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形成核心技术链
洪勇、苏敬勤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追赶战略的实现，应依靠产业和技术的协同发展，尤其是核心产业链和核心技术链的协同发展。由于技术能力的匮乏和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产业与技术协同发展的“产业发展拉动技术进步”起步模式有别于发达国家技术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发展”的起步模式。由于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在产业和技术上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缺陷：产业上陷入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不能上移、技术上也处于核心元件技术和关键制造技术缺失的空心化状态，所以，发展中国家核心产业链和核心技术链的协同发展，首先需要打破产业和技术上的这种路径依赖式的结构性缺陷局面，在构建起完整的核心产业链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链。面对长期路径依赖造成的先天问题和发达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追赶行为的压制，要有效改变产业和技术上的结构性缺陷就不能依赖单个企业的努力和市场的调节力量，而是迫切需要发展中国家政府的相应产业政策和技术政策的有力支撑。强化政府在产业发展方面的宏观调控职能，从产业发展的长期利益着眼，通过财政、金融、税收等调节机制以及其他利益协调机制来促进完整核心产业链的构建与发展，在完善终端产品加工环节的基础上鼓励关键设备制造和核心元件生产环节的培育与发展。国家可以选择重点领域，整合资源和力量构建拥有终端产品加工、关键设备制造和核心元件生产的完整核心产业链的领军企业，以起到示范作用，然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配套服务体系等措施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来带动其他产业核心产业链的构建或培育。
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在全球价值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江静、刘志彪提出，中国企业应嵌入全球商品价值链，注重产业升级，要嵌入那些能产生较高“租”的环节，如品牌、研发等过程。第一，通过增加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投入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从而实现工艺升级。第二，通过加大生产者服务等高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制造业的附加值，从而实现产品升级。第三，通过专业化分工，利用规模经济促使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分离，从而达到企业的规模升级。第四，通过产业集聚形成配套互动，利用集群优势形成相关的产业链，实现产业链升级。
（二）产业双向转移
戴宏伟认为，从总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仍不同程度地存在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产业技术水平较低、创新能力不足、竞争力不强、结构升级缓慢等问题。在加入WTO以后，在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协作更密切的大背景下，合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根据国际产业转移规律和我国制造业实现情况，积极地、有选择地接收在我国具有一定优势的产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提高我国产业结构尤其是制造业结构层次和水平，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必然选择。从我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情况来看，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是一个双向选择，我国不能仅仅盯着引进产业，更要利用产业转移规律和契机向外转移部分产业，我国参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战略重点是“产业双向转移”。我国应在积极引进、吸收国外相对先进产业的同时，逐步向外转移对我国来讲已不适宜的产业。在向外转移产业时，要根据东道国的实际情况，逐步提高转移产业的技术和产业等级，弱势产业与优势产业并重，短期效益与长期效益并重。要立足于我国对外经济合作的长远战略，进行综合考虑。对于产业梯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要进行我国弱势产业的转移，并根据其经济发展中产业升级的需要适时转移我国优势产业；对于产业梯度相近的国家或地区，我国应以优势产业的投资或转移为主，避免畏首畏尾、瞻前顾后而失去市场先机。
（三）注重劳动节约型技术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杜宏宇提出，在可利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加快向劳动节约型技术的转变，提高各行业整体技术水平，促进产出结构调整。首先，需要在积极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同时，加快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需要继续深化劳动用工制度、员工绩效考评制度的改革，在引进先进技术的同时，帮助企业解决冗余人员的下岗分流与再就业问题。其次，为实现和谐发展目标，中央政府必须加大对落后地区扶持力度，需要国家根据区域政策制定和实施的基本原则，依据各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增长率差异，逆向设计财政、信贷资金的投资区域，调整税收、科技扶持政策，切实帮助后进地区发展。再次，以优化区域分工关系和提高本地竞争优势为目标，继续加大结构调整的速率和力度。最后，根据行业发展状况，积极推动东部及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熟技术、闲置资本向中西部转移的步伐。
（四）继续努力吸收FDI
由于中国已是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大国，国内还存在严重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有人认为国内资金已不短缺，引出“我们不需要继续吸收外资”。江小涓不同意这个观点，她认为继续吸收FDI仍然有重要意义。她认为吸收FDI对东道国的意义并不限于获得资金。随着资金的流入，人力资本、技术开发与使用能力、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和客户资源、管理能力等，都会一同进入国内，这“一揽子要素”的引入更为重要。放宽眼界看，只从资金角度无法解释全球FDI的流动。发达国家吸收了大部分FDI，美国是全球资金供给最充分的国家，是对外投资最多的国家，但同时也是全球吸收海外投资最多的国家。继续努力吸收FDI，提高利用FDI的水平，是我国要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采用绿地投资方式的FDI，着眼于长期回报，撤资成本较高，对东道国来说是稳定性和安全性较好的外资类型。对FDI类型的购并投资，监管的重点是防止产生垄断，特别是要对重要战略性领域中的购并行为有严格的审查规定和控制能力。吸引非FDI类型的外资，要高度关注对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安全性的影响，特别要对短期资金流动严格监控。同时，还应加快完善体制环境，促进有效使用国内资金，积极推动全球贸易和投资体制更加合理和开放。
（五）提高加工工业化水平
徐佳宾提出要通过宏观调控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产业结构处于快速变动期。在这一经济增长阶段，不仅需要大力提高重化工业化的水平，而且需要提高加工工业化的水平。这不仅要在重化工业内部提高加工业度水平，而且要在国民经济整体提高加工业度水平。因此，应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向高加工业度的重化工业倾斜，减少对低加工度的重化工业的支持。依托重在工程建设项目，加快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运输装备、生物医药、新型材料和新型能源产业发展，抑制钢铁、水泥、铝业产业的低加工度扩张，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带动结构升级的产业发展，促进整个国民经济消费结构的升级。
（六）改善需求结构
张杰认为，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产业结构的低端化状态和产业升级动力的缺乏，应该与收入分配的广泛不平等导致的需求结构不合理，进而所引致的微观企业创新动力不足之间存在特定而重要的传导机制。因此，激励我国本土企业创新动力的形成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政策措施，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和产业调整的各种优惠政策，而应该把视角放宽到如何调节收入分配对需求结构的传导机制作用上来，把政策视角集中于培育合理的需求结构对微观企业创新动力的诱致功能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力方面，这样才能培育出我国微观企业创新动力形成和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内生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视角是对国内消费需求和国外消费需求平衡互动和协调转化关系的把握。
（七）弥补市场不足
陈英提出，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政府部门介入产业结构调整的最好方式是在市场之外努力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第一，发展教育，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吸引人才。第二，建设良好的融资环境，引导资金流向技术创新企业和生产性投资。第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分配制度，以保证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跟上或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第四，组织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科研攻关，然后以市场交易的方式把科研成果卖给中国有能力的企业。总之，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应一方面抓住机遇并充分利用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靠政府集中力量培养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中得到“健康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