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商业银行作为一个产业，从这个角度研究产业的竞争结构、产业的效率仍是一个热点，尤其是对不同所有制银行的比较、开放背景下中外银行竞争格局等议题。
（一）对银行效率的评价和考察
在商业银行效率方面，大量引进最新的评价方法和模型，对我国商业银行最近十年的效率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较高，且呈增长趋势，但利润效率偏低，并呈下降之势，中国商业银行部门控制成本的能力好于其创造利润的能力；而从不同所有制银行类别来看，普遍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当然，也有不同意见的，如邱兆祥等在引入风险因素后得出的结论），表明中国银行部门的所有制改革措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寻找影响商业银行效率的内外部因素，发现宏观经济、产权等是影响近期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重要因素。
徐传谌等以中国十四家商业银行1996～2003年数据为样本，利用随机边界方法研究了它们的成本/利润效率状况和演进趋势。结果表明：（1）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成本效率水平在样本期内以年均3.1%的速度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但其增幅则逐年下降，具体从1997年的7.5%持续降低到2003年的0.7%，国有银行的成本效率提高速度要普遍高于股份制银行；（2）中国银行业的整体利润效率水平在样本期内逐年下滑（年均-8.4%），并且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从1997年的-3.0%直到2003年的-15.3%，股份制银行的利润效率下降速度要普遍低于国有银行。这一结果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从样本期内股份制银行在效率水平（成本/利润）上均表现得要好于同期的国有制银行，可以看出中国银行部门的所有制改革措施产生了一定意义上的积极作用。第二，银行业利润效率水平的一致加速下降，这说明直到目前为止，占有巨大资源的商业银行由于过多的管制和政府干预而无法释放其所有的赢利能力，或者说它们所面临的来自市场竞争和预算约束的压力仍然十分有限。中国银行业改革“造血”重于“输血”、“解禁”优于“减负”，因此，第一，需要继续推进商业银行部门尤其是国有制银行的产权改革，实现商业银行的真正商业化，解除政府的管制和干预，硬化商业银行的预算约束，使之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尽快提高其内部经营效率（主要是利润效率）；第二，对国内中小民营银行实现“国民待遇”，允许其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并为其发展与壮大提供良好宽松的外部环境。
王聪等采用随机前沿法（SFA）测算了1990～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及其动态变化，分析宏观因素、产权制度与市场结构对效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发现：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正影响，CPI和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衡量的企业整体效益状况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了负影响，所有宏观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最大。在面临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别，且依次递增；两类商业银行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效率，国有商业银行在大多数年份里的规模效率好于股份制银行，从时间趋势来说，两类商业银行由于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正在逐步减弱且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范围效率，股份制银行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围效率，但从时间趋势来看，范围效率逐步减弱。产权制度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原因，市场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效率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且两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杨大强等考察了我国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发现1996～2005年间，用成本效率来衡量，国有商业银行效率略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其中2000年差距最大，达到3%，2005年最小，为0.5%。这与许多认为国有商业银行由于网点众多、冗员，可能在控制成本方面能力低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研究观点不同。他们分析认为，原因在于国有商业银行在处理不良贷款方面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标准利润效率角度来评价，一直到2004年，国有商业银行效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2000年差距最大，达26%，到2005年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一效率超过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的效率提高速度显著快于国有商业银行。此外，无论是国有商业银行还是股份制商业银行，标准利润都远高于替代利润效率，这反映了在定价方面存在着市场力量或银行产出在质量方面的不同。他们还考虑了引入不良资产后对商业银行效率的评估问题，指出在引入不良资产后，我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效率不是很乐观。
甘小丰选择了国内2005年末总资产过千亿人民币的16家银行，采用1995～2005年的数据，综合应用四步法和SBM分析方法对商业银行效率进行了分析（SBM是一种把松弛投入和松弛产出这样的无效率因素考虑在内的效率评价方法），发现若不考虑经济周期和所有权因素等外生因素的影响，2005年银行效率值显著低于1995年；而考虑外生因素的影响后，银行的效率在这十年间却是提高的。经济周期与产权制度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十分显著：经济周期对银行效率值的影响是显著的，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即经济加速扩张时期，银行效率上升；经济增长放缓期间，银行效率下降。而周期中的货币增长率、通过膨胀率和再贷款利率对效率的影响均不显著。国有产权对银行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
对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的研究，虽然得到较多的一致结论，但也有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对此，石晓军等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效率估计的一致性。他们通过对5篇主流期刊文献进行检验，认为它们的效率估计相对排序基本不一致，并收集了1998～2004年14家主要银行的数据，采用同样的随机前沿方法估计出4种不同投入产出结构下银行的效率，结果表明效率估计对模型结构十分敏感。由此指出了这种现象的本质，即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样本选择和投入产出结构的不同，而估计方法的影响有限。
