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户金融行为
1.农户借贷行为的特征
李锐等指出，农户显著地偏好年利率低、担保抵押少、决策时间短、满足程度高和期限灵活的贷款，而对出借者是否具有农业知识抱无所谓态度；农户不会因为倾向其他特征水平而承受高水平的年利率；农户对年利率水平的偏好不是对称的，农户对高水平的年利率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得不到年利率低的贷款的情况下，他们也会退而求其次。杨栋等指出，不富裕农户希望凭借国家农贷解决生存资金，富裕农户希望依靠国家农贷发展生产。黄祖辉等指出，农户对正规和非正规信贷的需求均以消费为主，富裕与非富裕户的信贷需求也以消费为主。中国农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的经济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大部分农户主要依靠种植和外出务工，家庭现金收入主要来自外出务工，一般没有生产性信贷投资需要；同时，由于自身积累能力较弱，普通农户家庭在生活方面对借贷资金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考察认为，农户借贷需求的特点表现为：亲友借款是主要渠道、以小额借款为主、借贷用途日益多样化，但教育和医疗等生活性借款仍占有很大比重、以短期性借款为主和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类型农户借贷需求存在差异性。李锐等考察认为，农户金融抑制程度（需求数额没有被满足的程度）很高，达到70.92%，金融抑制对所有样本农户和受到金融抑制的样本农户的纯收入、净经营收入、消费性支出和非土地性资产的影响都是负方向的。熊学萍等指出，农户对融资制度的需求指向性，首先，正式融资制度是满足农户融资需求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其次，消费信贷制度是农户需求的主体。农户的消费支出中，文化教育及服务支出等是货币形式的刚性支出，属于集中性大额消费。再次，农户需要市场化的融资制度。刘西川等认为，随着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农户信贷需求结构和规模已经发生并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大部分选择外出务工的农户缺乏生产性信贷需求，其贷款目的主要是建房、治病和教育等。此外，生产性信贷需求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对非农生产的贷款需求趋于上升，对小型种植业的贷款需求趋于下降。
2.农户借贷行为的影响因素
张慧卿等指出，农户借贷行为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经济高速发展时，农户借贷行为频繁；经济发展缓慢时，农户金融需求减少，农户较少借贷。李锐等指出，虽然户主的性别、户主受教育的最高年限对农户借款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家庭纯收入、所经营的土地面积以及医疗卫生与教育总支出对农户借款偏好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熊学萍等分析认为，农户的耕地面积与融资需求呈高度相关关系，这说明外源性融资对大农户的生产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户的文化程度越高，融资需求意愿越强烈，但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差别不明显；农户的经济活动不同，对贷款需求的程度也不同，从事非农行业的农户由于一次性投入资金较多，对贷款的需求比较强烈；农户年龄与贷款意愿的关系非常明显，小于等于30岁的农户贷款意愿最强烈；农户参与信用合作的程度与贷款意愿有一定关系，当农户为信用社股东时，对贷款的需求意愿稍高于非股东。
（二）非正规金融
1.非正规金融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朱信凯等认为，非正规金融在放松农户信贷约束、克服其消费的资金限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非正规金融发达的地区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较小。非正规金融是体制嬗变过程中，对正规金融失灵的有效补充，两者相辅相成的二元结构是我国农村金融体制的必然选择。正规金融具有规模和成本优势，非正规金融具有信息和沟通优势，两者的有效结合是农村金融市场繁荣的重要保障。李锐等认为，与正式金融形式相比，民间金融组织与农户贷款需求额度小、需求紧急、担保抵押缺失等特征相吻合。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指出，绝大部分民间金融活动具有微利互助性质，借款手续简单，借款规模、成本与期限更切合农户需要；民间金融满足了资金收益率小于正规金融市场利率的农村金融需求，满足了受到正规信贷约束的农村金融需求和农村资金需求高峰期的资金需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吴少新等指出，农村非正规金融源自于人们的需求，它对农村社会文化具有很强的嵌入性，并且与农村社会秩序相匹配，使得农村非正规金融具有极强的自生能力和可持续性。周春喜通过对温州地区非正规金融的考察认为，非正规金融的形成有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原因。从需求的角度看，众多民营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供给的角度看，社会上一些富余的闲散资金找不到相应的投资渠道。
2.规范发展非正规金融为农村发展服务
李锐等认为，政府应该适度发展多样化的农村民间金融组织，逐步形成多种所有制有机混合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在遏制高利贷的条件下，适当放松对利率的管制，拉开年利率档次，简化借贷手续，以满足不同农户的需求，留住农户的“剩余资金”，用于新农村建设。朱信凯等认为，规范发展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安排问题。它的健康发展迫切需要政府放开金融市场的进入和退出壁垒，确立公正、有效的市场竞争规则，同时给市场主体充分的自由选择权。
（三）农村信用社
1.农村信用社存在的问题
