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基本特征及其转变
陈璋认为，从经济学方法论角度看，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有其深刻的、独特的基本特征，不能简单地应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研究中国经济增长及增长方式问题，因为基本特征的不同取决于基本假设条件的不同：第一，所处世界背景的特征不同；第二，基本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特征不同；第三，有关经济增长的历史传统、经济基础特征不同；第四，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生产力结构特征不同；第五，科学技术进步和发展的机制特征不同；第六，在其他方面，我国也具有自己的特征，如人口规模特别是农业人口规模庞大、独特的地理特征、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等。他进一步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特征（假设条件）包括：第一，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特征；第二，引进科学技术机制特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原发技术方式，而我国经济增长依靠的是引进技术或简单模仿技术的方式；第三，计划经济的历史基础和传统特征。
胡乃武等将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的劳动力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根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又分出了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他们通过对中、美、日三国1994～2004年季度数据的处理和回归，分析得出，要促进一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仅要注重资本和劳动力两个生产要素数量的提高，更要注重两个生产要素质量的改进。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要素质量的影响甚至要超过生产要素数量的影响，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他们认为，当前我国首先要保持投资的平稳增长；其次要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此外，合理调整我国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的年龄结构，也是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武中哲认为，在社会学视野下，导致我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倒丁字形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的特征是：富裕阶层在社会当中占有很小的比例，却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财富；贫困阶层占了社会成员的绝大多数，却只拥有少量财富。在穷人和富人之间缺少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并且表现为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他认为，社会结构分别通过内需和产业结构影响着经济增长方式。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社会结构的优化有赖于利益格局的调整和相关的制度安排。通过一系列制度设置来优化社会结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发展进入良性循环的根本途径。他建议：第一，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第二，防止改革过程中的“制度缺失”，改革并完善市场中的首次分配和再分配制度；第三，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就业，弥合城乡之间的显著差异。
（二）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分析与选择
张楷弛等以剑桥增长模型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基于货币量值为变量的宏观经济模型，讨论了融资约束和企业行为模式如何决定宏观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论证了在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宏观变量会存在不同的稳定增长状态，未来趋向于其中哪一个将受融资约束、利息率的变化、财政政策和资产价格变化的影响。他们认为：第一，在一个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融资约束的高低会影响宏观经济变量长期的增长状态，对处在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持续高速经济增长是实现快速劳动力转移所必需的，因此银行监管当局不宜压低融资约束的水平；第二，在一个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要警惕资产价格（如股价、房地产价格）快速上升造成的资产值的异常变化，如果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了这种情况，超过一定临界值会使经济趋向于低增长甚至衰退。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完善企业破产机制，如果企业难以破产，资产价格又居高不下，经济可能会长期处于低增长状态；第三，在一个需求起决定作用的市场经济中，为了将经济由趋向低增长状态改变为趋向高增长状态，短期提高政府赤字投资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逐步削减赤字投资是可行的。但要注意这种短期的政府投资提高必须超过一定限度才会有效果，如果无法实现短期内如此高的赤字投资那么这种措施将不会有长期效果。
龚敏等基于AD-AS模型，估计了一个包含产出和价格水平的结构式向量自回归模型，以此揭示1996～2005年期间驱动中国经济波动的总供需力量变化，他们发现，近年来的“高增长、低通胀”是在有效供给能力改善的强有力推动下实现的。这意味着，全球化条件下实现我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正在从需求转向供给。他们认为，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过程，全球范围展开的市场竞争使人们高度关注企业层面上的微观效率问题，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经济体层面上由于失业率上升以及收入（尤其是劳动要素收入）增长缓慢而导致的宏观无效率问题。就企业而言，通过压低工资降低成本的确是提高其市场份额的重要途径之一；但是，就宏观经济而言，国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却是决定其国内市场规模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如果微观效率的提高不能在宏观层面上实现本国要素报酬从而国内居民收入水平的稳定增长，它将导致一个“合成的谬误”——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始动力在微观“效率”提高的过程中逐渐萎缩。因此，他们认为，现阶段的宏观调控应更加重视供给管理，把提升本国经济竞争力、增加有效供给能力、提高国民收入水平放在宏观经济政策的首位。