（二）银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与效率之间的关系
银行业市场结构是一个对整个银行业效率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一方面，相对于个别银行而言，市场竞争状况是一个外部因素，而另一方面，对于行业而言，市场结构是产业的重要构成要素和重要特征。
黄隽等选择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三个市场1996～2005年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对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的银行业，运用非结构法中的PR模型，对银行业的市场竞争度进行比较分析，得出几点结论：由于银行业的特殊性，银行业不可能像一般行业一样成为完全竞争的产业，银行业的基本业态为垄断竞争，三个区域的银行业均为垄断竞争，竞争激烈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国台湾、中国内地和韩国，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台湾和中国内地银行业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了，而韩国下降了，银行业趋于垄断；集中和竞争可以并存；银行的竞争与银行的数量没有必然的联系。建议中国政府应使银行真正按照国际惯例进行市场化运作，在明确银行业的基本业态是垄断竞争的认识上，全面提升银行业竞争的广度和深度。对银行业市场结构进行定位及制定发展规划，在竞争的质量和深度上下工夫同时要规范政府的行为，减少对银行的直接干预。
邹伟进等通过对14家银行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2003年以来，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开始由寡头垄断、高度集中转变为垄断竞争、适度集中，但集中度仍然位于临界值附近，位于垄断竞争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我国银行业的效率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整体水平仍然较低。国有银行的规模效率提高较快，股份制银行平均的综合效率高于国有银行。2000～2005年间，我国银行业的绩效水平有所提高，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的表现较为突出，主要归因于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股份制银行的业绩表现整体上高于国有银行。市场结构对我国银行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而银行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其绩效改善，规模效率的提高对银行的市场份额有一定影响。因此，我国银行在改革的过程中，更应该努力改善经营管理，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其经营效率，而非一味地强调扩大资产规模和市场份额。
于永臻认为国有银行体制转轨的路径选择应该是股权多元化的产权结构改革和放开行业管制的市场结构改革并重的综合改革。银行业应该在对外资开放的同时全面对内资特别是民间投资者开放。
（三）银行业对外开放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我国金融保护期于2006年12月11日结束，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会越发激烈。2007年是我国金融业务的经营范围或是经营区域都向外资金融机构全面开放的第一年，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已经开始，这为理论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竞争状况以及金融业的安全等方面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在WTO五年的保护期承诺结束、国际金融竞争更加激烈的背景下，邹薇探讨了我国银行体系稳定性问题，并提议以银行危机先行指标为基础构建的银行体系稳定性指标——BSSI，以更好地监控中国银行体系的抗冲击能力和稳定程度，防范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演变成银行危机，确保在金融安全的前提下提高中国银行体系的竞争力和效率。者贵昌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我国商业银行的内部优势和劣势、外部环境带来的发展机遇和威胁，提出“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地开展业务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的战略性选择。陈伟光等通过15家商业银行1997～2003年的数据采用Panel Date方法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外资银行进入对我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经营效率、抗风险能力、安全性与稳健性等方面的影响，发现虽然外资银行进入并没有造成我们想象的严重后果，国内商业银行的利润率也并没有因此下降，但在中间业务竞争、人才结构、引进战略投资者策略中都隐藏一定风险。因此需要从各方面进行改进，提高我国银行的竞争力，包括：优化业务结构，吸引优质客户，充分发挥网点优势，积极开发大众零售市场，加强业务创新能力，降低成本，正确对待与外资银行的合作关系。
面对金融自由化的趋势，周力扬等进行了跨国银行介入的影响及发展对策问题研究。与一般的定性讨论或运用计量经济的方法进行经验分析不同，他们还尝试对跨国银行介入做一些规范分析。研究表明，跨国银行的介入对东道国的影响要远大于对母国的影响，这是由于跨国银行把业务拓展到东道国，使得东道国银行业的竞争程度加剧，存款总量和个别银行的存款都有所增加，而跨国银行仍然在母国经营，因此母国的银行业竞争局面没有变化。跨国银行的介入数量不影响母国银行的权益资本，但对东道国银行的权益资本有负面影响。跨国银行介入程度越深，东道国银行和跨国银行的权益资本越低；而随着资本充足率的提高，相应的权益资本也有所提高。逻辑关系如下：在资本充足率给定的情况下，银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使得资本的边际收益越来越低，银行获利空间减小，增加了其冒险动机，即竞争的加剧增大了银行家的投资风险，但把风险控制住后，银行家就会发现银行资本的边际价值在减小，因此就会降低权益资本，再加上权益资本与负债对银行所有者有不同的激励，权益资本越小，银行家越有可能从事高风险的投资，从而牺牲债权人的利益。而在跨国银行介入数量固定的情况下，银行业市场仍然具有垄断竞争的特性，加上投资风险也被控制，资本充足率的提高会增加东道国银行与跨国银行的权益资本，因为此时资本的边际价值仍然较高。
张红军等具体分析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部署及其背后原因。他们从地域和城市两个层次分析了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的区位分布，发现它们集中于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以深圳和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及以北京为中心的京津唐地区三大区域，集中于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天津及厦门等城市，运用Panel-data技术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服务于母国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及追求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市场机会是外资银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