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长衫铜盆帽男人第四次来过刘湾镇后，日本人开始在浦东“清乡”。他们在主要出入路口、桥梁、村庄都设了据点和关卡，白天查问来往行人，晚上严禁通行。刘湾镇上偷偷摸摸的生意也陷入了停滞状态，别镇上的店铺也不来信丰祥进货了，市里的投机商们再不敢冒险前来，只等躲过了这一阵再说。
那一日，常冀昌和李月珍双双去了江浦路上的信丰祥分店，市区的店铺几乎已陷入了瘫痪。他们只是去看看小儿子常明义，他在洋学堂里念书，已经有几个礼拜没回刘湾镇了。当然，他们是空着手去的，那一路的关卡，容不得他们带任何财物。
就在那一日下午，一队日本宪兵轻骑兵冲进了刘湾镇，许是得了什么消息，也或许，在刘湾镇上，常冀昌的名气实在是太响了，这帮被李厚娣叫做“黄皮狗”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饿狼一样扑向刘湾镇，直接闯进了中市街上的信丰祥。
那是一个正下着细雨的春日，信丰祥门口的台硌路潮湿泥泞，街头冷冷清清，开着门的一些店铺也是没有生意做，就那样敞着门，等待着一天的时光在阴霾的天色里一分分寂寞地流过。
日本兵的大靴子踏进信丰祥时，阿弟哥正坐在店堂里打瞌睡，货架上排放着的洋布绸缎在阴郁的天光里也失去了往日的色彩，带着粘稠的潮气，显得十分沉重。安静沉寂的刘湾镇上忽然响起一阵马蹄纷至沓来的轰鸣声，由远而近，然后，那些骑着高头大马的黄皮狗们嘎然停在信丰祥门口。十多个日本兵从马上跳下来，每一个的身高大多只到常冀昌的肩头，他们象一群跳蚤一样蹦达着冲进了店堂。信丰祥里干净的青砖地面上立即遍布了皮靴带进来的泥浆脚印。他们叽里哇啦地叫嚷着一些听不懂的话，长枪上的刺刀明晃晃地闪过，便已把柜台货橱里的坯布一卷卷挑开了，甩向店堂外潮湿的路面。
宪兵队小队长抬着头闯进门，拔出指挥军刀，气势汹汹地向着案台狠砍一刀，吼道：“老板！老板呢！”
阿弟哥刚从瞌睡中醒来，声音还哑着，他用塞了一口痰的破嗓子大叫着：你们干什么？我们老板不在，有话好好说，这是哪能一回事体啦？
小队长看这貌似猥琐的店员居然还敢这么说话，十分生气地喊着“拖出去～大大的不老实！”小队长一把抓住阿弟哥，把他拖到后楼的天井间，阿弟哥稍稍挣扎，便已被他摔了好几个“背包”，满口鲜血顿时淌出口角。一个日本兵用抢托一下子捅在阿弟哥腰眼里，阿弟哥顿时躺倒在地上，喊叫声忽然噎在嗓子里出不来了，身体更是瘫软着再也爬不起来。李厚娣在后房间里听到外面的喧哗声，颠着小脚惊惶失措地跑出来。她一看店堂里的情形，便惊呆了。一屋子日本兵正在翻江倒海地折腾，几个日本兵正把店堂里的布匹一卷卷撒到门外的地上，另外几个砸开帐台抽屉，踢开每一扇橱门。那些五色绸缎真丝棉布被一匹匹扔到街上，有的已经大片抖开了，有的堆在一起，被泥水溅得肮脏不堪。日本兵们继续把店堂里剩下的东西往外扔，有几个在外面把撒在地上布匹扛起来装上马匹，那阵势，便是明抢。
李厚娣呆怔了片刻，直到看见自家店里的布匹被扛出了信丰祥的门，她便猛醒了一般跳起脚尖声哭骂起来：你们这帮黄皮狗，强盗痞，凭什么抢我家的东西啊，给我放下！
一边骂着，一边冲上去夺那几个日本兵正要扛上马的布。日本兵扔下肩上的布转身就是一顿拳脚，李厚娣被踢倒在地，又爬起来继续抢，后面一个日本兵走上来，又是一顿拳脚。李厚娣的身上，已是裹满泥浆，脸面上也有混着泥浆的血水流淌下来，可她嘴里还是骂着：黄皮狗，强盗痞，枪毙鬼……
