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终弟及”得来的权力有违“以子继父”的传统，赵光义想要靠政绩来证明自己足以担当起领导国家的重任。然而，他的“守内需外”的指导思想却使后来的赵氏家族的统治陷入了困境之中。
“金匮之盟”是否真有其事暂且不论，赵光义以皇弟身份继承皇位在正统的封建世袭制中并非名正言顺，在烛影斧声中继位的赵光义，内心总不踏实。他意识到要想巩固帝位、帖服人心，就必须树立自己的威望。
宋·李成·读碑窠石图赵光义急于完成统一大业，这样，既能证明自己是太祖当之无愧的继承者，以提高个人的威望；也可以转移朝野的视线，不再对他继位的合法性说三道四。当时，南方还剩下割据福建漳泉的陈洪进和吴越国的钱俶，都是只待收拾的囊中之物；而北汉因有契丹的撑腰，仍然割据河东，这表明赵光义要想统一中原，还有一场硬仗要打。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见政权初步稳固，便做出了攻打北汉的决定，希望通过攻灭北汉来实现赵匡胤不能完成的功业，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威望。正月，他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分四路攻打太原城；同时，命郭进为石岭关都部署，以阻击契丹援兵。
同年二月，赵光义御驾亲征，所遣兵马在十万以上。三月，郭进在石岭关（今山西太原北）南截击来援的辽军，辽军死伤严重，幸而耶律斜轸的后续部队赶到，才遏住宋军的攻势，得以退兵。潘美则指挥宋朝大军围困太原城，昼夜攻打，矢石如雨。
四月，赵光义抵达太原城下，督诸将攻城越急，太原城几乎城无完堞，城头箭集如猬。城破在即，太宗传诏北汉主速降。刘继元见大势已去，亲信逃亡，只得出降。至此，所谓五代十国的割据局面，全部结束。
五代时期，后晋石敬瑭把燕云十六州献给了契丹族建立的辽朝，宋朝建立后，迫切希望从辽朝手中收回幽燕这一战略要地。太祖时，大臣们曾想给他加尊号称“一统太平”，太祖却说：“幽燕未收，岂可称一统太平！”可见，太祖心中的“统一”是一定要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为此，太祖还设置了封桩库，储存钱帛，想用积累的财富从辽朝手中赎买燕云十六州，若此计不行，则用这些钱财招兵买马，武力收复失地。可惜，太祖有生之年未能实现这一愿望。
赵光义即位后一直想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以期给自己的统治画上最完美最精彩的一笔。于是，赵光义乘着消灭北汉的余威，率大军征讨辽朝。
此役开始虽有小胜，但在高梁河一战中宋朝军队却大败而回。赵光义本人也差点被辽军俘虏。
高梁河之战是赵光义转向“守内虚外”政策的关键环节之一。此次战败，使宋初以来经过生聚教阅而日益精强的宋军元气大伤，而军中发生拥戴德昭之事，又使赵光义深为惧怕和担忧。战后，赵光义竟不听取大臣们的正确意见去整饬军纪，精加训练，而是全力注意内政，尤其是加强对皇族和军队的控制。此后，宋军对辽作战逐渐陷入被动。
高梁河之战后，为了报复南京（辽朝的南京即今北京）围城之役，当年九月与次年十月，辽军两次攻宋，双方互有胜败，谁都不敢说胜券稳操，因此曾一度休战。但赵光义似乎仍未放弃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想法。
雍熙三年（986年）正月，出于对内外形势的判断，赵光义决定再次发动大规模的伐辽战争，史称雍熙北征。
先说对内，高梁河战败时，军中一时见赵光义不知去向，竟有人打算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这令赵光义深感皇位未稳，于是，转而注意内政。到雍熙初年，不仅太祖之子都已死去，连居于准皇储地位的皇弟赵廷美也已贬死，赵光义最后一块心病已经除掉，因而可以放心攘外了。而自南京围城之役以来，七年的战略物资积聚，也足以对付一场大战。
再说对外，赵光义误信边将的报告，认为“契丹主少，母后专政，宠幸用事”，辽朝政局不稳，是天赐伐辽的良机。赵光义正想挽回高梁河惨败的面子，便同意出兵伐辽。不过，此次赵光义心有余悸便坐守京师遥控指挥，令曹彬、田重进、潘美和杨业等兵分三路北伐，准备合围燕京。
但在此战中，由于宋军指挥不当，各路人马缺少合作，纷纷败绩。杨业父子血战陈家谷，不屈身死，边境大震。
杨业本在北汉主刘崇麾下效力，颇受刘崇赏识，还被赐名刘继业。后来，北汉降宋，杨业亦归附，太宗便命杨业恢复其本名，并予以重用。
雍熙北伐之所以惨败，赵光义有推卸不掉的责任。与太祖赵匡胤相比，赵光义的武功征伐是远远不及的。太祖出身行伍，有着丰富的战争经验，而赵光义在继位前虽然立过战功，但并未经历过重大的战役，因而也就缺少许多实战经验。赵光义又自以为是，刚愎自用，再加上秉承太祖削夺武将兵权的做法，每次出征前都制定了阵图（预先规定好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的作战方案），让将领们依计行事，却完全不顾前线战场上需要将领发挥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实际情况，犯下了兵家大忌，严重束缚了将领们的手脚。此外，赵光义将北伐将士兵分三路，却又不能统一指挥，使之互相配合，使得三路兵马极易被辽军分割击溃。
雍熙北伐的惨败，对于赵光义乃至整个朝廷的影响非常巨大。一时间，朝廷上下都弥漫着一股“恐辽”情绪。之后，四川又发生了王小波李顺起义，宋与西边党项族政权的战争也多有败绩，这些情形，使得太宗焦头烂额，不得不重新考虑他的内外政策，施政策略上由此发生了很大变化，渐渐地从积极应对外敌演变成为消极抵抗和守内虚外，这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给两宋时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端拱元年（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警报接连。但赵光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雍熙北伐后，宋朝廷对于与辽的关系，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防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以图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张洎等人的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端拱二年（989年），赵光义声称“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外自安”，确立了其后宋朝以一贯之的守内虚外政策。因此，宋朝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西夏王朝奠基者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只命宋军在边境疏河道，建立军寨作屏障。若辽军入侵，不许出兵，除非不得已，只许沿城布阵，却不许离寨进攻。结果束缚了将士的手脚，守边将领只好得过且过，“始受命则惟以攻坚陷阵为壮图，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赵光义也终于把一腔热血变成了安于现状的心安理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