穆争社等指出，农村信用社的股权设置决定了其法人治理结构应按照股份合作制的要求，体现“民有资本民营化”，并将经营目标定位为商业化可持续发展。但改革中，省级政府通过省级联社将中央政府赋予其对农村信用社的依法管理演变为行政管理，农村信用社的法人治理结构呈现出“民有资本官营化”的特征，因而导致难以建立稳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彭克强等指出，农信社存在目标定位问题、缺乏突破性改革成绩、农信社“支农”日益空洞化、存在潜在信贷风险和片面追求政策支持等。赵伟等则指出，我国农村信用社存在着较大的金融风险，多年来一直处于高风险运行状态。从风险分类的角度来看，农村信用社的信用风险和盈利性风险较为明显。农村信用社的流动性风险、资本充足性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小，操作风险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农村信用社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不良贷款率较高，贷款损失准备计提不足。
2.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发展建议
赵伟等认为，单纯的产权制度改革并不能解决农村信用社的风险问题，频繁的增资扩股能够在短期内降低信用社的风险水平，但是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农村信用社的金融风险还是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金宏等指出，第一，要合理设定资产专用性程度，降低农信社经营过程中机会主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第二，要制定合理的股利政策，充分考虑资本诉求，将股东回报与社会平均资本收益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第三，通过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适当提高法人股东持股比例，减小法人股东财产索取权和经营权不对等的差距，提高法人股东参与经营的积极性，促成合作剩余的产生；第四，强化契约的完备性，完善契约条款，保持股份合作制各单项制度之间创新步调的一致性，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建设限制机会主义行为形成机制的产生。穆争社则对解决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提出了如下建议，一是督促省级政府依法管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正确开展行业管理职能；二是撤销淡化省级联社的派出机构的职能；三是提高农村信用社“三会”成员素质，提高股权集中度，增强农村信用社自我管理能力。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认为，完善农村信用社的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一是要增加对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二是完善信用社试点改革评估机制，在资金兑付条件上，不仅看资本充足率和不良贷款比例，还应重视改革后产权结构的变化和治理结构的改进；三是加强农村信用社之间的竞争，允许信用社自愿组建联社，允许跨地区联合或合并，允许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四是健全信用社外部监管体制。
（四）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建议
1.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
（1）农村地区存在金融空洞化趋势。刁怀宏指出，农村地区金融机构数量的缩减和金融资本的大量非农化是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典型的金融空洞化。农村金融空洞化的真正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本赖以为计的金融交易不足，而金融交易不足又是由资金积累率过低和金融交易环境恶化造成的。
（2）农村金融市场不完善。卞志村等指出，农村金融市场主体发育不健全，客体创新不足，金融市场机制不完善，金融管制严重，金融市场生态环境较为恶劣。我国原有金融体系已构成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产生金融约束的根源在于农村地区长期的金融抑制。金融抑制离不开政府的干预，而政府之所以干预又是基于农村金融体系的残缺、幼稚和孱弱，两者相互印证，互为因果，最终恶性循环。周立指出，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抵押物缺乏、特质性成本与风险、非生产性借贷为主四大问题，使农村金融市场自然发育状态下出现“市场失灵”和“负外部性”，需要政府介入。但政府介入后，又往往以正式金融制度取代非正式金融制度，进一步恶化农村融资环境，又带来了“政府失灵”。两大“失灵”使得农村资金的非农化成为常态。
（3）农民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难。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调查认为，农民贷款难问题依然严峻，主要表现为资金需求缺口大、贷款成本偏高、贷款期限不合理、贷款手续繁琐、难以满足抵押和担保条件、农户对获得贷款缺乏信心。农村中小企业面临着正规信贷约束，正规贷款获得率低、正规信贷的规模远低于期望的贷款额度、正规贷款的额外成本高、长期的资金需求受到限制。赵岩青等指出，农户联保贷款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因为“联保小组的形成、借贷双方重复博弈机制的形成、信用社对于风险的甄别与控制、法律能否有效发挥惩罚作用”等前提条件在当前农村金融市场中并不能够得到满足，而且农业经营本身就存在较大风险。
（4）农贷效率低下。杨栋等认为，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中国农业经济增长都不能促进信贷资金流向农业，农业信贷与农业经济增长不存在互动相关性，中国农业对信贷资金缺乏吸引力。单纯以行政手段促进金融机构发放农业信贷，在资金使用效率上也是一种损失。中国农业增长需要信贷资金支持，但必须使信贷资金获得市场回报。陈雨露等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国家农贷对“理性小农”生产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生存小农”不存在显著影响。农民教育水平是影响“生存小农”生产最重要的因素，然后依次是农机价值、务工收入、非正式借贷和家庭积累，实际上“生存小农”并不选择国家农贷作为重要资金来源。
（5）小额贷款扶贫功能弱化。刘西川等指出，小额信贷的瞄准目标已从贫困地区的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收入户移向中等偏上收入户，甚至高收入户，反映出小额信贷的直接扶贫功能已经有所弱化。