林毅夫等认为，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而要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就是根据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特征决定，我国劳动力丰裕，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而非资本和自然资源；靠技术进步以取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是有成本的；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生产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即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他们指出，要转变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他认为，我国目前的目标增长方式应为劳动力相对密集型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其次进行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使要素价格体系充分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目前我国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既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减少了我国劳动就业的机会。再次，进行一些配套改革以硬化个体微观主体的约束。
张孝德等认为，以巨大外化成本维持的工业文明模式，可以使人类少数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先入为主的强势通过成本转移来享受工业文明的好处，却无法让人口大国的中国以同样的模式挤入工业文明的行列。无论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还是人类文明史演化的必然，中国不能重复成本外化的工业化模式，中国必须探索一种成本内化的新型文明模式。他们认为，我们应在人类与自然统一、竞生与共生协调、技术与价值相结合的新文明观指导下，探索消费与生产、人类与自然制衡发展新经济模式。成本外化的西方工业化模式是一个消费与生产失衡的模式。他们指出，新型经济模式应当是生产与消费相互制约、相互均衡发展的模式。在新型工业化模式中，既要满足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要求，同时也要满足消费者如何以最低能耗实现幸福指数和生活质量最大化要求。围绕新经济模式重建，就有一个新消费模式重建的问题。他们认为，新消费模式重建需要从三个途径来实现：一是在新价值观的指导下，重新确立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从过度追求物质消费主义向追求幸福最大化转变，使与幸福生活无关的物质消费退出消费领域，以此来降低消费领域的能耗；二是让技术创新进入消费领域，为低能耗的消费提供技术支撑；三是围绕新消费模式进行立法和制度创新。他们认为，适应增长方式的转型，中国市场经济面临着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的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一，市场竞争导向的转型。从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向激励自主创新、创业投资导向的市场竞争转变。如何启动市场的调节能力，将市场配置社会资源的机制和重点导入到自主创新上来，这是自主创新最基本的制度保证；第二，实现政府管理市场方式的转型：从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向自主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变；第三，从有限竞争的市场向充分竞争的市场转型；第四，从初级要素市场经济向高级要素市场转变。粗放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资本与劳动要素的投入，而现代集约的增长方式，则主要依靠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制度等高级要素投入。他们认为，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调整市场要素的供给结构，从初级要素的市场经济向高级要素的市场经济转变。
卫兴华等认为，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增长的转变是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这个内在的规律性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阶段性演变反映出来。他们将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阶段：首先表现为要素驱动阶段，即资源经济阶段，特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其次是投资驱动阶段，即资本经济阶段；第三为创新驱动阶段，即知识经济阶段；第四为财富驱动阶段，即第三产业的分化阶段，追求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和生活享受成为经济发展的新的主动力，自然产业、精神产业和社会产业成为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他们提出，集约型增长与科技进步相联系，但又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技术创新驱动的增长，技术上的高效率并不能够完全和必然解决集约生产的问题。技术创新主要是针对产出的效率而言，技术创新固然是集约型增长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技术创新只能解决生产要素的技术结合问题，而不能解决生产要素的社会结合问题。他们认为，我国更应重视有利于转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有效制度安排，特别应重视提高劳动者掌握和发挥技术作用的生产积极性及其社会公平地位的制度保证，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价值形态补偿难以顺利实现的问题。他们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进行了概述，认为要确立增长途径上的效率导向，树立增长目标上的竞争导向，注重生产要素效率提高的协同性及要有经济增长视野的开放性。他们认为，当前我国应以科技创新提高效率，带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和能源的节约；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塑造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微观载体，塑造效率主导型的投融资机制，转变政府职能，使体制创新服务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解决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