幸好日本兵是听不懂一个浦东妇女用方言对他们漫骂的意思的，要不，那一日，李厚娣是一准没命了。那时刻，李厚娣的表现实在是勇敢的，但身边没有一个人上前帮她，不是不帮，是没有人敢帮。那些黄皮狗手里的枪，和枪上闪着寒光的刺刀，随时可以让任何人在片刻间一命呜呼。所以，刘湾镇上的人们一见到这群黄皮狗闯来，就紧紧关闭了家门，谁也不敢出门看一眼。
宪兵队前前后后上上下下彻底搜查过，在信丰祥后的仓库里，他们搜出了更多的原胚布、煤油和蜡烛。小队长觉得还不够，对着阿弟哥问：“老家，老家在哪里？”。根据以往的经验，小队长认为，中国的商家除了店面以外，一定还有更多的货物私藏在老家。阿弟哥却是打死也说不出老家在哪里了，他便把自己十三岁便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过的远在浙江宁波的老家说了出来。小队长也许是觉得离这里太远，不太可能有货会藏在那里。可是又觉得很不解恨，就和其他几个宪兵一起，把阿弟哥拖到店堂外，手脚并用，把阿弟哥又爆打了一顿。
宪兵们在店堂里转了一圈，发现店里除了一个麻子女人和一个被打瘫了的雇员，再也没有别的可抢的东西了，便爬上马，扬长而去，只留下躺在地上流着血不停哭骂着的李厚娣、和一个躺倒在店堂地面上的伙计阿弟哥。
抄出来的货物实在是太多，宪兵队的马匹装不下，他们找来刘湾镇的镇长，逼着他叫了几个推牛头车的车夫，把抄出的布匹煤油蜡烛都装上牛头车，送到了庆宁寺，装上小火车。然后，再由庆英寺回到东昌路。
仅仅是半个时辰，信丰祥里已被洗劫一空。日本兵走了许久，才有人家开了门探出头来张望，确定日本兵真的走了，渐渐有人围到了信丰祥门口，便有人喊着阿弟哥，又有人去扶了大太太起来洗脸敷伤口。阿弟哥这才忽然醒过来似地，爬到李厚娣跟前，扶住遍体鳞伤的太太，大哭起来。大太太李厚娣被隔壁米店洪老板的女人扶着，颤巍巍地挪到随塘河水桥边，米店老板娘撩起河水，替连续哭骂得已经声音沙哑喘息不匀的李厚娣擦洗着脸上的血水和泥浆。
常冀昌和李月珍回到刘湾镇上时，正看到有人扶着李厚娣从水桥边往回走。人们看见高大的常冀昌和纤细的李月珍的身影从中市街拐角口出现，并一路走近时，纷纷惊呼起来：哎呀张老板，出事体了出事体了，你总算回转来了。
常冀昌听到人们的叫声，快步往店铺前奔来。只见麻脸女人李厚娣佝偻着歪斜的身体，人都站不直了，额头上还渗着血，身上、头发上全是泥浆。阿弟哥也是满身泥浆，趔趄着腰身躺在地上，是受了软档里的伤，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见到老板，又是“哇”地一声嚎哭起来。又有人七嘴八舌地说：还好还好，张老板你刚刚不在，你要在，事体就更大了，日本人看看老板不在，抢了东西就走了，你要是在，你就要和那些布一样被他们劫去了。
人们你一句他一句地说着，每个人的话里都带着宽慰，语气里却是无法掩饰的恐惧。李月珍已疯了似地冲进了一片狼籍的店堂，然后就象一根木头似地站在那里，连眼泪都忘了掉了。直到听见李厚娣在她身后号啕的声音：月珍啊！都抢光了，这日脚哪能过啊！
李月珍这才忽然之间明白了，家里是遭了飞来横祸，眼泪便如暴雨般滂沱而下。她转过身子，抱住受了伤的堂姐李厚娣，两个女人一起放声痛哭起来。一张光鲜白嫩的脸和一张带着血污的麻脸贴在一起，使这场刚刚遭遇的劫难显得更为惨绝人寰到不能接受。