2.农村金融市场改革的建议
（1）构建包含正式和非正式金融竞争的农村金融格局。周立指出，若不改变涉农基本制度，缓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关键在于，放弃单纯依赖正式金融部门的幻想，构建并运行正式和非正式金融两部门垂直合作型农村金融体系。杨栋等指出，农户信贷有特殊之处，现有商业银行进入农户市场确实不具备比较优势。相比之下，非正规金融更接近农户，也更具备信息优势。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条件，引导非正规金融发展成为农村社区金融组织，也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国家应以政策性金融或财政资金扶持“生存小农”，现有国家农贷应重点关注“理性小农”。同时引入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防止出现垄断也是政策层应关注的重点内容之一。吴少新等指出，要放松对非正规金融的管制，从法律上和制度上保护它们的财产权利和正当的经营活动；同时，建立监测系统，定期采集非正规金融活动的信息，作为制定决策的参考。另外还要鼓励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结，构筑一体化金融市场体系。政府应在引导二者的联结上有所作为，比如通过财政政策，以税收减免的方式推动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联结。周振海指出，应该通过农村金融组织或活动多样性在农村金融领域引入金融供给方的竞争，打破垄断或准垄断格局，制定类似《社区再投资法》的法律法规来推动商业金融机构回归农村金融市场，同时要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实行农村利率市场化和改进监管。卞志村等指出，要大力培植非正规金融部门，在有序竞争中促进农村金融市场体系、功能和机制的健全和完善，加大存量改革力度，按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架构理顺正规金融体系。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也指出，要引入竞争机制，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整体改革。随着各大商业银行纷纷从农村地区撤出，监管部门应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允许新设机构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特别是在兴办直接为“三农”服务的多种所有制的金融组织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
（2）加强对农村金融的市场引导。卞志村等指出，金融抑制以政府干预为基本内容，政府干预是旧范式的精髓，因此破解恶性循环的最好办法就是转变范式，使农村金融发展回到以市场引导为主、政府适当调控的正确轨道上来。
（3）正视农户的消费信贷。黄祖辉等指出，中国农村金融政策不能再囿于旧有的思维框架，需要针对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背景作出相应的调整。未来积极有效的政策思路应该是正视农户的消费性信贷需求，放弃以往将贷款与投入品相联系的农业信贷政策，扩大贷款范围尤其是增加消费贷款的种类，积极探索农户消费性贷款的发放方式。
（4）鼓励金融创新。卞志村等指出，要鼓励金融创新，因地制宜地在农村地区开展保险、租赁、信托、证券投资、资本运营等业务。中国农村金融需求与农村信用社改革课题组也提出：一是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调整贷款期限，增加中长期贷款的投入；二是根据农户借款的用途设置不同的金融产品，根据不同的需求特点为不同贷款设置不同的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等；三是创新担保方式。
（5）破解当前农村金融的空洞化。刁怀宏认为可采取的有效措施是，一方面，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这相当于使以前在赶超战略阶段被掠走的农业剩余回流农村；另一方面，应改善农村金融交易环境，提高农村金融交易水平。
（五）农业保险
1.农业保险的性质
黄英君指出，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农业灾害较为频繁的国家，发展农业保险以规避农业风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我国农民利益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农业保险的发展有利于我国农业保护与国际接轨。农业保险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公共品的特征。另外，农业保险具有有限的非排他性，农业保险的属性界定为准公共物品，农业保险险种应界定为政策性险种。庹国柱等也认为，农业保险立法的重点是政策性农业保险，并把中国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界定为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时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模式
谢汪送等指出，我国选择建立带有合作经济性质的农业相互制保险较为适合我国的国情。建立以农业产业化为依托、以互助合作为基础、以相互制保险公司为组织形式、以各级再保险机制为支撑、以政府财政税收扶持为后盾、以多方筹资建立的农业巨灾风险基金为“最后防线”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是符合我国农业保险实际需要的理想模式。程惠霞认为，传统农业保险具有高风险、高成本的特点，政府主导的“高补贴”的农业保险模式注定是难以为继的。实践证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模式都已举步维艰。中国已经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开始自己的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使用了类似美国的“私营公助、政府主导”模式，即由私营机构经营，政府给予多形式、高强度的补贴，并且通过立法予以保障。这种成本高昂的农业保险模式未必适合中国，中国需要的是借鉴美国在开发和推广农业保险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而不是效仿美国的模式。中国必须通过农业保险创新，寻求符合自身实际的农业保险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