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抗战开始时他竟把全家老幼都从家乡江苏淮安动员出来，从老母到兄嫂弟妹侄儿全体参加了革命，全部家产拿出来作了党的经费。老母最后穷困难以生活，哥哥被国民党捉去，英勇牺牲。这一切，他都视为当然。
在“四人帮”肆虐的那些年代，大家稀里糊涂被停止了党籍，有的同志气愤之极，就宣布：“看开了！由他们搞去吧。”有的同志受不了侮辱冤屈，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也有的同志找点闲活干，打发那难熬的岁月，杨述则是另外一样。
他一开始挨了毒打，下了干校，病中仍从事劳动。可是他并没有被关进监狱，而且从一九七三年起已经发还了他的冻结存款，恢复了工资，生活并没有困难。只有一条，不给他做结论，不恢复党籍。他就为此整日整月整年的忧愁，终于弄成了一场大病。在做结论以前，脑血栓已发作过四次之多，他不能忍受的是他心目中最要紧的党不承认他是党员。
一九七三年以后，他天天东奔西走，去了解“组织上”对他们这伙人到底是从宽还是从严。一会儿听说开这个会议有这么一种“杠杠”，一会儿又听说定出了另一种“杠杠”，他把那些一概当作党的意图看待。听见就记，见了就抄。一见那种开除党籍给以生活出路的“杠杠”，他就气得发抖，说：“我要那生活出路干什么？”他说：“只要能恢复党籍，咱们就宁可全家搬到女儿插队的云南边疆去，全家老小去插队。”
最初我也劝过他：“急也无用。找点事情做做，静以待时吧。”但是他偏不，就是急。看着他每天咄咄书空，我心中不忍，只得帮同奔跑，算是聊以分忧。到现在数一数，申诉书足写了五十多份。就这么苦苦熬了十二年。身体拖垮了，脑子弄坏了，有人劝他：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认真，白搞垮了自己。有人说：对这种世态，只有玩世不恭才是办法。他却无法接受。到了后期，他未始不知道当时把持着党权的是些什么东西，也在家里愤怒地向人揭那些坏蛋的老底，也知道申诉上去只能落在他们手里。但是，他总觉得党是个最神圣的徽号，代表着人类的希望和理想。能否在党内，这决不能不认真，怎么样也得认真对待。他这种无效的认真努力常使人觉得可怜。当然，也会有人觉得可敬。
好容易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才算解决问题，恢复了组织生活。他高兴地写了一首诗道：“十一月里风光好，岁月蹉跎人未老。回首夜来风雨声，名花沦落知多少？”他在高兴自己终得解决问题，还能为党工作，同时惋惜那些未能熬过这场劫难的同志。我记得他当时那个样子，天天打电话给这个给那个，邀请人家来吃饭，家里简直开了流水席。然后他离京休养了一趟，回来就要求工作。可是实际上，他的一部分脑神经已经被血栓压得坏死，开会都没法发表多少意见，已经很难工作了。
不能工作，他自己却不肯承认。还总说：“我要工作，我能工作，有这样的好形势我怎能不工作？”于是又开始了第二度的奔走，为工作而奔走。他去找人，拄着拐棍去爬楼，那样子引起别人的同情。也有人觉得真奇怪，人已病到这样，问题又已经解决，职位也算有了，还不歇歇，是为什么呢？但是他不。别的他什么也不要，孩子考大学，由他们自己考去，房子还住着原分配给的房子。在死前一年半，人已经走不动之后，还由孩子扶着去听报告，自己写悼念战友的文章。到脑血栓发作第五次之后，他到青年运动座谈会上去作过一次长篇发言，那是他一生的主张——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的青年运动在革命史中的作用，应该充分重视。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在革命的早期觉悟不足，革命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应当在党史中写够。为了这篇发言，他在家里先断断续续讲了一遍，录下音来，然后叫女儿整理成稿，他再拿着稿到会上去正式发言。他在常常在家里都说不出几句话的情况下，这次竟讲了一个多小时，回来又自己把稿抄写改正。当我看见他的手稿的时候，见每行字都一溜歪斜从左向右歪下去——他已经写不成横行了，但是还在努力写着。这光景使人看了落泪。这种干法是医生所不允许的。第五次脑血栓发作住院时，他在病房里看《青春漫语》的校样，医生就来禁止过。可是，只有这样做事情他才高兴，禁止他做他就发火、发急。而发了火也会加重病况，只好让他干。这是叫人眼看着而束手无策的矛盾。这个矛盾贯穿着他最后这一年半的生涯。
他死前三个月，还发出一本稿子《一二·九漫语》。这原是他的旧作，我看他实在无力整理，便由我代为整理，但是他仍不放心，一定要自己看，然后自己又加一段：“鲁迅与一二·九”，还跟我说：“这段材料过去很少人知道，你也不知道。非加不可。”
直到他去世前一个月，已经是一天说不出两三句话，呼叫人都以“喂”代替了，但是还天天看报、写日记。他写的最后一行日记是：“五届政协第三次会开，邓小平致词。”到最后一次发病的当天还在说：“我的病能好。”还在椅子上做手脚锻炼。我完全想不到他的生命即将停止，出去替他请针灸医生，回来跨进门已经看见他倒下了——从此永远不能再起来了。千呼万唤，他已再也不能言语。在家护理他的保姆告诉我：他在我出门后是一直坐在桌子跟前，打开抽屉翻笔记本的，不知想整理什么东西，忽然头一歪，就倒在了藤椅上。他的一生啊，就这样在自己没有准备的状况下结束了。他是一根蜡烛，有一点点烛心就要燃烧，一直燃烧到完全成为蜡泪为止。
我一直觉得他的案子太冤枉，他这个人又实在太迂。现在已经失去了这个人，我才感觉到了他的值得珍贵，好像他日日夜夜仍在我身边。过去，他睡得早，我睡得晚，经常是我坐在写字台前，他睡在我背后的床上，一会儿就叫我一声。现在我又坐在写字台前，好像他仍然在我背后，看我在干什么。但是，这是幻影。我默默咀嚼着自己的苦痛，只能希望在幻影中间他那认真的目光能够帮助我生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