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对每个家族集团统治而言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时也是维护其统治必不可少的举措。但改革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这些势力聚集到一起，也必然会阻碍改革的进程。赵祯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等到赵氏家族的燃眉之急得到缓解之后，“庆历新政”也就像昙花一现，守内虚外的《祖宗法度》，使赵祯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
欧阳修像景佑二年（1035年）二月，吕夷简入相，他竭力迎合赵祯天下大治的心理，粉饰太平，一味奉承，使得宋王朝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同时，赵祯还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开始，成为了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之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国家前途，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
严酷的现实迫使赵祯设法解决这些危机，以巩固赵宋王朝的统治。他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要巩固统治，必须要有人才。因此，他起用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早在赵祯亲政初年，范仲淹就以直言敢谏而被吕夷简指为朋党的核心人物，而今他位居执政，在处理西夏问题上也表现出远见卓识，在台谏与馆阁中有一大批都是他的追随者，他那“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国忧民的担当精神，都促使他成为众望所归的政治改革的领袖。范仲淹名为《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标志着庆历新政拉开了序幕。范仲淹在奏疏中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了一些改革建议。赵祯对臣下的改革措施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赵祯的支持下开始实行。但是，新政从开始实施之日起，就遭到了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指责实施新政的人士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更有甚者，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赵祯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新政”还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毁谤之风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雷动，使得赵祯对新政由疑虑转为动摇。最后，赵祯决意牺牲革新派，向反对派妥协。
庆历四年十一月，赵祯颁诏强调“至治之世，不为朋党”，不点名地批评有人“阴招贿赂，阳托荐贤”。范仲淹一见到诏书，就上表自求罢政。庆历五年正月，赵祯下诏废弃一切改革措施，解除范仲淹参知政事的职务，将他贬至邓州，富弼、欧阳修也同时罢政，出放外地。二十天后，杜衍罢相，反对派指责他“颇彰朋比之风”，把他视为新政朋党的总后台。韩琦上书指出不应轻易罢黜富弼，也因之被仁宗赵祯罢去了枢密副使之职。至此，新政派被悉数赶出了朝廷。在此前后，新政所推行的部分改革措施几乎全部废止。
宋代以后的学者批评赵祯对庆历新政“锐之于始而不究其终”，并对其原因大惑不解。实际上，赵祯当初锐意改革，是出于应付庆历初年内政外患的需要。到庆历四五年间，宋夏和议已成定局，京城东西的兵民骚乱也已经平息，宋朝统治不仅消去了燃眉之急，还出现了柳暗花明的转机。
而改革派公然不避朋党之嫌，迫使赵祯把消解朋党之争的棘手局面放在首位。欧阳修乃至范仲淹这些君子们，在朋党问题上的见解从道理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政治斗争并不一定是道理之争，因而他们最后只能被小人欺之以方，被赵祯敬而远之。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赵祯励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赵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作为一个守成之君，仁宗赵祯坚守祖宗法度，千方百计地防范朋党，以致他不得不在最后关头放弃了范仲淹的改革，从而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