此刻，常冀昌脚下的步子已沉重不堪，他四方型的脸上，两道浓黑的眉毛紧紧地挤在一起，他一步步挪进店堂，沿着墙角慢慢地转了一圈，抬头四顾着店堂内不堪入目的惨景，然后，细长的眼睛里，两颗巨大的眼泪“吧嗒”一声掉了下来。身后的人们，便是谁也不敢再发一点声响了，只有两个女人的哭声依然嘤嘤不断。过了许久，常冀昌回转身来，扯了扯嘴角，竟露出了笑容。他笑了笑，又清了清嗓子，大声对着人们说：也好，风潮过掉了，就没事体了。好在只抢了我们一家，别人家没遭抢，还算好的。这也是早点晚点的事体，总有一天会来的，来了就好了，来了就过去了，大家回去吧，困觉去吧，门关关牢，一觉醒过来，日脚和从前还是一样的，都散了吧。
说完，常冀昌抬腿跨进了残破凌乱的信丰祥店堂后面的里屋，高大的身影在夜色的掩隐中向着屋内蹒跚而入，竟显出一些沧桑的老态来。人们这才纷纷散去，嘴里小声骂着日本黄皮狗，却不敢可着劲儿大骂，好似日本兵还没走远，被听去了，还要杀个回马枪一样。他们庆幸着自己未曾遭遇到日本兵的抢劫，是因为侥幸，便似是偷窃来的平安一样，不敢露出欣喜的神色。同时又担心着下一次会不会轮到自己，便更是不敢高兴得太早，不知道这不测的遭遇将在哪一天再度袭击而来，恐慌感就完全掩盖了庆幸感，心头的阴云更是挥之不去了。他们想完这些，又开始猜度着常冀昌该怎样过这个难关。想想常家是有家底的，不怕这一次遭劫，若是轮到自家，那就真的是灭顶之灾了。这时候，又在同情中，对常冀昌心怀了隐隐的嫉妒。
那一夜，常冀昌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看着黑洞洞的床头顶，格外地想念起了他的二儿子常明诚。这讨债的儿子去抗日了，也不知道抗了几个日本鬼子，更不知道是不是和日本鬼子在面对面地打仗，要是打起来，会不会吃亏？下回那个灰色长衫铜盆帽的男人若是再来，他就要让他转告明诚，给我狠狠地打小日本，不把他们打个落花流水鬼哭狼嚎决不罢休。
可是，那个灰色长衫铜盆帽男人却再也没有来过。
常冀昌在遭劫后的第二天，就请了木匠泥水匠到店铺里来。三天以后，信丰祥里的柜台货橱帐台椅子全部修好了，常冀昌重新在店堂里摆上一卷卷坯布，劫后的信丰祥又重新开张了。因是全部修整过，所以倒显得更新了，丝毫没有留下遭劫的痕迹。只是布的品种花样没有那么齐全了，只有藏在别处仓库里的一些库存竹布和绸缎，全部摆上了货架，还是有许多空出的位置，稀稀拉拉的，就象快要破产关门的店一样。整个信丰祥，就象一个搬进了新房子里的穷人，住着好房子，却没有几样家具撑门面，好看的只是在面上，里面是不能看的，里面全是空的。比起原来的信丰祥，是绝没有充足和繁盛的景象了。但毕竟，店铺是继续开张了，生意也在挣扎着做下去。
常冀昌是一个很有韧性的男人，他并没有在众人面前表现出过于失落的情绪，他只是埋头苦干着，想起自己当年只是一个挑担子的货郎，便认定了，即使是再一次白手起家，他也是不会放弃他的信丰祥的。常冀昌也因此得了一个经验，往后，赚了钱也不能在家里囤积货物，得用那些钱买地，田地是生根在天下的，是抢不掉的。这经验得来，实在是不易的，那是在遭遇洗劫后的真知灼见。那一年，常冀昌已是将近五十的年龄，虽已不年轻，但要重整旗鼓，还来得及，是完全能做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